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在至暗時刻探尋希望曙光
2019年07月09日06:31

原標題:湘江戰役:在至暗時刻探尋希望曙光

  湘江戰役形勢圖。桂林市委黨史研究室供圖

  掃一掃 看視頻

  廣西全州縣安和鎮四所村村民李德明遵囑將父親李大棋葬在村後高山上,讓他能看到犧牲在湘江畔的紅軍戰友們。

  李大棋本是江西省興國縣楓邊鄉山下村人,10多歲參加紅軍,湘江戰役時任紅五軍團34師101團3營營長。1934年12月3日,該團在安和鎮一處名為文塘的地方(現屬四所村)遭受桂軍夾擊。李大棋腿受重傷,無法行走,戰友背他突圍,躲入山中。幾天后,敵軍離開,紅軍也突圍走了。拖著傷腿的李大棋只能留在村里,直到全國解放後也沒有返回老家。李德明說:“父親告訴我們,他的戰友全都犧牲在了文塘,他要一世都在這裏陪著他們。”

  在廣西全州縣鳳凰鎮和平紅軍小學,有一首詩是必學的:“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盡埋英烈骨;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這首詩所描述的正是湘江戰役的壯烈場景。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軍被死死壓在東西縱深80公里、南北100公里的錐形地帶,急切地想要渡過湘江。

  在進入桂北之前,紅八、紅九軍團繼續直插湘南的江華、永明(江永),佯攻桂北門戶龍虎關,製造紅軍深入廣西腹地的勢態,逼迫湘江沿岸的桂軍主力南移,北邊的湘軍尚未補防到位,為搶渡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但龐大的軍委縱隊輜重壓身,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的機器幾乎全都帶上的長征大軍根本無法快速行走,也導致紅軍野戰部隊不能機動靈活地行軍作戰,延誤了搶渡湘江的絕佳時機。

  “在大雨滂沱之下,我們在泥濘下蹣跚,12點鍾之內一共走了4公里。”時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的陳雲還記得,長征時專門負責運輸的就有5000多人。因為要護衛這些搬運機器的隊伍,後衛部隊往往比前鋒部隊要遲到好幾天,作戰部隊變成了行裝護衛隊,自由周旋的兵力反而不夠,戰略要地全州縣城也被敵軍搶先佔據。

  陳雲還提到,湘江戰役期間紅軍的軍事指揮也出現問題,總是按照紙上畫好的直線筆直前進,結果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擊。“因為他們老早從地圖上知道我們將經過何地,走向何方”。“敵人有汽車等轉運工具,而我們則走直路,堅持不肯改變方向”。

  在和平紅軍小學北面不遠處,有一個鳳凰嘴渡口。1934年12月1日,紅軍主力西進渡過湘江,但國民黨湘、桂軍已會師湘江邊,鳳凰嘴成為湘江以東紅軍各部搶渡的最後一個渡口。

  96歲的蔣濟勇一直住在鳳凰嘴渡口附近,他永遠忘不了自己親眼目睹的場景:那正是打霜的時節,許多紅軍在冰冷的江水中涉行,兩架飛機距離江面很近,用機槍掃射紅軍隊伍,還不停地投彈。“那些打死、掉進江里的紅軍被衝到下遊,打完仗後村民掩埋紅軍遺體都埋了好幾天”。

  在湘江戰役紀念館大廳的牆上,鐫刻著12個蒼勁大字:“勇於勝利、勇於突破、勇於犧牲”。

  在興安縣界首渡口西岸上遊有一座廟宇叫三官堂。廟堂牆上,用毛筆大字書寫的標語“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尤為引人注目。

  1934年12月1日淩晨,光華鋪阻擊戰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當天淩晨3時30分,中央局、中革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給紅一、紅三軍團一封緊急電報,這句決絕的標語即出自這封電報中。

  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刻,上到軍團總指揮、下到基層指揮員,全都一馬當先。據史料記載,共有14名團以上幹部倒在了湘江兩岸。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回憶,紅軍打仗“打的是黨團員,打的是幹部”,每一仗下來,黨團員負傷之數常常占到傷亡數的25%,甚至50%。據不完全統計,長征路上僅營以上犧牲的幹部就有432人。

  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研究室征研一處副處長農丕澤看來,紅軍在敵眾我寡的湘江戰役中能突圍,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隊領導的身先士卒,在最危急的時候眾誌成城,才能突破湘江封鎖線。

  紅軍長征走到桂北時,已經沒有根據地作為依託,處境極為艱難。但在最困難的時刻,紅軍依然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老百姓依舊是紅軍最堅強的後盾。有的老百姓拿出紅薯、玉米給路過的紅軍戰士吃,有的農戶偷偷把負傷的紅軍戰士藏在家中,有的村民給躲藏在岩洞里的戰士送藥送食物......

  桂林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長黃利明認為,紅軍在廣西的時間雖短暫,但是影響深遠,為廣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人民群眾踴躍參加紅軍,為長征帶來了新鮮血液。

  憑藉當地群眾的支持與指戰員的英勇頑強,紅軍艱難渡過湘江。但湘江一役,紅軍從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血淋淋的代價,讓全軍指戰員在至暗時刻苦苦探尋希望的曙光。

  當時擔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後來回憶說:“紅軍廣大幹部從對比中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實際上,類似質疑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就已存在。據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回憶,早在廣昌戰役時,彭德懷就當面批評李德完全不懂紅軍的作戰原則,是“主觀主義和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崽賣爺田心不疼”。

  回到德國後,李德在回憶錄中說,西方的戰法不一定適合中國,“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誌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渡過湘江後的1934年12月12日19時,一封“萬萬火急”的電令由中革軍委向中央紅軍各部緊急發出,命令全軍12月13日西進,並攻占貴州黎平——這是與原定的“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計劃完全不同的方向。這就是著名的“通道轉兵”。

  “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名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感慨。今天,在通道轉兵紀念館的牆壁上,仍然書寫著幾行字:實事求是,民主集中,獨立自主,敢於擔當。

  經過湘江戰役的生死絕境後,紅軍戰士的意誌像鋼鐵一樣堅強,他們的生命像種子一樣旺盛。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曾指出,湘江戰役是長征走向勝利的新起點。

  本報廣西桂林7月8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王林 謝洋 胡寧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7月09日 04 版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