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藥的故事》作者梁貴柏:藥企利潤和大眾健康能兩全嗎
2019年07月09日14:00

原標題:專訪《新藥的故事》作者梁貴柏:藥企利潤和大眾健康能兩全嗎

許多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藥物,在誕生之初都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乙肝疫苗的價格一度令人望洋興歎,實現技術轉讓之後才走入中國的千家萬戶;青黴素的工業化生產,使二戰期間盟軍的非戰鬥減員降低10%-15%,對戰爭勝利至關重要;近年熱議的HPV宮頸癌疫苗,曾有一名英年早逝的中國科學家為它的誕生嘔心瀝血;治療脫髮和前列腺肥大的良藥製成,最初的靈感竟來自加勒比海島國部落里的“變性”兒童……

譯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藥的故事》(2019年7月)講述了包括上述案例在內的11種藥物的誕生。作者梁貴柏曾在新藥研發一線工作多年,也是常年開設專欄的科普作家。他出生於上海的科學世家,本科畢業於複旦大學化學系有機化學專業,後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留學,並獲博士學位。1994年起在默沙東新藥研究院工作,曾參與新型糖尿病治療藥物西格列汀的研發,近年轉向獨立諮詢。

梁貴柏博士

近日,梁貴柏在杭州、上海陸續舉行兩場講座,與讀者交流“新藥的故事”。讀者的提問常常圍繞一些實用的醫藥問題展開,他則不厭其煩地強調:“我不是醫師、藥劑師,我只從研發的角度回答問題。”他認為大眾對於服用藥物的典型誤區,在於忽視遵從醫囑的重要性。“國人吃藥比較隨意,吃完覺得沒效果就加一點,有效果了就停下。但有些藥,例如抗生素,要求患者的依從性很強,它是需要連續工作的藥物,不能擅自停藥,也不能擅自加量。從研發人員的角度來說,經過大量臨床實驗和動物實驗優化了的劑量與方法,患者最好不要隨意更改。”

把醫藥這門艱深、專業的知識寫成面向大眾的讀物是個不小的挑戰。梁貴柏喜歡打比方,他在講座中將同一種藥品的不同劑型比作綠豆湯裡的砂糖、冰糖:“砂糖就是速效藥,放進去就能吃,速效救心丸就是這樣;冰糖需要攪一攪,這叫緩釋,打胰島素就有緩釋的劑型。藥做成不同劑型就是為了控製藥物進入血液的速度,希望大家遵從醫囑、遵照藥物本身的設計來服用。”

《新藥的故事》,譯林出版社,2019年7月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健康問題,但這也許在所難免,碰到了不要慌張,當你知道這些病是怎麼來的,瞭解我們對於這些病的研究到了什麼樣程度,治療大致會是怎樣的過程,患者依然能過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梁貴柏在講座上說。

那麼新藥研發背後還有哪些秘密?最新的研發成果離我們有多遠?部分藥品的價格為何居高不下?藥企逐利的商業模式和大眾健康可以兩全嗎?中國的新藥研發力量為何滯後?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和梁博士聊了聊。

澎湃新聞:《新藥的故事》寫了十一種新藥,這些案例是如何挑選的?

梁貴柏:首先考慮的是藥物的重要性、對公眾的意義。我選擇寫的這些藥都是對人類健康影響深遠,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藥物。

其次我試圖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來寫。例如第一章寫的是抗愛滋病藥物的研發,我覺得這是最應該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抗愛滋病藥物是在不掙錢、甚至賠本的預期之下做出來的藥物。默沙東研發抗愛滋病毒新藥的時候,它的市場部門、財務部門做過測算,這個藥盈利預測為負值,也就是說即便研製成功,也是賠本的。愛滋病常見於吸毒人群、同性戀者、性工作者以及靠賣血為生的弱勢群體,可以想見,抗愛滋病新藥的市場有很大局限,而且新藥價格會受到相當大的擠壓。而如果研發失敗,當然就更是把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當時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但默沙東仍在做,其他美國的大藥廠也都在做。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企業有企業形象的考量,但他們在客觀上為人類健康帶來了福祉。

之所以在書的第一章寫製藥如何“以人為本”,是因為我認為這在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當下中國的新藥研發產業來勢迅猛,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追求短期利潤的慾望似乎在抬頭。如果你們留意關於醫藥方面的新聞報導,消息往往是哪一家藥廠上市了、老闆身價多少億,從頭讀到尾也看不到真正關係到民眾健康的信息——他們生產的藥上市了嗎?能解決什麼樣的健康問題?在中國,這些更重要。當然,現在國內有一些藥企確實做出了能讓老百姓用得上的藥,這是值得宣傳的。

澎湃新聞:鍾南山先生在這本書的序言里提到,中國的新藥創新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也落後於古巴、印度等國家。您覺得原因有哪些?

梁貴柏:原因很多。我常用中國足球做類比,基礎薄弱,原因複雜,不是短時間內找幾個名教練、名將來訓練就能成功的。中國的生物醫藥也一樣,跟國際差距比較大,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也不是說請回若干拔尖人才就能使整個醫藥工業水平上去。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整個中國的生物醫藥基礎還幾乎是零。這需要時間,需要積累。

澎湃新聞:去年有一部反響很大的電影《我不是藥神》,您覺得它是哪裡特別觸動大家的敏感神經?

梁貴柏:我沒有看這部電影,但瞭解故事梗概,也知道它有一定的原型。“原來世界上有好藥,原來我們吃不到”,我感覺這是一種衝擊。從研發角度來說,我沒有太多可以評論的——這些藥已經研製出來了,發達國家市場上都有。

不過,早些年,新藥引入中國市場起碼需要十年時間,需經過新一輪的臨床實驗;現在我們的政策在調整,一兩年就可以引進,甚至一些急需的藥物可以更快。現在中國的老百姓距離新藥已經很近了。

電影《我不是藥神》海報

澎湃新聞:藥企給新藥的定價機製是怎樣的?我們知道許多針對重大疾病的特效藥往往價格高昂,以至於有“天價藥”的說法。

梁貴柏:藥物價格始終是一個熱門話題。如果你們關注過美國總統大選,會發現不論什麼黨派,都拿藥企開刀,社會輿論常指責大藥廠為追求利潤“見死不救”。

藥賣得太貴的現象肯定有,但我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的確有不良商人通過漲價、賣高價藥來賺錢。大部分藥企的定價我認為是合理的,它也有自身的製衡機製。

首先,藥物定價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根據生產成本來定價,它真正的成本在於研發。我們常聽到有人抱怨,說一片藥片生產成本只需要一毛錢,憑什麼賣到幾十塊甚至成百上千塊?一種新藥的研發投入是巨大的,同時,它的價格還要覆蓋之前研製失敗所產生的成本。生命科學發展到今天,現在我們藥物研發的成功率還是只有10%左右。也就是說,如果藥企的商業模式要持續下去,一種成功上市的藥物的價格,需要覆蓋此前那90%的失敗成本。

而仿製藥正好相反,它幾乎沒有研發成本,因此它的藥價只和生產成本掛鉤。所以,藥廠必須考慮它的專利保護年限以及市場需求,以期收回成本、並有盈餘,而一旦過了專利保護期,價格就會斷崖式下降。

但是不是因為藥企有了定價權,就能漫天要價了呢?也不是,它不是單一患者購買力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購買力的問題。他們需要通過計算,定出一個社會能夠承受的價格。需要考慮國家醫保、商業醫保;其中國家醫保政策很重要,它實際上決定了整個社會的購買力,實際上是對藥企定價權的製衡。

另外,往往一種新藥研製出來,同類機理的第二種、第三種藥物很快也會誕生,便會產生競爭,這就是來自市場的製衡。

澎湃新聞:新藥研發就是一部人類和疾病的鬥爭史,能不能談一些尚未成功的案例,例如阿爾茨海默症?

梁貴柏:對於阿爾茨海默症,科學的確還沒有發展到足夠拿出解決方案的程度,我們對其機理還沒有弄清楚。但不斷地有人在嚐試,有一些假說,需要想辦法去驗證。最好的驗證就是做出一個有效的藥物。很多製藥公司都投入了巨大的金錢和資源在做這件事。當然,阿爾茨海默症治療的市場也是巨大的,大家都想拔得頭籌。

這又回到了剛才談的藥價問題。製藥公司是高利潤,這話不假,但是高利潤也被用來高投入地研究那些對健康很重要的問題,一旦這些資金撤走,沒有人去攻克未知的難題,以後的問題更大。

喬治·W·默克先生說過一句話:“製藥是為了人而不是為了利潤,利潤是隨之而來的。如果我們記住了這一點,它(利潤)從來不會失約;我們記得越清楚,它就來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與公益,保證健康領域有不斷的投入、良性的產出,這是一個考驗人類集體智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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