對談︱《長安十二時辰》里的“胡商”“胡貨”與“祆教”
2019年07月11日09:59

原標題:對談︱《長安十二時辰》里的“胡商”“胡貨”與“祆教”

血色殘陽里,一隊黑騎漸漸逼近,拉開了《長安十二時辰》的序幕。一時間,大廈雲譎波詭,聞者驚魂動魄,他們是西域胡商,抑或是突厥狼衛?此行究竟目的何在?

答案正在逐步揭曉,案件始末也漸漸明晰,他們是心懷不軌陰謀的突厥狼衛。那麼,曆史上真正的西域胡商究竟是何面目,粟特商旅又與神秘的絲綢之路有何淵源?中國人民大學的四位青年學者為此展開了對話。

問:在網絡劇《長安十二時辰》里,突厥狼衛假扮成粟特商人進入長安後,首先來到了西市。為什麼他們會把西市作為進入長安的第一站呢?

劉喆(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研究生):東市和西市是長安城的兩大商業區。西市在長安城皇城外西南,裡面有市署,長官就是西市令,能夠“掌百族交易之事”。胡商來到長安之後,一般會先在西市集散貨物。而且西市又有“金市”之稱,經濟比較繁榮,還有不少胡商經營的店舖,比如說波斯邸、酒肆等。李白詩《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可以為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曾對長安西市遺址進行過發掘,出土遺物中有用金、珍珠、瑪瑙、水晶等材料製成的裝飾品,就可能是珠寶商的遺址。此外,西市中還有賣飲子的,號稱“福醫”,小說中提到永王喝的雪飲子,不知道是不是從這家店買的。

問:唐人尚胡風,“胡”究竟是指什麼?

劉喆:“胡”最早是指北方遊牧民族,《日知錄》和《史記·匈奴列傳》中均有提及: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為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概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後來隨著民族融合的進一步發展,“胡”的指稱逐漸泛化,多指代北方或西方的外族,比如說中亞粟特人在我國史書中就被稱為“九姓胡”“粟特胡”等。大唐文化本來就是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的,所以出現崇尚胡風的情況並不奇怪。《舊唐書·輿服誌》裡面就講,唐玄宗開元年間,“太常樂尚胡曲,貴人禦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可見胡人文化元素已經融入了唐人的日常生活。這在金銀器、墓誌、壁畫等很多方面都能找到例證。

問:《長安十二時辰》曾多次提到胡餅、胡服、胡樂、胡旋舞等,為什麼和“胡”有關的東西在唐朝特別受歡迎呢?

付承章(中國人民大學考古學博士研究生):原因有很多,既有當時社會流行的風氣,認為胡化即時尚,更有外來文化自身的“魅力”。比如其中提到了一家名為西府的金銀器鋪子,店主是一個籍貫康國的胡人老頭,也就是一個來自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的粟特人。粟特人以善於經商著稱,而金銀器正是他們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俄羅斯學者馬爾沙克先生所著的《粟特銀器》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造型獨特、紋樣精緻且做工華麗的粟特金銀器。有意思的是在這本書里,金器和銀器的比例是1:49。為什麼金比銀貴重,粟特人反倒更喜歡銀器呢?我認為更大的可能是當時的粟特地區受伊朗薩珊王朝的文化影響很大,而薩珊銀器是皇室用具,用銀象徵著權力和威望。所以粟特人可能是出於對薩珊文化的推崇,也喜歡用銀器來表達一種自身的優越感。

《粟特銀器》中譯本封面

粟特銀燈

問:《長安十二時辰》里,曹破延與一眾突厥狼衛假扮粟特商人潛入西市,突厥人與粟特人非常相像嗎?我們應該如何從外貌上加以辨別?

吳憂(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學碩士):相貌上,雖然粟特人和突厥人都是深目高鼻,但從中亞壁畫上的突厥人、粟特人形象推測,突厥人一般頰骨較高,鼻子突出。而粟特人鼻子相對筆直,嘴巴較小且多鬚髯,黑色長髮通常束起,並順著臉頰兩側垂至胸前。著裝上突厥人喜歡穿皮毛長袍,而粟特人則喜歡穿窄袖短袍。當然,著裝上的差別是最不明顯的,不能作為主要的判斷依據。最容易辨認的是髮型,粟特人一般為捲髮或短髮,戴虛帽,而突厥人多為長髮披肩或束髮披肩。在西安安伽墓出土的屏風上,左側的長髮人物就是突厥人,而右側的短髮人物為粟特人。因此在《長安十二時辰》里,束髮披肩的突厥狼衛曹破延在假扮粟特人時才會頭戴尖角虛帽。

安伽墓正面屏風圖像(局部)

甘肅所出粟特舞者銅像

問:曆史上,粟特人與突厥人的關係怎麼樣?

吳憂:粟特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河穀綠洲,此間分佈著許多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如康國、安國、曹國、史國、石國等,俗稱“昭武九姓”,有時候也不止九個城邦。曆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因此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製。

公元563—658年是突厥統治粟特本土的時期,《隋書·康國傳》載“婚姻喪製,與突厥同”,表明突厥和粟特的禮製都受到了對方的浸染和影響。粟特的商隊在行進路途中也會吸納其他民族(比如突厥人),並在絲綢之路上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方定居下來,建立自己的聚落。突厥領土內也有不少粟特移民,公元8世紀末9世紀初,粟特人逐漸捨棄了本土的語言和文字,西域天山的移民改說突厥語。因此數百年間,粟特人和突厥人分分合合,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歡離合。但從安伽等入華粟特人墓葬中的圖像判斷,他們之間更像是盟友——大多數情況下關係比較融洽,一同飲酒歡娛、吹彈歌舞。正如粟特文明專家馬爾沙克先生所說,雖然粟特人重貿厚利,突厥人更在意開疆拓土,兩者結盟目的迥異,但結盟之後,粟特商隊在絲路上的奔走獲得了突厥強有力的保護,在廣袤的突厥草原上也建造起了許多粟特移民的城池;同時突厥人在粟特人引導下創造了文字,鑄造了錢幣,鐫刻了記功碑銘,營建了城池,在文明上跨出了一大步。

問: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個情節:張小敬追趕突厥狼衛到懷遠坊的祆教祠,跟祆正發生了衝突,其中還描述了祆教徒們拜火的儀式。唐朝的祆教大體情況是怎樣的呢?

牟學林(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唐代長安城的外來宗教主要是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三夷教的興盛是唐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現。祆教也被稱為拜火教,即瑣羅亞斯德教,它是公元前6世紀前後由瑣羅亞斯德創立,其教義主張善惡二元論,最終善神會戰勝惡神。它在4世紀傳入中國,傳播過程中粟特人起了主要作用,祆教也是傳入中國後才有的稱呼。

據考證,目前可確知長安城有五座祆祠,此外在洛陽城還有四座。長安城的祆祠分別在布政、醴泉、普寧、崇化、靖恭五坊之中。貞觀五年(631),唐太宗下令在崇化坊修建祆祠。因祆教的信奉者多是粟特或其他胡人,故除靖恭坊的祆教祠在城東萬年縣外,其餘四座均在西域人較多的城西長安縣。小說中說祆教祠坐落在懷遠坊,儘管懷遠坊與崇化坊相毗鄰,但嚴格而言方位並不準確。

祆教之所以被又稱為火祆,是與其奉祀火神相關。唐代史料筆記《朝野僉載》卷三中曾有祆教每歲祭祀情景的描寫。《長安十二時辰》中描寫教眾聚攏火堆拜祭火神,是有曆史依據的。

唐武宗會昌滅佛時,也一併禁止了祆教,後來雖然禁令鬆弛,但五代、宋以後,祆教基本絕跡。

問:《長安十二時辰》後半部分涉及到了景教的相關內容,尤其伊斯執事,是推動後半部分情節的重要人物。唐朝景教的真實狀況如何?

牟學林:景教是唐代三夷教中的另一種。它屬於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唐初經中亞傳入中國,被認為是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景的意思是大和光明,景教是唐代教徒的自稱。

貞觀九年(635),主教阿羅本到達長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見,這是景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記載。三年以後,唐太宗下令在義寧坊建景教寺,並承認了正式的景教徒21人。《長安十二時辰》中將景寺設置於義寧坊,是對曆史記載有所借鑒的。但小說又說“長安城內,上規模的景寺有十幾座……”這一點恐怕不符合曆史事實。景教在唐兩京都有寺院,但從目前史料來看,所有教徒都是波斯或其他胡人,尚未發現漢人信仰的記錄,所以規模不至於如此龐大。

天寶四年(745),唐玄宗下詔將原先波斯寺改名為大秦寺。因為儘管景教由波斯傳入,但其發源地卻是大秦(古羅馬地區)。《長安十二時辰》設定的時間背景為天寶三年(744),且小說中伊斯又屢次強調景寺是大秦寺而非波斯寺,是暗暗呼應於曆史事實的,作者對此也是有所考慮。另外,伊斯執事也是真實存在的曆史人物,根據被譽為“中國第一景教文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記載,伊斯曾跟隨汾陽王郭子儀參與平定安史之亂,獲封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並獲賜紫袈裟。並且在平亂之後繼續布道行善。正是為了直接紀念他,景淨等方才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撰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一段曆史也被《長安十二時辰》所借鑒。

由於統治者的開放包容,景教在唐前期200餘年間一直有較寬鬆的發展環境。唐武宗滅佛時景教亦受殃及,它與祆教一樣,從此一蹶不振。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問: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沒有一些值得回味的細節能夠反映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涉及器物方面?

付承章:這部小說中提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器物,比如說有一個斜靠在氈毯上的胡人胖子,左手拿著高足杯。這個動作是比較還原曆史情景的,因為在西安安伽墓的石屏甚至在中亞出土的壁畫上都可以看到手持高足杯的人物形象。這種器物在隋唐時期的中國、突厥人的領地甚至烏克蘭都有出現,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的器物上。可見高足杯在當時很多地方是非常受歡迎的,出現在長安更是不足為奇。

安伽墓正面屏風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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