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們的悲劇:調查顯示伊拉克男性遭性騷擾比例高於女性
2019年07月11日17:43

原標題:“哈桑”們的悲劇:調查顯示伊拉克男性遭性騷擾比例高於女性

在長篇小說《追風箏的人》中,一場至關重要的追風箏大賽最後,主人公、阿富汗少年阿米爾目睹自己最忠誠的仆人哈桑被不良少年圍堵在小巷里強暴的場景曾牽動了無數讀者的心。而如今,在一些中東地區,男性性侵受害者的處境仍令人擔憂。

英國廣播公司(BBC)7月11日報導,根據BBC阿語頻道對10個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地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其中的兩個國家——突尼斯和伊拉克,遭受口頭和身體性騷擾的男性多於女性。

“所有人都認為我和他們是一夥的”

“我開始尖叫,但所有人都認為我和他們是一夥的。”

這一天,13歲的伊拉克男孩薩米(化名)被高年級學生圍堵在廁所牆角,他們開始觸摸他的身體。薩米發現自己因震驚而無法動彈,渾身僵硬,直到他慢慢找回自己的聲音,開始大聲尖叫。

這些高年級學生被開除,但學校並未解釋具體原因。隨後,薩米被叫到校長辦公室里,遭受了“二次傷害”——他被告知,學校將這件事視作一場“雙方都同意的性行為”,但他“幸運地”不會被一起開除,他將擁有“另一次機會”繼續留在學校里。

薩米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沒有對家人提起這件事,幾乎幾個月都不和任何人交流。

這是薩米第一次受到性侵犯。

2年後,15歲的薩米拿起玻璃瓶砸向僱主的腦袋,隨後落荒而逃。那一天,當兩人獨處時,僱主將薩米逼向牆角,試圖親吻和愛撫他。薩米衝動地抓住了手邊最近的東西——一個玻璃瓶。

“他過分關心我。”薩米對於來自僱主的關注感到不安。

薩米不知道他的僱主向周圍人說了些什麼,直到整整一年後,他才找到第二份工作。

而那一年,16歲的薩米再次陷入困境。

薩米的一個堂哥坐到了他的身邊,拿出手機,瀏覽起色情圖片。突然間,堂哥抓住了薩米,把他壓倒,拍打他,強暴了他。

接連的遭遇讓薩米深感痛苦,甚至噩夢連連。他再也無法留在那個地方。

“我設法說服我的家人搬家並離開那片社區。我們切斷了與親戚和鄰居朋友的關係。”薩米告訴BBC。

隨後,這家人搬到了首都巴格達,並在那裡找到了工作。

然而,遭受襲擊的創傷仍不斷重現,使得薩米迴避建立情感關係。但逐漸地,當他與城里的新朋友建立信任後,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不再獨自承擔過往經曆的負擔。試探性地,他向一小群親密的朋友傾訴。他們的反應出人意料,薩米意識到他並不孤單,朋友中的一些年輕人告訴他,他們也經曆過性侵犯。

現年21歲的薩米,目前在巴格達的一家大型國際公司中,展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向BBC透露了自己的過去,以鼓勵有同樣遭遇的人敞開心扉。然而,過去經曆留下的痕跡並沒有從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薩米說,他現在依然無法與任何人建立戀愛關係。也許有一天,薩米說,當他自己做出改變,或整個伊拉克社會發生改變後,他會找到自己的伴侶。

男性遭性侵問題仍未受關注

跟據BBC阿拉伯語頻道這項基於2.5萬人的調查結果,在兩個男性受性侵犯率高於女性的國家中,相比於突尼斯僅1%的差距,伊拉克的比例差距更為顯著——39%的伊拉克男性經曆過口頭性騷擾,女性為33%;20%的伊拉克男性經曆過肢體性暴力,女性為17%。

此外,在法律規定丈夫毆打妻子並不違法的伊拉克,一些男性還表示他們曾受到過家庭暴力。

對於上述結果,分析人士向BBC指出,遭受性騷擾的女性可能更願意保持沉默,或者,她們往往不願意站出來將自己的經曆歸類為家庭暴力或性暴力,抑或是她們對這些術語並不熟悉。此外,女性也經常會撒謊來保護那些身邊的肇事者,以避免遭遇他們的報復。

另一方面,針對男同性戀、跨性別者,以及那些看起來和聲音更女性化的男性的欺淩,往往是當地性暴力的“主題”。

搬到巴格達後,薩米的生活有所改善。

除了伊拉克之外,據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發佈的報告顯示,在3754名13-15歲的黎巴嫩男孩中19.5%曾是性侵受害者。聯合國難民署一項對烏干達境內蘇丹難民的調查則顯示,30.4%的男性曾經曆或目睹性虐待,而這個數字在居住在蘇丹境內的非難民中已上升至近一半(46.9%)。

在敘利亞戰爭期間,高達94%在押人員和97%的失蹤人員都是男性。他們經曆了些什麼?“我當時受到了各種折磨。我們80個人赤身裸體地被關在一間不見天日的牢房裡整整三十天。到了晚上,他們就把我們倒吊起來,拿東西電我們的性器官。這裏太黑了,我們看不見他們的臉,只能聽到周圍傳來同伴的慘叫聲。我當時以為我們都會死在這裏。”一位曾在拘留期間遭遇性虐待的倖存者這樣回憶他的經曆。

與上述數據相比,無論是主流媒體調查報導、學術研究論文,還是當地社區與政府,長久以來似乎都對男性遭遇性侵問題興趣乏乏,以至於有學者認為,“在某些方面,現在男性強姦受害者所面臨的局面與兩個世紀前女性所面臨的情況幾乎一致”。

塔斯馬尼亞社會服務委員會(TasCOSS)分析員韋恩·羅素(Wynne Russell)曾撰文指出,強姦與性暴力案件普遍存在隱瞞不報的現象,但如果受害者是男性,這個比例則更高。男性與女性受害者都可能會感到羞恥、困惑、恐懼和恥辱,而男性受害者則更不願意談論自己的受害經曆,因為這與所謂的“男子氣概”格格不入,他們所處的社會不鼓勵男性談論自己的情感,更何況是恥辱。作為一個有“男子氣概”的人,在性侵發生時,他們應該有能力防止自己被當作容易下手攻擊的對象;在性侵發生後,則應當像個男人一樣,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別怨天尤人。即使那些男性受害者想要談論自己遭受的虐待,他們也可能會發現自己找不到合適的字眼去表達。

此外,由於人們普遍認為男性不像女性那樣容易受到性侵,很多戰區的醫生、顧問和人道主義工作者往往很少有意關注男性受到性侵的跡象,醫務人員也很可能沒有接受過相關訓練。即使他們發現了在受害者身上存在虐待痕跡,往往也不會將它和性侵聯繫起來,性侵就這樣消失在普通虐待和酷刑下。

與此同時,向警方報案或許是更壞的選擇。

“如果我報案說我被強姦了,警察很可能不會認為我是受害者,甚至會把我關進監獄,因為他們會覺得我是當事人,認為我就是個同性戀——而這(在伊拉克)是違法的。”薩米指出,雖然針對男性的強姦是違法的,但警察和社會普遍不會對受害者施以同情。

在大部分穆斯林國家,同性戀不被允許,而異性之間也要注意保持距離。一方面,壓迫性的限製導致陰暗的慾望滋生;另一方面,同性戀群體被邊緣化、被歧視,甚至被騷擾。

在西方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筆下的埃及,同性戀者會被冠以一個詆毀性詞彙“khawwal”(相當於“死基佬”),隨時會被鄰居舉報,警察會在身後盯著你,可以毫無證據地將你關押,昨日的情人一覺醒來可能會對你發起攻擊,只因為他不想承認自己也是個“khawwal”。

《追風箏的人》中的情節反複上演——哈桑為捍衛阿米爾的榮譽被人淩辱,阿米爾親眼目睹後卻轉身逃離,在內心的掙紮與悔恨下,選擇設計將哈桑趕出家門。現實中,無數不知名的“哈桑”們,與小說中的哈桑一樣,對自己的經曆只能保持沉默。無論其他人做了什麼,他們都避免向別人提起。

在更多的男性性侵案例被記錄在案,更多的媒體展開報導,更多的人道主義組織進行援助,更多的醫護人員接受相關培訓,更寬鬆的法律與社會環境出現前,出逃,或許是他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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