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罷工風波接近尾聲,台學者分析工會此次為何會“潰敗”
2019年07月03日20:00

原標題:長榮罷工風波接近尾聲,台學者分析工會此次為何會“潰敗”

7月3日,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第14天。

根據台灣《經濟日報》報導,7月2日,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榮航空)與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以下簡稱:工會)進行第二次協商,在長達11小時馬拉松式的協商中,雙方針對空服員福利和權益充分討論。

雖然長榮航空與工會在“不秋後算賬條款”方面仍各持己見,但已有部分進展,雙方達成一項初步共識——即原被長榮航空列為“曠職”27名空服員,雙方均同意願意先改記為“空班”,等待第三方公正機構調查結果出來後,才最後確認如何處理。

“我方已料到長榮航空會如此強硬,這個作風也使它一直被詬病。”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副秘書長周聖凱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稱,工會早已預計罷工將會持續兩週乃至一個月時間。

工會讓步

長榮航空方面,似乎也已決定做好拉長戰線的準備。

因應罷工持續進行,長榮航空公告稱將繼續取消7月11日至7月19日的航班來回共550班,影響旅客人數近10萬人。

根據長榮航空公告顯示,長榮罷工風波對公司造成損失營收約23.6億元新台幣。

由於罷工運動對旅客權益和經濟造成很大損失,因此台灣社會對於此次罷工行為一直存在爭議。

“台灣的工會組織可分為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三種類型。企業工會通常是由同一企業的勞工所組織的工會,通常容易受到資方以各種手段打壓。但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由於是跨企業的,不容易被操縱,形象也很容易被抹黑。”周聖凱稱。

正是雙方的強勢態度,讓“罷工”風波難以快速收場,在長達兩個多禮拜的罷工後,長榮部分空服員也撐不下去了。

根據台灣“中時電子報”報導稱,現在不少曾參與罷工的空服員,紛紛想回公司上班,長榮航空今證實,目前已有逾600名空服員表示願意返回工作崗位,其中約400位已自行或通過公司協助取回“三寶”(即護照、台胞證和工作證)。

根據統計,長榮空服員計有4000多位,此次實際參與罷工的有2350位,由於不斷有空服員回到工作崗位,長榮航空估計7月11日後運能可望恢復七成。

“這是長榮航空想內部分化的動作。”周聖凱稱,雖然部分空服員回去上班了,但仍有2100位空服員繼續罷工。

這場曠日持久的罷工風波尚未結束,但目前看來作為資方的長榮航空似乎略占“上風”。

“應該快結束了,對長榮航空而言,困境會是罷工結束後如何處理工會幹部。對於工會,他們只是在想如何輸少一點。”新北市政府仲裁委員、律師蔡瑞麟對澎湃新聞分析稱。

在他看來,工會向長榮航空提出“8大訴求”大多落空,尤其最核心條款:即推派獨立董事或增設勞工董事、日支費和搭便車條款等,統統都被資方強勢駁回,工會只能做出讓步。

台灣《天下》雜誌撰文分析稱,工會此次訴求沒有“正中紅心”,難以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相較於3年前華航空服員罷工直指,“這是一場與休息有關的戰爭”,以及今年初華航機師罷工主打過勞,都把訴求與飛安綁在一起,與民眾息息相關,容易取得社會的同理心。

這次長榮勞資的最大歧見在於“禁搭便車調款”和“勞工董事”,與民眾距離遠,比較難理解。加上工會在協商直播時,第一項“日支費”無共識旋即發動罷工,讓不少民眾誤以為,她們是為了“錢”罷工。

工會最能發揮是的“過勞航班”,但長榮航空已在盡力改善,提出飛一天休一天的製度,即空服員每月只需工作10天,休假20天,此舉深得已婚有小孩的空服員青睞,也讓工會難以“做文章”。

長榮航空已連續4年發放4個月年終獎金,獲利不如外界想像的光鮮亮麗,僅從財務體製看,長榮對工會讓步的空間有限。

根據長榮航空公佈年報顯示,2018年底的資產總額是2412億元新台幣,負債1711億元新台幣,合併營收1799億元新台幣,獲利65.5億元元新台幣。也就是說,長榮投入這麼多資產,承擔大筆負債,獲利卻只有投入資產的2.7%、營收的3.6%,完全不符合投資效益。

其次空服員行業替代性太強,當空服員罷工不久,長榮航空在股東會立刻宣佈對外招募空服員,取代之意很明顯,此舉已造成罷工空服員“軍心不穩”。

台灣《天下》雜誌稱,工會忽略了長榮航空是完全自負盈虧的私營公司, 即使工會不斷伸手向政府求援,作為政府頂多隻能道德勸說,無法強行介入。

上述原因均決定了此次罷工風波的最終成效。

“潰敗”還是“小勝”?

“你不能只有標題沒有內容,你必須對你每一個提出的訴求有論述,要有相關的分析,要談判了,你才會言之有理,讓資方可以接受。怎麼可以是兩手空空,就這樣上戰場呢?”開南大學空運管理學系副教授盧衍良對澎湃新聞稱。

作為一名研究航空管理的學者,他從罷工開始就呼籲勞資雙方應該用法律來理性溝通。

經過對此次罷工更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度參與,盧衍良認為工會方在相關法律和行動方案上均準備不足,因此造成罷工收效甚微,所有核心訴求均協商未果,身處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乃至有台灣媒體用“潰敗”來形容此次長榮罷工的勞方表現。

針對台灣媒體的“潰敗”一說,工會方面不予認同。

“雖然工會訴求不能全部達成,但罷工讓過勞航班、工作時間和薪水待遇均比以前有所調整或大幅度改善。我們不敢說大勝,但起碼也算是小勝。”周聖凱稱。

由於台灣經曆罷工運動並不多,故而此次長榮空服員罷工始終都面臨一個難題——如何獲得社會公眾的同情和支持。

“勞工運動還是有其正面意義,但勞工運動的本質應該建立在情理法都兼具的訴求上,才能夠獲得社會多數支持。本次罷工成員不斷在各種媒體訴諸自己的悲情,這在一剛開始或許有用,但隨著後續一直沒有法理上的論述,民眾也會開始注意到訴求本身的不合法理,自然就讓社會觀感變差。”盧衍良稱。

他從純技術層面分析此次長榮罷工,認為空服員主要是訴求於情感,強調行業的辛苦,但從情理和法理上都未能充分說服社會大眾。關鍵是,她們未能顧及每位受影響的旅客感受。

“空服員們高度信任工會幹部與律師,但他們並沒有給予會員充足的知識與資訊,以至於會員對於實際上的法律問題毫無所知。”盧衍良稱。

作為資方,長榮航空卻意外獲得台灣社會支持和理解,乃至一段時間社會輿論“一面倒”的支持長榮。

盧衍良分析稱,長榮航空從最剛開始就堅持依法論事,堅守法律層面不容妥協的立場,再加上工會本身始終無法提出符合法理情各個層面的論述,對於所提訴求也都沒有統一口徑對外說明,形成不同會員在不同平台的說法完全無法對照,兩相比較,難免讓外界產生疑慮。

“罷工不是罪惡,但一旦沒有主軸論述把訴求清楚明白的呈現給社會大眾知悉,那麼,最後得不到民眾支持,只能節節敗退,大傷原本罷工應有的正麵價值。”盧衍良稱。

作為罷工組織者,周聖凱坦承,由於此前台灣罷工並不多,尤其是影響大眾運輸的罷工也很少,這形成了台灣社會對罷工帶來的影響難以適應。

“早期輿論對罷工並不支持,但經過這麼多天,台灣社會大眾看到空服員的決心和團結意誌,現在輿論已有轉過來的跡象。”周聖凱稱。

作為常年專注於勞資糾紛的台灣法律人士,蔡瑞麟建議此時長榮航空方面應對“曠職”空服員不予究責,重新取回“正當性”。

他認為,儘管長榮航空不會對空服員“秋後算賬”,但極有可能追究工會的法律責任。

“長榮現在打算一次滅掉外部工會的可能。” 蔡瑞麟稱。

“這次罷工並不單純是空服員與長榮航空之間的對抗,而是勞工階層與財團之間的抗爭。” 周聖凱稱。他認為,“政府應該站出來對長榮航空蠻橫的做法予以處理。”

事實上,在此次長榮罷工風波中,社會各界均對台灣當局的不作為表達不滿。

根據《聯合晚報》報導稱,台灣旅遊業公會原本7月2日號召上街頭抗議政府不作為,最終還是長榮航空及時出面才平息風波。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