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再生|日本垃圾分類緣何而起
2019年07月11日10:58

原標題:垃圾再生|日本垃圾分類緣何而起

當垃圾分類成為一樁具體的日常行為後,公眾第一時間把目光轉向日本。雖然垃圾分類並不是日本獨有的專利,不過出於中國遊客對日本禮儀秩序的刻板印象,日本的垃圾分類自然成為首先拿來對比的對象。

論及原因,糾葛甚多。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分類”傳統,也就是對儀式、等級的天然重視。另一方面,日本自古對“清潔”或“淨化”極其重視。日本很容易給人留下“乾淨”的印象。從日本人好洗澡的習慣,甚至將泡湯拓展為特有的旅遊項目中,就可見一斑,況且一系列文學和繪畫的傳統作品,都表現了日本人對日常環境的特別關心,也令人聯想起垃圾處理和清潔文化之間的一些的聯。

不過,就具體的垃圾分類來說,其淵源還是和二戰以後的一系列文化轉變有關。戰敗後,日本經曆了從美占時代到五五年體製建立,再到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和一系列激進民主運動。正是在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和激進化進程中,環保訴求日益延伸到日常垃圾領域,直到垃圾分類製度形成。

可以說,日本的垃圾分類製度產生於其獨特的曆史進程之中。只有在日本社會的專門土壤中,才誕生出日本式垃圾分類行為。這不是一個抽像的觀念,對日本的垃圾分類,將其放置於整體的日本現代曆史中,才能真正理解。

曆史是一連串事件的因果鏈條,垃圾分類的故事要從日本戰後建立的“五五年體製”開始。當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於1952年撤離日本後,日本社會的政黨政治迅速建立,並且形成了以自由黨和民主黨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等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為自民黨,在選舉中佔據優勢一舉奪魁。從此,自民黨連續主導日本政局長達38年,過程中看似多黨派競爭,實際是自民黨獨大,其餘黨派難以撼動其龍頭之位。這樣的政黨格局及後來所形成的經濟局面,史稱“五五年體製”。

“五五年體製”確立後的基本結果,就是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同時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與之相伴的,也包括日本國內抗議之聲越來越大,民眾的民主訴求日趨激進化。經濟騰飛和民主浪潮,是日本社會在1955年後的兩個主要聲音,也是對當時的市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兩個側面。

經濟騰飛最直接的影響,是日常生活的全面西化。不僅是在風格上模仿西方,而且伴隨著日常生活在現代技術層面的全面革新。舉例來說,傳統的柴炭式廚房逐漸被煤氣灶取代,後來又變成了電氣灶。這些技術方面的改變,帶來的是一個新的“現代主婦階層”,比她們的先輩們在勞動上更輕鬆,觀念上也更現代,因而有更多時間參與到外界社會的現實中去。

1964年,日本東京奧運會的召開,被視為日本五五年體製的重要成功標誌,也被視為日本走出戰後陰影,重回國際社會的重要表達。日本人突然意識到,本國不再是國際社會上的醜小鴨,已經脫胎換骨成為天鵝之子(《成長中的日本經濟》下村治)。

對一般市民來說,經濟的騰飛刺激到了每個人的工作慾望。這個年代成了昭和日本記憶中的黃金年代,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說:“我們日常生活的發端,真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市民找到了不同於往日的現代日常生活形態,也逐漸具備了不同於往日的現代生活理念。

而五五年體製的另一個後果,就是民主聲浪。嚴格來說,這場聲浪到今天依舊在發出強大的聲音。一系列針對五五年體製的抗議運動,進一步激發了一系列民間運動。來自學校的大學生和基層勞工的工會組織,在運動過程中逐漸成熟。同時,1960年代的民間運動在國際上形成了全面的合唱之聲,和青年亞文化興起、反戰運動等並行而出。這場越發激進的民間抗議風潮,也影響了各地民眾集團化的形成。人們追隨各自的訴求,形成了不同的訴求團體,同樣以民主運動的方式,參與到整體日本社會政治中,其中也包括民間的環保組織。

可以說,1960年代的日本民眾,一方面沉溺在經濟騰飛的強大快感中,也以一種積極而激進的態度參與到公眾生活里。民間的環保聲浪不僅是一種抽像訴求,也成為對日常生活的直接介入方式。更何況,經濟的騰飛所付出的代價包括在環境方面的損害,而這些損害直接影響到人的日常生活。

從1950年代開始,一些地方就陸續出現因環境汙染而導致的疾病。其中比較嚴重的包括發端於熊本的水俁病(水銀中毒)、發端於富山的痛痛病(鎘中毒)、發端於三重的哮喘,由於水俁病發生在水俁市和新潟市兩地,所以統稱為“四大公害”。

在1960、70年代,環境汙染的受害者所採用的抗議方式,和民主抗議或反戰運動類似,而環境保護已然成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日常生活領域,由於主婦階層已具備了非常現代的介入意識,也開始以日常改善的方式表達對環保的訴求。

這些訴求指向產品的生產方,包括了呼籲消費者運動以及抵製不良商品等方面,同時也含有對垃圾循環利用的倡議。五十嵐曉郎在《日本政治論》中提到:“垃圾處理問題更加積極的解決辦法是循環利用。為實現循環利用,地方自治體和地區的自治會在承擔處理廢棄物的同時,主張循環利用的市民運動也必須不斷追究製造方的責任。”

大約從這個階段起,日本的環境保護——或者具體為垃圾的循環利用製度,成為了政府和民間組織互動的過程。1970年實施《廢棄物處理法》,開始正式處理垃圾問題,區分了日常垃圾和工業垃圾。表面上看,對民眾和政府的良性互動和環境保護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推進性的措施。

可也別忘了,儘管日本在1970年後經濟發展速度趨於緩和,但環境汙染依舊在繼續,並沒有減緩的趨勢。可以說,一邊在積極環保,另一邊在積極汙染,反而構成了某種很現代的“共謀”。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中這樣寫道:“當工業毫無節製地擴張,有時甚至不計後果,空氣與用水質量自然會急劇惡化。環境受損的代價,又或工人與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無關輕重。它對生產者無直接關聯,政府亦不需馬上付出代價,欣欣向榮的國民生產總值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減損。事實上,假如環境受損,反而會刺激經濟活動,如建造濾水廠或送汙染受害者到醫院治療,這些產品與服務又會被看做’不斷增長’經濟的一部分。”

這樣的狀況持續到泡沫經濟年代,甚至可以說持續至今。其結果究竟如何,始終在爭議之中,是一個遠未有答案的問題。

1997年,日本推行《容器包裝循環利用法》,成為了外國遊客對日本“垃圾分類”最直觀的表達。不過,對日本的垃圾分類製度來說,可以說是環保問題、民主政治問題,也可以說是日常生活形態問題,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日常美學問題。

日本的垃圾分類製度,背後是日本半個世紀的社會經濟進程。日本的垃圾分類製度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抽像問題。只有在日本的具體社會變化中,才能看到其具有特色的垃圾分類和環保活動的獨特性。

(作者係日本文化研究者,曾訪學於大阪大學。)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