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之戰:個人隱私在大數據時代的窺視與死亡
2019年07月09日11:20

原標題:隱形之戰:個人隱私在大數據時代的窺視與死亡

網絡隱私權,一個老掉牙的、彷彿無話可說的話題。2003年4月,許多人的互聯網生活剛興起不久,作者梅紹祖在他的《網絡與隱私》一書里直呼“刻不容緩的隱私權”。16年過去了,對網絡隱私權的侵害行為一直存在,很難說什麼時候變好或更壞過。

原文作者 | 洛麗·安德魯斯 等

整合 | 羅東

這段時間,兩款分別叫“原諒寶”和“一鍵脫衣”

( DeepNude)

的app再度遭致輿論討伐。它們實際上之前都被抵製過一波。目前“原諒寶”在一些app商店悄然上線,“一鍵脫衣”雖被迫下線,網上卻流傳著開源版本。

這到底是兩款什麼樣的app?

“原諒寶”將色情網站上的公開視頻和圖片與查詢者上傳的照片相匹配,判斷照片上的人是否從事過色情行業,且不說一個行業是否合理、一個人是否有權與過去告別,單說所依據的數據庫,有多少其實是來自氾濫的偷拍產業?而“一鍵脫衣”將穿戴衣服的照片轉成裸照,且只針對女性。原照片顯露皮膚越多、裸照越逼真。

你可能會詫異,如此侵犯隱私權的app為什麼會堂而皇之出現,而同時,有的侵犯更普遍、更悄無聲息。它們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日常的網絡購物、搜索和定位里。

英國Channel 4與美國NetFlix公司出品的《黑鏡·第三季》(2016)構想了一個計算、排位個人評分的世界。分數決定了他們能夠過上怎樣的生活。

網絡隱私權,一個老掉牙的、彷彿無話可說的話題。2003年4月,許多人的互聯網生活剛興起不久,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網絡與隱私》的書,作者梅紹祖在序言里直呼“刻不容緩的隱私權”,如今16年過去了,對網絡隱私權的侵害行為是頑固的,從被關注起就一直存在,很難說什麼時候變好或更壞過。國內外皆是如此。而甚者,還有人說那是因為中國人並不重視隱私權。

很少有一種抵製,能像抵製網絡隱私侵害這樣蒼白無力。一方面,說再多好像也是枉然,而另一方面有的倡導粗暴處置社交網絡運營公司的民粹式說法同樣令人警惕。沒有人能離開互聯網。那麼,我們能怎麼辦?

圍繞“互聯網隱私權”的研究並不少,然而就連作者也被逼近絕望的邊緣。

今天,我們就走進這些書的“序言”“結語”

(如果由他人代序,版本信息介紹里有說明)

,相比於力求中立的分析部分,在那裡作者往往會透露出更私人的情緒和態度。我們將看到,他們雖然較早體會互聯網信息的不安全性,一度拒絕網購,然而不得不失敗;於是接受網絡,只是不放棄質疑數據被以國家安全和交易方便等名義濫用;到頭來,即便深感無奈,他們也還是在說服自己不要相信宿命論,要始終警惕。

曾經一度拒絕網購,最終失敗

《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做過什麼》,洛麗·安德魯斯 著,李貴蓮 譯,藍獅子·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

多年里,因為瞭解計算機安全知識

(或者說計算機的不安全性)

,我一直拒絕在網絡上購買任何物品。我不從互聯網上訂購機票,也不從亞馬遜上買書。

後來,我的一位研究助手想讓我送她一件生日禮物,而這件禮物只能在stupid.com上買到——這是一家專門售賣諸如會飛的鬧鍾、記錄了各種糟糕的寶寶名字的書、拴著繩子的胎兒形狀的肥皂以及弗洛伊德拖鞋等奇怪物品的網站。我在那裡買了她要的那樣東西,然後意識到,儘管我是一名收入體面、受人尊敬的法律專家,但現在,我在數字世界里的形象不過就是一個stupid.com的用戶。

今天,與網絡隔絕的生活已變得不可能。在拉霍亞,我同捷威

(Gateway )

公司的創立者泰德·威特

(Ted Waitt)

一起喝了杯咖啡。他坦言,自己反對當人們使用食品雜貨連鎖店的購物卡時進行的信息蒐集。但是即便身為億萬富翁,他也抵抗不了使用這種卡的優惠誘惑。

現在,我的很多偏好都被網上的那個“洛麗·安德魯斯”

(指作者)

通過各種方式暴露無遺。

從我的Facebook資料到我購書的網站,從我的信用卡購買記錄到我搜索招聘崗位的決定,這些事實就像懸浮在空中的石頭,隨時可能掉下來將我砸傷。有心人一眼就能瞥見我的簽售會日程從而找到我,他還可以從免費數據庫中知道我不曾公開過的電話號碼和我的家庭住址。如果只是購物卡的問題,我選擇不去使用就行了,但關鍵是我根本無法知道——更別說掌控——我的哪些信息可以被他人獲得。

想到那些和我結伴在社交網站里翻山越嶺的律師、法律系學生及研究助理們,他們的數字形象也在無數次被扭曲和誤解著,我就感到不寒而慄。

質疑運營機構“為了方便之名”

《大數據時代的隱私》,特蕾莎 M·佩頓 西奧多·克萊普爾 著,鄭淑紅 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1月版。序言作者為霍華德·A·施密特(曾任奧巴馬政府網絡安全特別助理)。

全球的數據量正在迅速增長,而速度可能達到了每18個月翻一番。計算機科學公司

(Computer Science Corporation,CSC)

發表的最新一份研究報告聲稱,2020年的數據產生量將會達到2009年時的45倍。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如今“大數據”這個原本深奧的科技詞彙正日益在居家和辦公場所變得更為主流。

我們採集和利用日益增長的數據源的方式,將對我們的職業和私人生活產生影響。大數據給全球的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了大海撈針的能力,即通過分析和整理海量的數據寶庫來發現人類分析師個體可能會錯過的隱藏模式和相關性。

然而如今,大多數機構還沒有真正明白如何設計大數據的應用和分析方法,所以在採集海量數據時只是抱著“萬一用得著”的心態,甚至有些公司在收集數據時並沒有考慮過數據安全性以及隱私的影響。

由於企業和政府部門收集所有數據並從中獲益,於是捕捉數據本身就成了目的。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數據來滿足無止境的慾望,然而我們還從未公開探討哪些個人信息可以被收集以及如何被利用。

幾乎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通過法律解決私人數據的使用問題。美國有一些這樣的法律,但是即使早在互聯網走進公眾生活之前,美國國會也沒有通過一項更加廣泛的法律來限製各類私人數據的收集或者使用。信息收集和挖掘技術已經遠遠超出政府的能力範圍,以致難以深思熟慮地通過一項兼顧商業和隱私保護的法律。正因為如此,商業公司不知道它不可以做什麼,而民眾也沒有得到保護。

放眼全球,太多的民眾暴露個人身份信息於盜賊面前。如果我們不處理安全和隱私問題,這些難以置信的好處看起來就沒那麼顯著。實現這一點的最佳途徑是更好地瞭解並且取得適當的平衡。

質疑政府機構“為了安全之名”

《赤裸裸的人:大數據,隱私與窺視》,馬爾克·杜甘 克里斯托夫·拉貝 著,杜燕 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7月版。序言作者為朱揚勇(複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

我們每一個人,不得不在舒適便利和個人隱私之間進行選擇、尋找平衡。問題是我們似乎完全沒有準備好,沒有足夠的技術、知識和經驗來幫助我們尋找這種平衡。更為嚴重的是,我們的個人隱私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侵害,我們不知道個人隱私被侵害到何種程度,也許我們早已經變成一個“赤裸裸的人”,卻毫無知覺。

愛德華·斯諾登關於海量監視程序有一個說法:這個程序從來就不是針對恐怖主義,而是為了商業監聽、社會控製、外交操縱。這是一個權利的問題。本書作者馬爾克·杜甘認同和分享了他的觀點,並且認為在打擊恐怖主義間諜活動的世界中,人的因素變得越來越不重要,正在逐漸消失。

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採用的方法,是對所有人的資料進行收集,根據可疑性對數據進行提煉分析。顯而易見,今後間諜監視活動主要通過這樣的科技手段得以實現。馬爾克·杜甘批評這樣太過於依賴高科技而忽略了線人的情報,而線人的情報卻是十分基礎和有效的。

由於全民監視已經滲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個世界似乎成了一個比以往更安全的地方,而實際上,世界的安全性卻不容樂觀。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哲學學者格雷瓜爾·沙馬龍曾經說過:“2013年6月,美國國家安全局主管宣稱通信程序已經挫敗了‘幾十起恐怖主義活動’;隨後,在10月,他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言論,把挫敗的涉及美國領土的恐怖活動數量降到了13起。而最終,他承認美國通過電話通信元數據收集程序,成功抑製的恐怖主義威脅活動只有1起

(也許是2起)

。”

如何發展技術、如何保護隱私、如何界定權益……不同於人類曆史上前幾次的技術變革,我們沒有時間慢慢適應大數據的變革。

拒絕“宿命論”,不要絕望

《無處安放的互聯網隱私》,茱莉亞·霍維茲 傑拉米·斯科 著,苗淼 譯,閱想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人們很容易產生“隱私已死,何必執著”之類的想法。比如,經常會有人認為:

“對隱私的任何期待都是不合理的。”“你還想怎樣?是你自己發佈到網上的。”“嘿,這是免費的。你要是不喜歡,那就別用。”

我們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我們並沒有理會這些宿命論,並提出瞭解決方案,而不是簡單地描述問題;我們認真對待托馬斯·愛迪生的名言:“人用手創造了什麼,就應該用頭腦控製什麼。”這是一種對待隱私爭論的新方法,它認為隱私是值得保護的,而且應該研究出台有意義的應對政策。

我們通過追蹤創建電子隱私信息中心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EPIC)

開始收集相關文章。電子隱私信息中心的主旨任務在於引起公眾對新興的隱私和自由問題的關注。在剛開始的 20年里,我們取得了成功,也經曆了一些挫折。電子隱私信息中心將迎來其週年紀念日,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得以評估已完成的工作和未來的改善空間。

我且舉我們中的幾個例子:

達尼埃爾·席特倫

(Danielle Citron)

是一位研究性別問題的法學教授。她在討論人們越來越擔心的“色情複仇”時結合了一些隱私文化因素。她的建議很明確:“法律需要再次修正,以打擊網絡技術對性隱私的破壞性侵犯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史蒂文·阿福特古德

(Steven Aftergood)

是政務公開的倡導者,他在文章中講述了隱私在確保可問責性中的關鍵作用。“透明度本身並不能命令或推斷特定的隱私或國家安全討論應該達成什麼結果。但公開政府行動的基本事實,才能使隱私討論成為可能。”公開是對隱私的更大保護。

布魯斯·施奈爾

(Bruce Schneier)

長期以來一直關注於公眾對隱私權未來的討論質量。他警告說:“隱私會被恐懼打敗,因為恐懼發生在我們的大腦中更原始的部分。隱私也會被便捷打敗,因為便捷是真實而直接的,而缺乏隱私產生的危害則是更為抽像和長期的。”但他也仍對理性討論抱有希望。“我們需要現在考慮這些問題,決定我們希望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便讓這些變化在我們身上發生。”他說道。

不反對技術本身,但也“必須奮起反擊”

《數據與監控:信息安全的隱形之戰》,布魯斯·施奈爾 著,李先奇 黎秋玲 譯,金城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多年來,我一直在寫安全技術如何影響人們,以及人們如何影響安全技術的內容。我觀察到信息時代監控的興起,並且注意到在這個新世界里有許多威脅和不安全因素。我習慣於思考安全問題,並通過安全問題的視角思考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我本人不反對技術本身。互聯網和信息時代通常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效益。我堅信將會繼續產生更大的效益。我甚至不反對監控。讓計算機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所帶來的好處,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監控已經徹底顛覆了傳統的產品和服務,催生了全新的商業模式。它已經成為一種無價的執法工具。它在各個方面幫助著全世界人民,並且會持續下去,直到遙遠的未來。

然而,我們還沒有充分討論監控的真正威脅。我們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被動地應對悄無聲息的監控。我們沒有意識到正在做的交易,因為它們並沒有出現在我們面前。技術發生了變化,而我們也適應了大部分的變化。

很難責怪我們自己變化發生得如此之快,以至於我們還沒來得及評估它們的影響或權衡它們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終要生活在一個監控的社會。監控社會就這樣出其不意地闖進我們的生活中。

現實本不必是這樣的,但我們不得不擔責。我們通過重新協商,可以開始與我們產生的數據重新談判。我們需要應對新技術的主動性。我們需要思考自身希望的技術基礎設施是什麼樣的,想要體現什麼樣的價值。我們需要平衡數據對社會的價值和它的獨特屬性。我們需要分析自己的恐懼,並且決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願意犧牲便利性來保護隱私。我們需要瞭解越權監控的諸多危害。

我們必須奮起反擊。

本文內容經藍獅子·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閱想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金城出版社等出版機構授權整合自《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做過什麼》《大數據時代個人數據隱私規製》《赤裸裸的人》《無處安放的互聯網隱私》《數據與監控》等書。本文同時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資海派分別提供的《裸奔的隱私》《大數據時代個人數據隱私規製》內容幫助。摘編有刪節,順序有調整,標題為編者所取。

整合:羅東

編輯:何安安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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