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常知變”:《庚子救援研究》讀書會紀實
2019年07月09日10:18

原標題:“觀常知變”:《庚子救援研究》讀書會紀實

  2019年6月18日,《庚子救援研究》讀書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山西路分部舉辦。本次讀書會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學科團隊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團委共同主辦,來自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十多位學者參加了討論。

  讀書會由上海社科院哲學所鮑文欣博士主持,《庚子救援研究》一書的作者,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的馮誌陽博士首先對該書的寫作過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以及尚未解決的問題進行了介紹。作者表示,最初關注這個題目,與他導師周武研究員的一次講課有關。在課堂上,周武老師指出在庚子國變前後,從北京到上海有一個大規模的人才遷徙潮,尤其是庚子年間有一個大規模的救援行動,使得很多精英從北京來到上海。對於這個救援行動,學界不但研究得很少,就是知道此事的也不多,很值得關注。通過周武老師提供的線索,馮誌陽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陸樹藩所著的一卷《救援日記》、六卷《救濟文牘》和一卷《京津救濟善會圖說》。依據這些史料,他於2007年在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有關庚子救援事件的學術報告。作者表示,這是他關於庚子救援事件的最初研究,視野和範圍基本上都局限在陸樹藩和救濟善會身上,而這又是因為最初在上海圖書館找到的這些史料都是關於陸樹藩和救濟善會的。

  後來,史料進一步豐富,這些史料主要來源於《申報》、《中外日報》等當時的報刊,尤其是《申報》。作者指出,申報館協賑所的負責人席裕福就是東南濟急善會的組織者之一,因此善會的公啟、章程、公函、電報、捐款清單、被救官民名單等資料就全部刊登在《申報》上。另外一個重要的史料來源是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義和團運動》。作者介紹,盛宣懷在李鴻章的指示下,向各地大員發出公電,請求他們捐款救濟在京的難官難民,各省督撫的回電便主要收錄在這部書中。還有一部分史料是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的未刊部分,作者表示其書中的不少核心史料就來自於這些未刊“盛檔”。在作者看來,上述這些史料主要是有關東南濟急善會的資料,正是這些資料為呈現東南濟急善會的基本情況提供了史料支撐。2008年,作者以“庚子救援與南北意識”為題作了博士論文的開題報告。但後來在寫作的具體過程中,他發覺,僅僅圍繞南北意識來講庚子救援,是講不清楚的。在同周武老師討論後,決定僅僅就事件本身進行研究,以完整呈現庚子救援行動本身為主要目的。

  作者表示,從救援行動切入,庚子國變研究的很多新問題、新視角就很自然地產生了。假如京津地區的秩序很好,南北交通沒有阻礙,銀錢也可以正常彙兌,那就根本不需要救援。諸如此類,救援行動之所以有必要,並能夠成功實施,這就涉及到庚子年間京城的社會秩序問題,南北之間的交通、通訊、彙兌諸問題,京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角色問題,華洋之間、官紳之間以及南北新舊滿漢之間等各方面的問題。在作者看來,社會本就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有機體,何況像庚子國變這樣劇烈的社會變動,更需要各方面都考慮到,對當時社會的各方面都有所瞭解,做一個整體研究。但他又強調,做整體研究是很難的,總不免掛一漏萬,而且研究面鋪得太開,就很難深入,所以該書雖然研究了庚子時期的交通、通訊、社會秩序、京官、華洋等很多方面的內容,但都淺嚐輒止。

  作者認為,救援行動給予他觀察庚子國變的另一個視角是日常生活的視角,即他在導論中一再強調的“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國變”。為什麼要講日常生活?因為救援就是由於被救援者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受到了威脅。作者指出,這個研究是從2007年開始的,當時從日常生活角度來看待庚子國變的研究還是不多的。但庚子國變中留下來的史料,除清宮檔案資料外,大部分都是關於這方面的,尤其是當時人的日記、筆記。這些內容在十多年前,好像很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很難同當時人的研究意識產生勾連。但對他而言,做《庚子救援研究》這個題目,恰好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論域。

  最後,作者談到該書還有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第一是募款與東南社會的動員問題。這不僅關係到鄉誼,還關係到各省在中央的利益,也牽涉到福報信仰,以及慈善網絡與商業網絡之間的關聯問題。第二是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的問題。除了書中談到的張之洞等籌款資助京官先返回南方再奔赴西安行在的路線外,還有更多的京官應該是沿著慈禧西逃的路線,從山西奔赴西安行在的。第三是清廷為恢復京城秩序所作的努力。如京城淪陷後,除了南方士紳展開救援外,清廷也在為留守京官發放俸祿進行籌劃。對於這一點,該書幾乎沒有敘及,是不應該的。最後是該書沒有編製捐款清單和獲救人員名單。其實,這些資料並不缺乏,當時的報刊上都有,只是不夠全面。在作者看來,這一點可以說是《庚子救援研究》一書的最大缺憾。此外,作者還表示有關庚子救援的史料,雖然十分零散,但數量相當可觀,似乎可以彙編成冊,以餉學界。

  之後,讀書會進入評議階段,由各位學者對《庚子救援研究》一書進行評議,提出相關問題並進行討論。複旦大學曆史系戴海斌副教授認為,這是一本在救援問題上下了切實功夫的厚重之作,講了一個很好的故事,尤其是展現了庚子救援時期社會面的問題,能夠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時人的觀念,如南北觀念、省籍觀念等,也能夠增進我們對庚子前後曆史的理解。戴海斌指出,研究切入的角度會影響研究的基調,這本書是從陸樹藩的救援行動切入的,重心就在紳商,如果一開始看到的是盛宣懷,可能研究的重心就不一樣了。這本書當然也涉及到盛宣懷、李鴻章、張之洞、奕劻等人,但在敘述中更多是旁及而已。而實際上,官方的力量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如善會的終止便與朝廷呼籲關注晉陝的旱災直接相關。其實,前往陝西賑災的也是這批人,但是方式有很大變化,主要採取捐納的方式。施則敬就是官方讓他以紳士的名義代為辦理,而以前都把他放入義賑範疇里,那麼官賑、義賑的邊界在哪裡?可能就需要重新考察。對於“餘論”中關於省籍意識和東南意識的問題,戴海斌表示,書中講省籍意識是從庚子後處於體製外的留日學生創辦的《新湖南》、《新廣東》等雜誌開始講,但這一點實際上可追溯到戊戌前後,梁啟超在湖南就已經開始講了。他給陳寶箴寫信,說中國發生危機,湖南可以一省獨立,給中國保留生機。獨立是手段,目的還是從國家角度來考慮,但這個省籍意識在那時顯然是已經有了。針對書中講的東南意識,戴海斌指出,提出東南意識的主體是上海官紳群體,而他曾有一篇文章,細述過這個群體里士人、官紳的若干層次,認為紳商、輿論媒體的組織者、幕僚和新學堂出身的人、趨向激進的革命黨,他們的言論肯定是有差異的,有代際差異、觀念差異等,這些都是需要仔細分辨的。戴海斌進而表示,我們講省籍意識也好,東南意識也好,地方意識也好,往往有一個很強的傾向,就是從太平天國講到甲午、庚子,而他很懷疑這種一條鞭式的論述,即從太平天國開始,地方勢力越來越坐大,甚至民國軍閥割據也要追溯到晚清這條線上來。戴海斌指出,現在很多研究發現,太平天國後,曾、左、李的興起是短期現象,無論從財權、人事權,還是軍權,是不是地方督撫相對清朝已經有了一個自主性,其實是值得懷疑的。戴海斌還就書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探討,同時提出了建議,認為可以將書中關於京官的部分集中起來討論,或許效果更好。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蔣傑副教授回憶了他同作者的交往,讓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在過去十年間只做了庚子救援與民國殯葬兩項研究。正是作者這種踏實、低調、專心的性格,才能寫出這樣一本近些年少有的、期待很高、讀後讓人感到驚喜的著作。蔣傑認為這本書改變了一般讀者對庚子事件的看法,不同於過往集中於對上層的研究,該書更多注意到當時的芸芸眾生,改變了以往庚子研究的路徑,具有認識論的意義。同時,該書很好地詮釋了什麼是“小切口,深分析”,從一個很小的事件,挖掘出極多的相關內容,不僅著眼於慈善、救援,也是關於交通史、電信史乃至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此外,蔣傑還認為,書中的一些具體處理方式值得學習,比如餘論的寫作,可以直接找幾個關鍵詞討論一下。然後,蔣傑指出了書中的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和進一步完善:第一、書中關於庚子救援的部分更多在後面幾章,前兩章不僅僅是救援,“庚子救援研究”這個書名不太能涵蓋書的內容。身子很大,戴了很小的帽子。第二、這本書鋪得很開,肯定要修改,深挖,感覺骨架很大,還需要填充。第三、可以補充一些外國材料,最好是可以找到一些相關人士的回憶錄,比如外交官回憶等,報紙中應該也有一些記載,如《字林西報》《北華捷報》等。作者在書中提到了中外華洋,但是書里洋人有身影,但更多隻是看客,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感覺比較隔閡。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李誌茗研究員指出,本書“導論”中有一節叫“觀常知變”,也是本次讀書會的名稱,但在庚子事變這樣一個變局中,是否能說它是“常”呢?或許需要對“常”進行一個界定。書中提到,東南互保與南北間的信息不暢有關,然而早在義和團事件中,南北兩方便持有不同意見,南方士人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的,東南互保的種子早已埋下。書中還著重分析了省籍意識,李誌茗認為,省籍意識實則早已存在,對當時人是不言自明的,早在明初就有各種以省籍命名的同鄉會館,未必是當時的產物。同時,書中對南北對立的強調似乎又太過,東南的經濟、文化、思想一向較北方發展更好,自然會產生區別。在政治上,東南又受到打壓,包括東南互保也不過是向中央提訴求,而非獨立,作者是否誇大了南北之間的對立?最後,李誌茗在一些具體細節上提出疑問,如有沒有統計被救援後南下的精英具體有哪些?這些精英對上海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庚子救援的性質究竟屬於傳統的善舉、義舉,抑或是新興的慈善、公益,需要在比較中有一個明確的定位。救援結束後,陸樹藩的狀況又如何,似乎缺乏一個後續交代。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繼續探討。

  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的裘陳江博士認為,這本書可以寫成一部很好的電影劇本,既有宏大場面又有細微處理,非常精彩。他談到書中有一些地方對自己的研究啟發很大。首先,書中提到的“省籍意識”,對他做孔教會的研究很有幫助。孔教會涉及大量的廣東人,但陳煥章在上海成立孔教會,卻並未借助廣東人的力量,而是借助上海的士紳。通過這本書,他覺得如果可以把政商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對孔教會的研究將很有助益。其次則是上海的樞紐作用,通過庚子救援這樣一個事件,促成了庚子前後華人群體的形成,也非常有啟發。裘陳江表示,他以前做孔教會研究,沒有涉及到這些層面,如果能把做孔教會的人和做慈善的人結合起來研究,考察他們的籍貫,並進行分析,對他的研究將是很有價值的。裘陳江就史料方面,提出一些建議:第一、可以參考《新聞報》的材料,對救援經費做一個大致的估計;第二、可以利用當時人的詩詞作品,來還原時人的心境,如《庚子秋詞》等;第三、可以根據當時人的救援畫冊等資料,探討一下庚子救援這個事件結束後,時人對於該事件的傳播與記憶。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沈潔副研究員認為,本書這種事件史、日常史的寫作方法,可以使得我們“回到曆史現場”,體驗和描畫當時的曆史情境,瞭解到一個日常世界中的庚子國變。這種寫作,建立在海量的史料梳理與閱讀基礎之上,讓我們瞭解到政治大事件外的一個更廣袤、更豐富的曆史世界。不同於當下社會科學導向的史學,本書重拾過往的敘事傳統,激活史學中的人文蘊涵。書中關於“無主之城”、京官日常、交通、通訊的描摹和建構,為我們重建了一個1900年代的政治與生活,哪怕是些微的輪廓。同時,本書又不僅限於描述,而是由情景引導出兩大問題——“東南”以及近代上海之如何崛起。“東南”問題意味著農業向工商業的轉型、地方力量的崛起以及國家治理模式的改變。由此,可延伸討論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整體轉型,與東南崛起之後工業化的整體格局變遷,他們之間建構與反建構、塑造與反塑造的關係。此外,上海商貿中心的奠定,迅速將它與江南腹地連接入世界貿易的網絡之中。來自江南的人力與物力資本彙集於租界,使租界成為上海城市的主體,這不僅是城市空間的變遷,它所連帶的,是整個貿易格局、經濟格局的演變。

  複旦大學曆史系孫青副教授指出,在文書行政所依賴的信息網絡癱瘓,國家失控的特殊時期,本書以一個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行政的實態,這是本書的意義所在。接下來,孫青從“務”的角度重新理解本書所研究的相關問題。在過去,國家事務主要分為“政”與“工”,前者指國家日常的行政事務,後者則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處理非日常的特殊事務,是對前者的補充,如河工等。而鹹同時期,“務”出現了,它更多是專門成立一個班子,來處理國家不能按照過去一樣處理的日常事務,如軍務、洋務、政務、學務。開始這種“務”通過地方督撫與士紳合作完成,之後士紳逐漸走向前台。到了清末的學務,甚至已經以縣為單位展開。19世紀50年代後,捐納、候補、佐幕等均通過“務”來獲得實幹的機會。從陸心源在其鄉土展開活動,到陸樹藩在上海這樣的移民城市展開活動,其中應該產生了值得探究的變化。關於省籍意識,孫青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區域定位,如鄉試以州府為單位,會試以省為單位,而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於,不同身份的人關於省的觀念達到了一種交彙,產生了合流,他們是如何形成共同的省界意識的?此外,孫青還建議對錢的來源進行一下梳理,雖然沒有徵信錄、收支賬目,不能做定量研究,但是可以做一個定性研究,至少可以知道款項來源的性質,從而瞭解庚子救援事件動員的覆蓋面及其動員能力。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張洪彬博士則特別注意到空間的因素,提出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以前說義和團崛起,更多還是同我們文化中的傳統有關,即當地民眾遇到旱災時基於信仰傳統紛紛求雨,由於未起作用,便將怒火轉移到拒絕求雨的傳教士身上。本書則從南北利益出發,認為通商口岸的貨物出口為南方增加了新的創收機會,反之,洋貨的進口對北方造成衝擊,使得一部分人喪失生計。書中通過剖析南北的利益分化,來對華人對洋人的態度進行解釋很有意義,很有啟發性,很新穎。第二,這種對南北的分析,使得我們注意到,長期被大一統敘事所遮蔽的區域差異。如新疆、西藏、內蒙等邊疆與內地的差異,可能比中外差異還大,應當引起學界的重視。第三,在籍貫意識中,有一點變化需要注意。過去京官卸任後往往會返鄉養老或贍養父母。而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他們往往不會回原籍了,更別說鄉村,這對他們的“省籍意識”是一個削弱。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張劍研究員首先從全書的謀篇佈局上提出相關建議,並指出一些問題。第一,慈禧借用義和團反對洋人,對中央政府的形象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如惲毓鼎這樣的人,知識陳舊就可歸為舊派呢?第二,要注意京官與地方官的製衡作用,一個人如果對地方官不滿,進京告狀,那他依賴的對像是誰?只能是與他同籍的京官,那麼京官與他們原籍的地方官之間就存在製衡作用,例如書中提到的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案子。而這種情況是製度設計本身的考量,還是製度運作下自然生成的狀況?第三,上海人的意識如何興起?庚子救援恰恰將具有不同地域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慢慢形成共同體。移民慢慢由地緣意識轉變為業緣意識,最終形成上海人意識,它是如何消解掉這些移民原有的鄉土意識的?另外,省籍意識與東南意識的矛盾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也很值得繼續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周健副教授認為,這是一本寫得非常好看的書,就像剛才裘陳江老師講的,可以拍成一個影視片,情景感和畫面感都非常強。作者的筆法給人很深刻的印象,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擅長寫作的人。另外,庚子救援事件的背後,關係千萬重,就像作者說的,他其實是以很大的篇幅和精力來構建事件得以發生的地基,包括江南的義賑傳統、上海的絲綢貿易和這些絲商的作用,還有京官和本籍之間的聯繫、京城和外省之間的交通和通訊、省的意識,以及東南豐富的內涵。這些所有的問題,有軟的,有硬的,其實都是我們做這一段的人都會有興趣的,而且是非常有時代感的問題,如書中提到的招商局輪船的運輸、彙豐等銀行的彙兌,都是那個年代才特有的問題。之後,周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任何想對晚清進行計量的研究,都面臨很大的困難,但仍然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估算,會使得整個研究更加清晰、直觀。比如救援的成績如何?募了多少款?各方所占資金比例如何?這些細節可以豐富我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第二,“省籍意識”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書中論述的時候好像涉及到了很多層面,有的不是能夠放在一起討論的,有些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例如這個“省籍意識”和舊有的“鄉誼”之間是什麼樣的聯繫?“省籍”和“東南意識”看起來好像也有張力,這個又有什麼樣的關係?最後,周健還就本書一些具體例證進行了討論,如胡家玉與劉坤一之間的糾葛、“以北洋之盈補長江之虧”的說法等,認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過度解讀。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徐佳貴博士提出建議,認為書中開頭與結尾似乎可以調換,做一個結構的調整。此外,似乎可以同其他救援做一些比較研究,例如丁戊奇荒。有外國學者把丁戊奇荒中江浙士紳跨區域的賑濟救援牽涉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而本書也提到了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二者的差異似乎可以深入探討一下。最後,徐佳貴指出,還要注意到東南的複雜性,東南本身並不是鐵板一塊,比如庚子年南方最大的教案發生在衢州,做這件事的並不是會黨,而是地方士紳,這就表現出東南的分裂。而在面對北方的問題時,徐佳貴認為北方清廷失道的意識和需要進行庚子救援的意識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關係,也需要進行深入探究。

  澎湃新聞“私家曆史”編輯饒佳榮認為,蔣傑提到的庚子救援中洋人的缺位是他深有同感的問題。關於京官的日常生活,饒佳榮建議是不是能更數字化一點、更詳盡一點,最好有一個明顯的對比:災難來臨之前他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的日常生活費用,一個月開支多少;到了災難來臨要救濟的時候,他們面臨的到底是怎樣一個經濟狀況。這本書主要梳理的是江南士紳對京官的救助,但朝廷本身的財政狀況或者說各省的財政狀況,也是需要交代一下的。本書特別強調“省籍意識”,而晚清到民國之間畢竟是民族國家意識形成的重要階段,這裡面是不是也有衝突?怎麼去界定這個東西?一方面我們強調省籍的認同,另一方面國家的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到底是怎樣扭結起來的,這應該是一個還要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書中還提到,東南因從貿易中獲利更容易接受西方文明,北方則反之。這種論述很值得懷疑,因為對於窮人來說,如果生活不下去,當然是拿來就用,似乎不會有這麼明確的抵抗意識。另外,南北是否有那麼強烈的對立或割裂,似乎還是需要探討的,因為它們畢竟都在一個國族、一個疆域裡面,長期有一個很強的互動關係。

  上海社科院曆史所周武研究員最後進行評議,他作為本書作者的導師,首先對本書所取得的成績表達了欣慰之情,同時回憶了何以將“庚子救援研究”確立為博士論文選題的過程。之後,對書中的相關問題進行評議。他認為,誌陽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把過去甚少論及的庚子救援時事件的原委始末基本講清楚,這一點很不容易。另一個發現是揭示了上海絲商與庚子救援的關係。上海的興起同絲茶貿易有很大關係,尤其是上海的絲業出口占當時中國絲業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庚子救援所需要的錢財很大程度上便是依賴這一群體的支持。這裏有意思的是,絲商並未如同我們所想的那樣“商人重利”,而是有超越一己利益的關懷,這既受中國救濟的傳統影響,又同他們試圖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有關。此外,還有一點講得很好,就是義賑在整合上海華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紀念上海開埠五十週年時,各地人都舉著自己的牌子參加,如寧波幫、廣東幫,均是以地域為單位的。本書很敏銳的一點,在於發現救濟可以成為一個共同話題,在一個地方勢力各自為政、錯亂紛雜的情況下,有了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東西,這對整合上海的華人社會很有意義。

  本次讀書會,作者僅用了很短的時間對成書的過程及其尚未解決的問題進行坦誠的報告,其餘大部分時間則交由各位學者評議。參會的學者均為作者師友,雙方之間有很深的瞭解,因而各位評議人發言十分熱烈,暢所欲言,許多意見不乏尖銳之處,涉及到晚清社會的很多重要方面,對瞭解《庚子救援研究》一書以及它所描述的那個時代具有極大的價值與意義。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