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語小說年展》:今天的海外華語文學還寫鄉愁嗎
2019年07月10日09:10

原標題:《海外華語小說年展》:今天的海外華語文學還寫鄉愁嗎

移民文學是全球飄散的蒲公英文學,團狀花絲隨風飄散,越洋生根,萌發出花葶上新的絨冠。

無數華人作家筆耕不輟的努力共同促成了海外華語文學井噴式發展的蓬勃盛景。

7月6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主辦,遊於塵外協辦的普魯斯特下午茶第十期“母語的海外孤星——《海外華語小說年展(2019)》”在上海外灘舉行。旅美作家夏商化身“策展人”,與作家、評論家、出版人和高校學者一起探討海外華語文學佳作及其發展現狀。

活動現場 主辦方供圖讀者彷彿移步紙上展廳

《海外華語小說年展(2019)》(下文簡稱《年展》)精選海外華語作家2018年創作及發表的中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更引入美術館展覽的形式:主編是策展人,封面是延伸的展廳,參展小說家的輯封宛如展品的懸式肖像,讀者翻閱的過程彷彿移步紙上展廳。

書中16位“參展”小說家包括白先勇、陳河、陳謙、陳永和、二湘、黃錦樹、範遷、李鳳群、淩嵐、柳營、李一楠、黎紫書、王芫、夏商、張慧雯、張翎。既有一代名家又有中堅力量,還有非常新銳的視角,試圖呈現海外華語文學獨特的繽紛和多元。

《年展》主編夏商感慨:“移民文學是全球飄散的蒲公英文學,某種意義上,母語也是祖國,是隨身攜帶的精神層面的祖國。對遠離故土的海外華人來說,寫作未必是一種生存需要,而是情感需要,從顛沛和艱辛中逐漸安頓下來,選擇用母語抒寫鄉愁簡直是本能,散文和短詩是海外華語寫作的基本文體,隔洋對著故土懷舊則是寫作的底色。”

他提及,書名取“年展”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年選”,是經過考量的。“‘選’是內部收縮的狀態, ‘展’是向外開放的狀態,一字之易,氣質迥然。年選已經是文學圖書市場上的大品類,每年出版數量眾多,而海外文學選本是被市場遺漏的部分。如何呈現海外華語小說家的繽紛和獨特,搞點心思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認為,這種以展位—參展小說—參展小說家排列裝幀的方式別出心裁,是一種全新的編選方式。“如果這種編選方式能夠為大家所接受,也算是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形式。”

文學是人類永恒的心靈解放

在分享會上,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談到了海外華語文學的特殊意義。他指出,像白先勇等華人作家最初到達大洋彼岸的時候,曾經受到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工作坊的邀請。工作坊邀請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文學的力量撫慰人的靈魂,彌合戰爭給東西方、南北兩個世界造成的巨大鴻溝,重建心靈家園。

“我一直不斷問自己,文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們的生命為什麼一定要跟它關聯?我看到夏商這裡面也引用了索爾仁尼琴,講到索爾仁尼琴也是流域型作家。索爾仁尼琴獲得諾獎的時候,曾經說到文學的本質,說文學的本質事關靈魂,事關心靈的解放,是人類永恒的心靈解放。”

夏商稱,雖然移民作家如拉什迪、納博科夫、索爾仁尼琴等對他的創作產生過啟迪和影響,但那些是西方作家,而對華語(華裔)文學,除了於梨華、湯亭亭、董鼎山、哈金、任璧蓮等有限幾位,此前他瞭解得並不多。由於忽略和不關注,他甚至曾和絕大多數大陸同行一樣,傲慢地認為華語文學只是遺留在海外的一段盲腸。

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閎看來,盲腸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消化系統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擔著免疫調節功能。海外華語文學也應該是我們語言的免疫器官。“從這本書開始,我們應該通過在海外的傳播,給予海外作者更大的自信,讓他們有更強大的文學抱負。”

《海外華語小說年展2019》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今天我們還寫鄉愁嗎?

在過去,流散文化、鄉愁、身份認同等問題一直被認為是海外華語文學長期潛在的主題。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張娟說:“大概在十年前,我們談到海外華文,一定要談到離散、鄉愁、身份認同。為什麼那個時候要談這些?其實和出國後兩個國家的實力對比是有關係的。那個時候大家帶著一種差異視角,在那種視角下所謂鄉愁、身份認知、離散必然會有比較大的徑向,但是這幾年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

“當年白先勇來到紐約時,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天外的紐約客,其實內心有極大的身份上的落差感、屈辱感、差異感。”張娟稱,但隨著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崛起,這種心態在二湘、張惠雯等新移民作家身上已經看不到了,“他們的寫作是一種國際化背景下的寫作,我們沒有必要再用傳統眼光去審視他們。不管是流散還是鄉愁,已經成為了離我們遠去的一種文學概念。”

而書評人陳嫣婧認為,即使是“80後”、“90後”等新一代青年作家仍然可以繼續表達這個主題。因為這種“中心—邊緣”、“主體—他者”的地域文化矛盾是永遠客觀存在的,青年個體對於這種空間分離、文化衝突和身份轉變會有獨屬於那個年齡段的體驗,因而這種視角的切入和主題的選擇應當是自由的。

她總結道,“一個作家希望從哪個切入點,從哪個視角,什麼樣的題材去表達個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如果華語從那麼多年發展過來,有什麼進步的話,恰恰是這種表達自我的途徑和方式變得越來越多元化。我覺得沒有所謂傾向性的問題,最終的選擇應該取決於作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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