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冰霜:中藥的分寸在哪裡讓人擔心,西藥亦如是
2019年07月11日11:25

原標題:專訪|胡冰霜:中藥的分寸在哪裡讓人擔心,西藥亦如是

  幾十年行醫,胡冰霜說自己“對藥物的信仰三落三起”。與很多接受現代西醫教育的醫生不同,她對無論中西醫的藥物都較為審慎和警覺,注意其局限性,同時又對那些藥物之外的治療手段保留了開放而不失分寸感的態度。

  近幾年,有不少醫生寫的書出版,從他們寫下的故事里,我們得以換一種眼光見證生、老、病、死,體會醫生的艱辛、患者的苦痛。因此,這些紀實性的作品總有一種特別的擊中人心的力量。不過,今年春天出版的一本《與病對話:全科醫生手記》既似乎能納入到這一序列中,又擁有一種獨特的氣質,書中所觸及的問題,表達的關懷,和其他醫學人文作品並不相同。

  這本書的作者胡冰霜,擁有一份並不那麼常規的從醫履曆。她1983年從醫學院畢業,在華西醫院精神科做醫生多年,後來有機會與國際機構合作,先後在摩洛哥、摩爾多瓦、美國、保加利亞、蒙古國等國擔任全科醫生。在從業之初就選擇精神科,胡冰霜說原因在於自己覺得這是“一個超越、抽像而博大精深的學科”。這種興趣和風格延續了下來,於是胡冰霜許多年來對醫學的實踐和思考,也總是體現出一種更開闊、更靈活的眼界和態度,並不限於具體的診斷和治療。在新書的後記里,她這樣寫:“現代西方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甚至個體生命的永恒問題都提上了議事日程。但醫者仍可以擁有智慧、靈活、通達、唯美甚至詩意的行醫風格。”這一串形容詞很少被用於醫學,但讀胡冰霜的文章,能感受到這確實是她所欣賞和追求的行醫之道。

  書名定為“與病對話”,後記更是題為“那些治癒我們的病”,在胡冰霜看來,我們並不應該總以如臨大敵的態度去面對疾病,於是書中所講的故事,有一些關於減少恐慌之後如何帶病生活,還有一些關於人保持活躍的精神狀態對健康如何重要,有一些關於具體病例的診治,還有很多更著力探討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相比於關注具體的病症,胡冰霜更希望將患者視為一個又一個完整的、彼此不同的人,她說自己“對個體康複力、生命力的景仰連綿不絕”。她反複提到,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要展現生命的希望和光亮,她特意沒有挑選那些悲痛的、沉重的故事,因為不願意讀者因讀了她的書陷入痛苦的情緒。顯然,這是醫者(尤其是有精神科履曆的醫者)而非一般的寫作者會有的關懷。

  幾十年行醫,胡冰霜說自己“對藥物的信仰三落三起”。與很多接受現代西醫教育的醫生不同,她對無論中西醫的藥物都較為審慎和警覺,注意其局限性,同時又對那些藥物之外的治療手段保留了開放而不失分寸感的態度。當互聯網上的相關討論充斥著“科學”與“愚昧”或“玄學”之爭,胡冰霜的態度讓人得以獲得一點安靜,在迥異的體系和觀點之間尋找自己身體與生命的可能。

  藉著胡冰霜來到北京的機會,新京報記者在近日對她做了一次採訪。

  胡冰霜,出生於1958年。華西醫科大學醫學博士,複旦大學預防醫學博士後,四川大學心理學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華西醫院精神科醫生,先後至摩洛哥、摩爾多瓦、美國、保加利亞、蒙古國等國從事全科醫學的學習與實踐,並擔任“中英性病愛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專家。著有《變態心理學》《兒童智商》《詩意書畫》等,譯有《現象學和拉康論精神分裂症》等。

診斷為抑鬱症其實是胃癌

各科醫生需要全科的眼光和警覺性

新京報: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全科醫生手記”,全科醫生的獨特性和意義主要在哪些方面?你在書中說全科醫學“旨在‘全息’地處理病人的具體情況”,對全科醫學的理念和要求,能再做一些解釋嗎?

胡冰霜:現在醫學院的主流西醫教育其實就是全科教育,醫學院的臨床醫學系,四年、五年讀下來培養的是全科醫生,這是仿照國外的通例。醫學生出學校校門時,就有很廣闊的可能性:可以做任何一個科的醫生。現代西醫的教育如此,古典的行醫風格也是如此。比如在這些文明古國:埃及、印度、中國、波斯,最早的醫生們就是在看全科的。一個病人不好了,不管是外傷、發燒、腹瀉、或是生孩子,他都有可能會去找同一個醫生。後來醫學發達了,分科才逐漸明顯起來。

  醫生需要整體的眼光,習慣於整體地打量病人。我記得有這樣一個病人,50多歲,腹部劇烈疼痛、情緒不好、睡眠不好、憂鬱絕望,活不下去。他用抗抑鬱藥有好幾年了,在我之前,精神科好多醫生都給他看過,因為第一個醫生診斷了抑鬱症,於是大家就順著下來一直給他調整抗抑鬱藥,哪知幾年以後胃鏡檢查發現了晚期胃癌,原來是胃癌引起的情緒問題。所以我覺得各科醫生都需要全科的眼光和警覺性。

  為了切實瞭解病人的情況,我們也喜歡讓病人體檢一下,為什麼?因為病人他來了一次,很快就走了,你只見到他五分鍾,怎麼看得詳細,怎麼敢隨便就給他開藥?於是只好讓病人去查血、X光、心電圖……如果來看神經精神問題,可能還要做核磁共振、CT,這樣你知道他這些精神症狀不是因為腫瘤、血管問題、炎症這些器質性問題引起的,於是你膽子才大了一點,才敢給他開些藥。

  1976年秋天,我記得有一個住院病人,肝硬化晚期,當晚很煩躁、輾轉不安、睡不著覺,家屬和病人都強烈要求用一點點睡眠藥,結果就用了半片安定,很小很小的劑量,哪知病人後半夜就進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沒有醒來。

  所以醫生遇到陌生的病人,完全不瞭解情況,又要對他負責的話,就只好先給他詳細檢查,說不定要打個大包圍,直到完全對他的情況有了把握,才敢給他治療。

  如果一個區域有相對固定的一個全科醫生的話,他就可能瞭解這個區域病人的病史、家族史、知道他是怎樣類型的個體,他的哪些系統比較脆弱,可能會對怎樣的病易感,他從來的氣色。越瞭解他,把握越大,直覺和判斷越正確。

  我曾經服務於國際機構,在蒙古做醫生,我在那裡儘量抓緊熟悉我的病人。好在一開始就要給他們講課:食物衛生問題、呼吸道感染問題、HIV問題、酒精中毒問題,等等。借此很瞭解他們以後,你心裡就有個數,如果半夜三更有電話打過來,說喘不過氣來了,那麼不同的人份量是不一樣的:是一個嬌里嬌氣的女人,是一個心臟不好的老年人,還是一個強壯的人。

  對病人的熟悉要基於時間。大醫院醫生們時間不夠,就只能服務於尖端的疑難危重患者。如果能普及社區醫療網,一個全科醫生就負責某個區域內的那麼多人,就容易管得好些。

  《與病對話: 全科醫生手記》,胡冰霜 著,版本: 樂府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9年3月

新京報:全科醫生普及的理想情況是每個醫生服務於特定的社區。但是現實中可能沒有這個條件,具體到診治過程,就還是需要醫生自己調動整體的知識儲備甚至直覺?

胡冰霜:對,像如果略有一點時間的話,我經常喜歡在病房裡待一陣。我多次發現,在最艱難的時候坐下來休息,緩衝一下,讓大腦的資源、信息、概念、印象重新彙總整理,有時候就能發現些問題。

  像我書中寫的一個病例,一個老人昏迷不醒,我檢查遍了也沒發現什麼問題,於是就坐在那裡發呆片刻。聽到保姆一邊幹活一邊說:爺爺今天都沒流口水了,枕巾都是乾的。於是靈光閃過,馬上想到了會不會是缺水。確實等我們一點點喂了水進去,他眼睛就慢慢睜開了。如果那天我匆忙檢查完就走了,那就沒有下文了。

  還有一個病例我也寫在書中了。在華西急診室,一個女孩痙攣抽搐,叫我去看是不是歇斯底裡、癲癇、破傷風。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所以然,於是還是全身檢查一下,就發現她腿上有一個很小的傷口,有一點點紅腫,結果是被狗咬的,最後住進傳染科,確診是狂犬病。

  所以全身的體格檢查是很重要的,但現在沒有這樣做。按發達國家的體檢,病人先穿好最簡便的體檢衣服,方便醫生揭開檢查各個部位。但我們這兒門診病人太多了,一個醫生一上午幾十個病人,每個人都更衣檢查的時間沒有,很多時候簡直就是在快速打發。大醫院系統運行的負擔太沉重了,必須要向下逐級分散一下。

  延伸閱讀:《打開一顆心》, [英] 斯蒂芬·韋斯塔比 著,版本: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11月。當醫務製度和救人衝突時,醫生該何去何從?手術風險巨大,患者和醫生該如何決定?

治療的道路可能更廣闊

生活中過不去的坎兒

會成為身體問題

新京報:你做了許多年精神科醫生,之後有機會做全科,精神科的經曆和背景對你行醫的風格和觀點有怎樣的影響?

胡冰霜:我在精神科就發現,情緒問題、睡眠問題很常見。很多生活裡面實在過不去的坎,有時候就變成了身體上的問題。像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也是精神科醫生,他認為大內科普通門診的問題,百分之九十都與焦慮有關。

  如果意識到這一點,醫生的眼光就比較遠大,除了內科的藥物以外,如果再能夠有些心理的療法,那治療的道路就可能廣闊得多。而且精神科醫生也必須有很好的全科的視野,因為精神科的病人也會有各個系統的疾病,包括外傷、感染等等。有幸後來我恰好有機會做了全科醫生。

  延伸閱讀:《精神焦慮症的自救》,作者:克萊爾·威克斯,版本: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2年11月。精神焦慮症會導致身體症狀,患者應該如何自救?

新京報:你的這本書里很多地方都是講人的精神狀態對身體有很大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我們首先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人的高興的、積極的狀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疾病相抗衡?我很好奇這個問題。

胡冰霜:我比較過很多病人的家屬。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個農民,他的獨子得了精神分裂症住院,他先是唉聲歎氣了幾天,而後就專心地陪伴,辛辛苦苦地勞作,在醫院里一直保持了喜笑顏開的表情。我當時就在想,可能機會就在這個父親身上,他或許能夠翻轉這個家族的命運。後來果真翻轉了:這個兒子出院後雖然遲鈍一些,但也能高高興興地做一點農活,參加同齡人的活動;後來父親生計日漸興旺,居然很有點周圍鄉親希望把自己女兒嫁去他家做兒媳婦,而且果真如是,以至順利 延續了香火。

  另外的極端的例子是,一位母親獲知自己的孩子診斷了精神分裂症住院,絕望恐懼,當晚就懸樑自盡了。孩子出院回家後如何自處,可想而知。家庭氛圍,會最大程度地影響到人的情緒和健康。我覺得如果父母總是高高興興的,那麼兒女發生重大悲劇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

新京報:書中“對疾病的渴望”是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故事,這位患者沒有得病時總認為自己生病了,身體不好不能做事,對家人有無窮盡的抱怨。終於,她確診了結核性胸膜炎,這對她來說竟成了一件莫大的高興事,精神狀態也隨之轉好,後來整個家庭氛圍都好了。為什麼會有這麼戲劇化的心態?

胡冰霜:我的書出來之後,有好幾位家人、閨蜜、甚至陌生的讀者來問,“對疾病的渴望”這篇是不是有點在寫她們。為什麼會有這麼些人來對號入座?就說明這種現象很普遍,只是程度不一樣。

  像這種渴望疾病的人們,她們的出路在哪裡?她們有比較強的專注能力,如果能找到她們的興趣所在,千方百計要把她們引入某一個體系,音樂、舞蹈、運動、繪畫、書法、文學、攝影、勞動、活動、家務......讓她們進入諸如此類的共同體,她們一旦開始傾注,有了現實的渴望,就從那些渴望之中解脫了。這些人往往很認真、做得很好。

父母不聽兒女意見怎麼辦

讓父母先放心,再服氣

新京報:你好像很關注老年人、父母輩應該如何生活,乃至於帶病生活這個話題。那麼對於年輕人來說,在這個問題上能做一些什麼?

胡冰霜:父母年齡漸長,很可能會拖自己後腿。子女要認真培養,及時幫助父母探索生活的道路與意義,由此保持身心健康。我有一個學生,他考上北方某個大學的博士,但他決定不去,因為母親覺得自己身體不好,希望兒子留在身邊。但其實母親當時才五十幾歲,也沒有怎樣嚴重的疾病。這個學生只好不走,但自己的道路就有點不暢,心裡漸生出怨氣。天下獨生子女的父母恐怕要想通:兒女不一定就能永遠待在身邊,遠一點的距離或許能產生思念和敬重,這很重要。

  我有好多位學生把自己的父母培養得很好,給父母尋找各種機會,比如出來教書,學一下攝影、書法、繪畫、唱歌、彈琴、種植……子女反客為主,軟硬兼施;父母言聽計從,大器晚成。皆大歡喜。

新京報:但是不同家庭的情況不一樣,有些父母可能比較開明,容易引導,也有一些父母就很難聽進兒女的意見,很難改變,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胡冰霜:這種情況,自己要做得比較好,讓父母先是放心,後是服氣。年齡漸增,依靠兒女是必然趨勢。我的一個學生,她碩士論文做的是繪畫治療,她讓她媽媽畫,媽媽畫了三棵樹,中間一棵大的,旁邊兩棵小的。然後她媽媽講,中間這棵樹就是你,旁邊的是我和你爸爸。當時她30歲,因為各方面都發展得很好,於是讓父母覺得女兒值得學習和依靠。而且對父母而言,兒女說話是最有效的,父母的認知能力、行動能力各方面都在退化,和子女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要抓住這個機會教導他們,如果不教導,他們的日子將會挺艱難的,子女們也會挺艱難的。

新京報:人自己當然要努力調整精神狀態,但還是像剛才提到的書中那個故事里,那位患者最後是因為吃治結核病的藥,比如異煙肼,對她的情緒產生了作用才好起來。所以我也困惑,“高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的選擇,多大程度上是生理的稟賦,甚至藥物可以實現的效果?

胡冰霜:是,一些極端嚴重的情況,人自己很難翻轉過來,要用一些藥物。但如果比較輕的話,還是可以竭盡全力翻過這個坎。精神藥物的曆史只有半個世紀,那麼半個世紀以前,千年萬年的曆史里,人們是如何讓自己高興起來的?從古希臘就有一個詞:melancholia,憂鬱,人們用很多活動,運動、征服、航海、思辨、戲劇、繪畫、建築、音樂、詩歌等等,來發現意義,證明活下去是值得的。我覺得文學的全部意義都在於拯救大家的精神。儘管我們出生之後很快就能意識到死亡,但這些東西讓我們覺得活著是有意義的。

  當然,藥物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福音。我遇到過求死意誌特別強烈的患者,一進病房就說,他就是在這裏也可以有三十種以上的死法,言之有理,我只好讓他給我寫一個保證書,保證兩週之內不死。為什麼?因為我盤算他的藥物大概兩星期會開始有效果。他就這樣咬牙切齒堅持了兩週,而後就重新開始感受到了天空、綠地、鳥叫,又活過來了。如果沒有藥物,有點不可想像,極為困難。

民間中醫醫治方法靠譜嗎?

對未知要稍微包容一點,但不能過度

新京報:你這些年在藝術治療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嚐試,藝術治療比較適用於哪些患者或是人群?

胡冰霜:我有一個關於藝術治療的課題,三部分。第一是老年人的繪畫治療,因為老年人的動作少,比較適合繪畫;第二是兒童的音樂治療,兒童生來就是音樂家,有節奏感;第三是女性的舞動治療,成年女性動作協調、需要一些體力付出,舞動起來效果很好。為什麼要在醫院做這些?因為患者治療之後回去還要生活,所以除了藥物之外,還想讓他們有多一些的辦法,來保持健康,對付生活里的各種困境。如果能唱,能跳,能畫,就更容易能度過那些艱難。

新京報:藝術治療的一些方式很符合人們的經驗和直覺,但是總像是很難明確化。現在這方面的理論發展得怎麼樣?作為治療方法被廣泛接受了嗎?

胡冰霜:我最早聽說藝術治療是三十年前,開始認真做是二十年前。近十年,國內藝術治療漸漸普及,已經比較熱鬧了。人類沒有語言之前就有圖畫,不需要教育就可以載歌載舞。如果全民族都歡天喜地跳廣場舞,那也是挺好的,很讚成。很多人“三高”,尤其應當跳。當然,且跳且能不影響別人,音樂小聲一點,那更好。

  跳舞,可以消散那種虛無、埋怨之氣,心情清風明月。我覺得很多舞蹈範兒的人心緒都比較周正,因為運動會產生內啡肽、腦啡肽,相當於我們身體自產嗎啡,何樂而不為。我接觸過的一些農村病人,就是在不種地之後,開始天天打麻將,身體日漸虛弱,心情也不好,疾病叢生。我給好幾位農民的處方是:回去地再繼續種起來,哪怕就種一點菜都好。還有藏區的牧民,犛牛也不養了,開始全面休息,而後就開始週身不適。人是動物,必然需要動起來。有些人,你看他坐下來就不停地抖腳,他其實是在回歸身體的本能,自救,借這種運動,緩解自己的緊張焦慮。

  延伸閱讀 :《藝術治療手冊》,卡洛琳·凱斯/苔薩·達利/黃水嬰 著,版本: 南京出版社 2006年。英國如何進行藝術治療?

  新京報:在醫院里,藝術治療是一種正式的治療手段嗎?

胡冰霜:醫院當然更重視藥物治療。我在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做藝術治療,雖然只占一點點份量,但迫切地需要。

新京報:書中講了很多曾經使用推廣過,但現在已經被放棄了的醫療手段,比如中西醫結合膽道排石、針灸麻醉,還有一些非常民間的醫治方法。一般來說,這些方法現在被提起,會被打上落後的、不可靠的標籤,但你沒有,反而認為其中可能有我們仍然能借鑒的思路。你是怎樣看待這些很難被納入現代醫學體系的醫療方法的?

胡冰霜:我覺得,我們對未知的一切,可能還是要稍微包容一點更好,但不可以過度。這幾天我有朋友跟我說,他剛去做了針灸、放血治療,他說感覺輕鬆了很多。我覺得針灸要小心,因為醫者的手,還有操作環境,都有可能是汙染的,可能傳染血源性疾病。即便是用一次性的針灸針,也不能確保手是無菌的,不能做不穩妥的事。放血更要小心。

  我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沒有來得及收在書里,是寫我媽媽腹瀉,我的老師給她貼了耳穴,貼上了一種植物的種子,然後她就好起來了。這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我寫的時候“狠狠地掐自己的腿,確認自己是清醒的”。因為對此療法我其實是不敢但又不得不相信的,我曾經學過一些中醫,當時就沒有信任感,覺得沒有因果的邏輯性。雖然我覺得對未知還是要包容一點,但同時也很擔心這些手段會被用得不安全。

  像針灸,紮胸部如果刺破了胸膜,空氣進去了就是氣胸,肺就壓縮了,這是有生命危險的。還有的顳部太陽穴,紮進去就是血管。如果這些知識不普及的話,一旦悲劇反複發生,那針灸的前景堪憂。還有中藥,因為中藥沒有劑量,成分複雜,副作用不明確,也要很警覺。在傳染科,看到肝損害黃疸的病人來了就要問,你吃過什麼中藥沒有?有些病人就是為了頭髮烏黑,吃了何首烏,導致肝損害。中藥的分寸在哪裡,讓人擔心,西藥亦若是。

  作者

  :新京報記者 李妍

  編輯

  :榕小崧、李永博;校對:薛京寧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