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太麻煩?當代生活的問題,正在於它過於方便
2019年07月08日10:46

原標題:垃圾分類太麻煩?當代生活的問題,正在於它過於方便

除了就事論事地談垃圾分類,我們還要思考垃圾分類背後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審視了“環保”對當代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垃圾分類背後,是被我們忽視的消費觀念,以及太過於方便的當代生活。“過於方便”,可能正是問題所在。

撰文 | 黃炎寧

最近,中國都市圈的輿論場,“垃圾分類”一定是最火的關鍵詞之一。各種段子組成了一個又一個以垃圾為名的網絡狂歡,各種有關垃圾分類的手機小遊戲在大家的拇指之間傳播,一篇篇10萬加網文肯定抑或是否定垃圾分類的意義。

垃圾圍城、垃圾焚燒、堆肥、二噁英、微塑料、骨瘦如柴的北極熊、綿延數公里的海洋垃圾帶、胃里滿是塑料的動物死屍、可回收垃圾高昂的回收成本、強製執行垃圾分類的合理性……從視覺衝擊、情感動員、環保科普,到政策和法理解讀,國人的神經可能從來沒有為垃圾繃得那麼緊。

在這個“垃圾”話題已然井噴的當口,我們今天不再就事論事地談垃圾分類,而是試圖從消費生活、社會分層和經濟增長模式等角度切入,去思考垃圾分類背後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從自身的個人經曆出發,審視“環保”對當代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垃圾分類背後,是被我們忽視的消費觀念,以及太過於方便的當代生活。“過於方便”,可能正是問題所在。或許你不完全同意文章的觀點,但希望這些文字能拋磚引玉、引發公共討論與思考。

“你是什麼垃圾”,

的確是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

耐人尋味的是:在21世紀,鏡頭已經變得無處不在;然而鏡頭很少對準我們食物的來源和能源的出處,以及我們垃圾的去向……我們活在一種幻象里,感覺我們產生的所有廢物——從排泄物、垃圾到有害廢棄物——都可以憑空消失,就像我們衝馬桶那樣輕易。

——奇亞·湯漢(Ziya Tong)

《現實泡沫》(The Reality Bubble)

在各種關於垃圾分類的網絡段子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是充當誌願者的上海阿姨對前來扔垃圾的年輕人提出的詢問:“你

(扔的)

是什麼垃圾?”該問句與互聯網文化的自嘲精神完美契合,於是它被上升為“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另一個是按照上海市目前推行的垃圾分類準則該如何處理沒喝完的珍珠奶茶。正確的步驟為:先撕下封口的塑料膜,倒出珍珠和其他液體殘渣

(歸為濕垃圾)

,然後將塑料膜和吸管投入干垃圾桶,最後把塑料杯洗淨作為可回收垃圾。這一系列操作讓不少人感到麻煩,於是大家開玩笑說,以後在上海連珍珠奶茶都不敢喝了。

可問題是,倒推一下,一杯珍珠奶茶就是這樣一步步打包完成的:取塑料杯,加奶茶,加珍珠,加糖,封口,插吸管,套塑料袋……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類迫使我們去正視商品的生產和包裝過程、物質構成,以及相對應的處理方式,而這正是我們很不習慣去做的一件事。正如奇亞·湯漢所說:我們已經習慣了不去為垃圾的去向擔憂,就好像它們可以像衝馬桶那樣一衝即走,然後永遠消失;我們也很少關心我們的食物和消耗的能源是怎麼來的。這個時代的座右銘是“活在當下”——不需糾結過去,也不必擔心未來,只需享受你現在所擁有的,也許是一杯珍珠奶茶,也許是一份外賣,也許是一部“愛瘋”。然而“垃圾分類”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我們拉回了時間的三維當中,這樣說來它的確是直擊靈魂深處的拷問。

珍珠奶茶該怎麼扔?

記得我從英國完成學業動身回國前夕,曾為處理一批電子垃圾大傷腦筋。英國的垃圾回收政策規定,如廢電腦和廢手機之類的電子垃圾必須交給居住地所在的地方管委會

(council)

處理,並投入指定的回收中心。而且,還需攜帶住址證明才能投放電子垃圾。然而,回國前手忙腳亂的我感到還要特地去打印地址證明太過麻煩,而且回收中心離我家也不近。於是,我呼哧呼哧地帶著一箱廢電腦、掃瞄儀等電子垃圾來到學校,心想可以交給學校的回收中心。然而,回收中心的工作人員除了詢問我“是哪個單位的”,還拒收了我的東西。他們說要交回院系里,到時統一時間上門收走。於是兜兜轉轉,我最終汗流浹背地把一箱電子垃圾交給了學院的博士生管理秘書。這是我迄今為止最印象深刻的一次電子垃圾丟棄經曆。繁複的過程讓我意識到電子產品物質構成的特殊性和有害性,也讓我開始倍加珍視每一台當下擁有的電子設備。然而我所經曆的麻煩,和開採製造智能手機所需鈷礦的非洲童工以及包括中國工人在內的無數手機裝配工相比,又算得了什麼?

The Reality Bubble,by Ziya Tong,版本 :Allen Lane,2019年5月

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邁克爾·畢利格

(Michael Billig)

曾指出,消費主義的愉悅建立在人們對於商品生產過程的集體遺忘之上;令人感到不適的生產過程往往被產品的標價和各種酷炫的產品宣傳所遮蔽。在我看來,消費主義的集體遺忘也包括我們對商品成為廢品後流向何方的不管不顧。看似繁瑣的垃圾分類也許是個開始,它讓丟棄不再那麼輕易,也就可能讓我們意識到每一件商品都是人力和物力活生生的結晶,亦會對我們的物質環境產生實際的影響。鼓勵人們反思不計後果的消費方式並減少此類消費,應是垃圾分類政策的最終落腳點。

但問題是,人們有閑工夫思考這些問題嗎?

環保的社會分層,

與背後的綠色正義

“老闆,我不需要塑料袋,我想更環保些,關心一下地球。”

“哦,你這想法很好呀,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

“我就不這麼想。我他媽連飯都吃不飽,還關心什麼狗屁地球。”

以上這段對話來自我在英國的一次買菜經曆,它指向的是環保行動的社會分層問題。我有獎學金資助,衣食無憂,學業之餘也有精力瞭解全球的氣候變化和汙染。但對於那些終日為生計奔波的貧困人口而言,環保問題可能顯得非常遙遠。這並非意味著環保就該遠離這些所謂的社會“底層”人群。全球環保運動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叫“綠色正義”

(green justice)

。它的核心命題是:氣候變暖、垃圾氾濫等環境問題對於窮人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負面影響要比富人和發達國家大得多,環保因此並不只是個環境問題,也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

我曾經看過一部名為Thank You For the Rain

(《感謝降雨》)

的紀錄片,主人公Kisilu是一位肯尼亞的農民。他目睹自己的村莊因全球氣候變化而遭遇連年的乾旱和土地荒漠化,村民為了生計只得砍伐更多的樹木,或是進城打工,造成當地環境的惡性循環。Kisilu決心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他不僅發動村民停止伐樹並嚐試進行生態種植,更成了一名二氧化碳減排的行動主義者,在巴黎氣候會議這樣的國際場合訴說肯尼亞農民的生活經曆。這個故事一方面體現了所謂窮人的環保意識絕非沒有覺醒的可能;另一方面,它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圍繞環境問題開展的、更加開放的對話平台該如何實現。

Thank You For the Rain(《感謝降雨》)紀錄片。

在中國語境下,政策製定和執行者除了推廣環保理念之外,更需調研來自不同階層、職業和地區的人們如何參與或是拒絕參與環保行動,瞭解他們各自面臨的生活困難,而非一刀切地對垃圾分類、燃燒秸稈等問題進行罰款。在這一點上,澎湃新聞的“市政廳”欄目與上海市浦東新區社區服務中心共同發起的“複雜社區——垃圾分類實踐”沙龍既是一次可貴的嚐試,也存在改進的空間。據報導,此次沙龍的參與者包括澎湃新聞的編輯、其他媒體人、高校教師和博士生、非盈利組織工作人員、居委會和社區中心主任、中學教師,還有普通居民。儘管該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社會各界和政策執行者進行對話的平台,但它還是缺乏更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環衛工人和小區的垃圾分揀員,他們對垃圾分類的第一手經驗體會讓我們更直接地瞭解目前實踐垃圾分類的成效和社會參與度。還有飯館經營者及外賣騎手,當政府逐步推行對塑料餐具和包裝的管控,他們和顧客之間又會產生哪些糾紛或理解?瞭解來自垃圾分類第一線的生活體驗和政策實際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或許比大學教授抽像地談垃圾分類更有現實意義。

美國人類學家羅賓·內葛在《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一書中寫道:“如果你幸運,你可以一輩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輩子不呼叫消防員,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環衛工。”當“垃圾”這個中國主流社會曾避而不談的字眼如今公然進入媒體和輿論的視野,也許這也是一個契機,可以讓城市居民看見那些他們熟視無睹卻又賴以生存的“底層”人群。

《撿垃圾的人類學家:紐約清潔工紀實》,作者: [美]羅賓·內葛,譯者: 張弼衎,版本: 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

從環衛工、快遞和外賣騎手到從事其他職業的農民工,這些都市“隱形人”的想法和命運都是我國若要全面推行各項環保措施不可能繞過的考量要素。

同樣需要引起更多關注和討論的是各地區在環境問題上不平等的可見度。當北京的空氣汙染和難得一見的“北京藍”成為中國環境問題多年來的重要意象,近鄰河北及其他省份的長期汙染卻很難引起媒體和輿論的持續關注。十幾年前廣州、廈門等大城市由白領組織的反垃圾焚燒廠和PX化工廠抗議,雖然體現了市民和市政府間良性的博弈和協商,但我們也需要拷問,這類被大城市拒絕的化工廠和焚燒廠最終在哪裡選址?農村和中小城鎮的居民是否會成為發達地區環保舉措的犧牲品?

回歸社群,

超越“單向度的人”

綠色正義也和經濟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巴黎氣候協定》的製定過程中,與會代表為各個國家的碳排放限額爭得不可開交。發達國家把二氧化碳超標的矛頭指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但也有西方的有識之士反思,英美等國既然已完成了工業化,也就完成了對地球“必要的汙染”

(這些汙染如今依然持續影響著地球)

,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發達國家應該承擔更多二氧化碳減排的義務。

這樣的反思也適用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雖不及西方發達國家,但早已位於發展中國家的首位,遠超巴西和印度。中國部分城市地區的發展程度已經可比肩甚至超過西方,城市居民享受著極為便利和高能耗的生活,浸淫於私家車、外賣、網購和各種電子產品構成的美麗新世界中。相應地,我們也有義務充當環保行動的急先鋒。

我數次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呼籲,為了控製垃圾的產生,減少網購、外賣和電子產品的更新頻率。一些學經濟的朋友對此不以為然。他們擔心消費慾下降會令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生嚴重的社會後果。還有人指出,如果大家的消費越來越少,到頭來失業的將是電子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還有外賣和快遞小哥等等。我承認這些都是切合實際的思考,但也想到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雖看似文化昌明,但卻壓製了人們的否定和批判性思維,使得我們不再想像或追求與既有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過去三十多年,GDP高速增長一直是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追求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與此照應,追求更加快捷和便利的生活似乎早已成為單向度的國民追求。為了地球和子孫的未來,我們是否該適當地放緩經濟發展的腳步,去思考一味地求新求快正付出怎樣的環境代價?

《單向度的人》,作者: [美] 赫伯特·馬爾庫塞,譯者: 劉繼,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3月

當下推行垃圾分類的一大難度就在於人們花了不少力氣去做這件事,但獲得的好處是社會公益性的,暫且看不見也享受不到。這樣不相稱的投入與回報令許多習慣了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人感到陌生。環保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場的。比如,僱人刷碗的成本要比使用一次性餐具大得多,因此許多餐飲經營者都選擇了後者。對環境這樣的公共利益而言,市場調控多數時候是失靈的。因此,環保一方面毋庸置疑需要政府行為的介入。另一方面,關於減少消費和抵製消費主義的討論,哪怕理論上可能造成失業等社會問題,但把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和我們個體的慾望聯繫起來,這是打破“單向度的人”必需具備的輿論基礎。也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基礎,政府執行更為嚴格的限塑令才不致招來人們“這也太不方便了”的拒斥和不解。我們太需要反思自己的“方便”會給他人和整個社會帶來怎樣的“不便”。“舍小家為大家”的口號何時已經遠離了我們的生活?

東方衛視《雙城記》欄目的垃圾分類特輯中有個鏡頭令我印象深刻:台北市民手拎垃圾袋站在街邊,互道家常,等待前來收集各類垃圾的車輛,然後秩序井然地丟完垃圾離開。垃圾分類是否也可能重塑大陸人民的社區參與理念,令我們回歸社群和集體?它可否促使更多的人反思自己的消費生活和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許這些問題只是一個左派環保青年一廂情願的幻想。也許,不是……

作者:黃炎寧

編輯:徐悅東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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