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讀什麼
2019年07月01日09:34

原標題:今年夏天讀什麼

《影片》,莉蓮·羅斯(“Picture,”by Lillian Ross)

莉蓮·羅斯的《影片》初次出版於1952年,現在令人欣喜地在“紐約書評經典書系”再版。這是一個讀起來十分愉悅的故事,講述一部荷李活電影拍攝過程中極不愉快的經曆。在這本書的五個章節中——最初是在《紐約客》中作為一系列長篇小說刊出——羅斯以極其微妙和幽默的筆觸,講述了約翰·休斯頓根據斯蒂芬·克萊恩的內戰小說《紅色英勇勳章》改編的電影的製作過程。羅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寫作這個故事,故事主要發生在洛杉磯及其周邊地區,而且影片從編劇到主要演員都由非專職人員完成,這種令人嫉妒的方式如今作家們很少能得到。羅斯構建的敘事模式相當完整,令人歎服。故事從休斯頓遊說米高梅電影公司精明的領頭人路易斯·梅耶來拍這部影片開始,梅耶被戲謔地描述為“巨大的腦袋幾乎擱在肩膀上,中間沒有脖子”,而他覺得這部自命不凡的電影可能會失敗,直到電影在加利福尼亞艱難地開始拍攝。我們也見證了編輯與發行之間繁複的權力之爭。一方面休斯頓和電影製片人,一個敏感的歐洲人,名叫戈特弗里·萊因哈特,他們都想拍一部“偉大的電影”,而另一方面,梅耶和多爾·沙裡,電影工作室的樂觀主義者,市場導向的製片主管,希望這部電影能娛樂大眾。這隻是書中的眾多諷刺之一,《紅色英勇勳章》的製作與克萊恩和在他之後、休斯頓希望描繪的戰爭並無不同之處:殘酷、無情、徹底無意義。另一個原因是,電影工作室試圖通過重新剪輯來提高這部電影的票房上座率,結果是,這部電影既不偉大也不成功:用萊因哈特的話說“一次毫無藝術性的失敗”。雖然書中虛構的主人公休斯頓有種流氓無賴的魅力,但萊因哈特卻贏得了我們最深的同情:起初在他對製片公司高管商業訴求的反對上,後來,在他向他們的妥協中。——娜奧米·弗萊(Naomi Fry)

《犁骨頭》,奧爾加·托卡爾丘克(“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 by Olga Tokarczuk)

在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最近被翻譯、初版於2009年的小說《犁骨頭》開頭的句子中,亞尼娜,這本書中從容不迫、獨立古怪的六十歲女主角宣稱:“我已經到了這個年齡以及這種狀態,那就是我睡覺前必須要洗乾淨腳,以免夜裡我被一輛救護車拉走。”亞尼娜住在波蘭的一個村莊里,靠近捷克共和國邊界,而且她的身體微恙。她一度認為,或許受苦的人更有接近上帝的特殊渠道。她在孤獨的日子裡日夜翻譯威廉·布萊克的作品,繪製複雜的星象圖,照看有錢鄰居的避暑別墅,像鷹一樣警惕那些無聲無息在附近土地上出沒的動物。亞尼娜將她的生活建立在她這些緊張而細緻的觀察之上;她的思想關注當下,更專注於永恒,並且排除了許多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這使她成為一個傑出又令人困惑的敘述者,講述了構成“犁骨頭”情節的一系列神秘村莊死亡事件。她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推測——當地的動物正在起來反抗捕獵和吃掉它們的人。就像布萊克,或者像占星師,或者,也許像一隻鹿,通過腳步聲憑直覺感知到自己生命的盡頭。亞尼娜明白“見微知著”。她寫了長長的匿名信給警察局,在信中她描述了遍佈地球的殘暴體系,這些都體現在人們不假思索的日常行為中。自然,大多數村民認為亞尼娜瘋了,但他們低估了她。(居於小說中心的一個隱秘問題奇特地連接著世界:如果我們更清晰地看到動物,如果我們尊重對它們起作用的人和事,我們還能捕獵、殺害它們嗎?)《犁骨頭》這部小說以激烈的強度與內心活動讓人感到興奮,幾乎難以言喻;它是我很長時間以來讀過的最震撼的一部小說。——吉雅·托倫蒂諾((Jia Tolentino))

《看不見的傷痕》,蕾切爾·露易絲·斯奈德(“No Visible Bruises,”by Rachel Louise Snyder)

我不太明白蕾切爾·露易絲·斯奈德是如何做到她在《看不見的傷痕:關於家暴我們所不知道的將殺死我們》一書中所做的。這本書花了九年時間完成,但這隻能部分解釋其在深度和廣度方面的成就。另一部分是斯奈德的寫作背景: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說,她從“世界的隱秘角落”報導了政治腐敗、戰爭罪行、恐怖主義、性交易等重大事件。家庭暴力作為一個話題經常出現在她的視野中,但它似乎又與每個故事不太相干;在某種程度上,她意識到它正是問題的中心。(斯奈德說她不太願意使用“家庭暴力”這個詞——她更喜歡“親密夥伴恐怖主義”。)所以她寫了一本關於這方面的一切的書:關於毆打和殺害妻子或女友的男人;關於預測謀殺和致力於治癒施虐者的人;這本書還深入探討了性別、貧困、抑鬱、絕望、特權、執法、監禁、司法、精神健康和政治等。它需要作者有非凡的天才和信心將這一切揭露出來。斯奈德的故事是關於人的,每一個人——包括冷血地殺死妻子和女兒的男人。她的調查是富於才智且極其繁複。書中一些最令人震驚的材料涉及到為那些虐待婦女的男人建立的康複組織。斯奈德嚴絲合縫地從描述這些行為過渡到研究大規模監禁和美國的犯罪與懲罰經濟學對虐待行為的約束。她對她的論題思路清晰,但她無法避免一種無情的痛苦。有時,她甚至顯得有點滑稽可笑。這顯然不是一個海灘讀物的最佳選擇,但是它是如此多、如此好的書的集合,因此它是一本完美的可以帶去旅行的書。——瑪莎·格森(Masha Gessen)

《名人》,Justin·庫利茲克斯(“Famous People,” by Justin Kuritzkes)

兩年前的夏天,我乘公共汽車去布魯克林的一家小劇院看了一齣戲,故事講的是一個醫生全神貫注於自己屁眼的構造和排放。我很快意識到,我看的是一部輝煌之作。Justin·庫里茨克斯作的長獨白劇《屁眼》的低俗外表,通過那名醫生將自己在政府資助的野蠻實驗中的角色合理化而更明確。有一段時間,我對庫里茨克斯循環往複的哲學式幽默頗為熟悉。在我們母校,當我們中的一些人醉醺醺地考慮自拍角度時,庫里茨克斯正在成為一名低調的YouTube明星。在他的單人小品中,他用照相亭(Photo Booth)拉伸或擠壓自己的面部特徵,賦予他的角色古怪的身體特徵。最近,他的喜劇借鑒了當代文化,他寫作歌詞、演奏民謠和跳舞——“所有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新娘”、“和我妻子整夜跳舞”——這些都是如此精妙,以致製片人可以把它們收錄到Justin·比伯的專輯中。“女孩,我第一次見到你,就像被手槍的一顆子彈擊中”,他在《愛上一張照片》(“Falling in Love with a Photograph”)這首歌的開頭輕聲低唱。這首歌令人吃驚的暴力荒誕主義可能為庫里茨克斯的處女作《名人》中愚蠢的敘述者所喜愛。《名人》將於今年七月出版。《名人》是一個人的獨白,沉浸在聲帶顫動而發出的氣泡音與自我死亡的甕中,儘管它的敘述者,世界上最著名的流行歌手,認為他在寫一部上帝級的回憶錄。為什麼他不能像他發行的每首歌一樣變成黃金、白金或鑽石呢?庫里茨克斯的星運正在用他名氣的金手指與他前經紀人以及他父親的自殺談判。悲劇與流行,以及它們的密不可分,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就像一個人拿著薪水,在公關團隊和特立獨行的唱片公司簽約新藝人的僱員叢林間劈出一條道路來,愚蠢地希望能從歌手的靈魂深處找到一種真誠的訊息。《名人》很有趣,也讓人心碎;有人買了一本送給Justin·比伯的經紀人。——多琳·聖·菲利克斯(Doreen St. Félix)

《告別東部》,約翰·格林(“Out East, ”by John Glynn)

夏天是一個不計後果地自我發現的季節,從一年中第一個真正熱的日子開始,以一種不和諧的聲音重新介紹自己的身體:“嘿,這是我的腿!”約翰·格林可愛的回憶錄《告別東部》講述了漢普頓一個夏天的季節轉換,在此之中,曼哈頓一家出版社的編輯助理格林,開始瞭解自己可能想要愛的人。但他深為一種模糊卻極具破壞性的不安所困擾。他有一個支持他、充滿愛的家庭和一群喧鬧的大學朋友,但他從未有過一段認真的、長期的關係。他開始感到孤獨地死去與沒有人愛不可避免。到晚上,他竭力抑製心頭的焦慮:“我臥室的牆壁似乎在收縮,”格林寫道。“空氣靜止了,好像要消失一樣。”一次機緣巧合,格林繼承了一筆錢,正當他租下一間位於蒙克托(Montauk)的“合租房”。蒙克托位於長島最東端,是一個偏遠而經常舉辦聚會的小鎮。格林將其描述為“超越了文明的臨界點,一個天然的、月光映照下的地峽”。接下來是令人窒息的週末雞尾酒會——“如果是在蒙托克的海灘日,你會爛醉如泥,如果不是海灘日,你也會大醉不醒。”(海灘日就是一個海灘舉行的小範圍活動,大家一起喝酒、聚餐、運動、曬太陽、撿垃圾——譯者注)——而且,不可避免地、深沉而困惑地愛上一個名叫馬特的年輕人。就像最好的成長書籍一樣,《告別東部》是一本溫柔、耐心的指導手冊,描繪了這樣一種自我實現之路,至少是自我接受的道路。格林是一個如此熱情、優雅而又精準的作家,儘管我從未去過漢普頓,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地方令人暈眩的吸引力:脫俗的視野,共同的避世感。當他把他的同伴描述為“追逐永恒夏日的陽光的孩子”時,它喚起的不是放縱,而是對一個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時間與地點的渴望。——阿曼達·佩崔西(Amanda Petrusich)

《普通人》,薩利·魯尼(“Normal People, ” by Sally Rooney)

我幾次坐下來讀薩利·魯尼的小說《普通人》,並不是靠喜歡——而是難以半途抽身離去。魯尼(《紐約客》今年一月作者介紹專欄的人物之一),愛爾蘭人,二十多歲,她經常被描述為“千禧一代小說家”,因為她的小說中會有短信和推特的信息。然而,她的作品卻因沒有常見的早熟的神經質;反而是在描述年輕人對財務與秩序的渴望(魯尼認為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和成年人身份半明半暗的湧動伸展方面富有成果。《普通人》在構思上幾乎是經典的:富家女瑪麗安和男同學康奈爾,她家清潔工的兒子,在高中時就開始約會(秘密地——出於他的偏好,而不是她的),進而跟隨對方進入大學,隨著他們關係的兩極轉變,他們在好些年里分分合合。這個故事的神奇之處在於,魯尼的寫作在情感描寫上緊湊而嚴謹,但同時又很低調,省略了繁瑣的標點符號,通順流暢,就像冰塊融化時失去了堅硬的外緣。她以描述女性之間的關繫著稱;她還擅長描寫男性的內心世界,這證明她擁有富於同情心的想像力。感謝《普通人》這部小說,它輕快、晶瑩,而且富於人性——一部完美的夏日讀物。——南森·海勒(Nathan Heller)

《遺傳》,丹妮·夏彼洛(“Inheritance,” by Dani Shapiro)

幾年前,54歲的作家丹尼·夏彼洛為了順應她丈夫,隨意去做了一次DNA測試,結果發現她經常提到的深愛的父親根本不是她的親生父親。她最新的著作《遺傳》講述這個令人震驚的發現的後果,這個發現讓她的身份與自我認知陷入了困境。夏彼洛的父母早已去世;另一方面,她的生父在網上輕而易舉地被找到。敘述障礙——當夏彼洛發現自己的生父是誰時,這個故事之謎就解開了——變成了她引人入勝、富於同情的回憶錄,當夏彼洛被驅使著去對付染色體、回憶和家庭問題時,夏彼洛回到了她父母的婚姻和她自己的童年時代,她已經提到——或認為她已經提到——在她之前的書中。調查了本世紀中葉美國生育診所的黑暗、不受監管;並諮詢了一位拉比,試圖瞭解她虔誠的父親的思想。(在被告知自己長得不像猶太人之後,這位金髮碧眼、擁有斯堪的納維亞人特徵的夏彼洛必須承認,懷疑者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夏彼洛從小就是東正教教徒。)這類題材我很喜歡,於是我迫不及待地讀著作者給《時代》雜誌“倫理學家”欄目的信,信中提到DNA所揭露出來的真相,類似的問題似乎現在變得越來越頻繁。在遺傳學和便捷的數據時代,希臘戲劇的巨大危機已經變得平淡無奇;我們都有可能是俄狄浦斯。“如果我不能回答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問題:我是誰,那我該如何過我的人生?” 夏彼洛寫道。這裏沒有簡單的答案;就像關於自我寫得最好的文章一樣,重點是尋找她自己的完整性。——亞曆山德拉·施瓦茨(Alexandra Schwartz)

《維持道路暢通》薩拉·西(“Policing the Open Road,” by Sarah Seo)

我常常認為,我們接觸到的給非專業人士的學術書籍在提煉他們研究中真正有趣的東西上存在問題。法律曆史學家薩拉·西寫的《維持道路暢通》卻非如此。她的書引人入勝地審視了汽車如何重塑美國人的生活,不僅是在郊區化和基礎設施方面,而且在自由和個人身份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方面。她所敘述的曆史涉及到方方面面,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當談到汽車,這二者的區別Jay-Z(美國說唱歌手、音樂製作人,譯者注)在《99個問題》(99 Problems)專輯中進行了著名的分析——到將執法常態化作為日常生活的一個特徵。法律體系是建立在故事的基礎上的,當人們發現自己陷入敘事的僵局時,他們需要找到終結或補償的方法。這就是這本書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在相關事件的管理規則還很模糊的情況下,它引人入勝、深入地研究了司機與警察之間的交涉。有時,它感覺就像一段地下史——秘密的同性戀者測試隱私的底線;像傑克·約翰遜或馬丁·路德·金這類非裔美國人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如今,在圍繞民事處罰和“黑人駕駛”的爭議中,我們許多人都意識到,在美國人對高速公路高度美國化且極誘人的比喻中,存在著悖論。西的書,以及她仔細重構的法律案件,都表明我們本可以有其他路可走。——徐華(Hua Hsu)

《勞德米克》露西·艾維斯(“Loudermilk,” by Lucy Ives)

《勞德米克》是露西·艾維斯的一部新小說,小說以略微虛構了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為背景。艾維斯要麼戳穿愛荷華的神話,要麼就是進一步完善它;這兩種選擇都讓她的書成為一種放縱。我喜歡安東·比恩這個角色,他是一個“概念上的詞作家”,有著嬰兒般的光頭和濃密的亞伯拉罕式鬍鬚。我喜歡唐·希拉里,他是一位必不可少的酗酒的教授,曾經寫過一些牛仔詩,現在似乎“正慢慢把自己身上弄得香噴噴的,作為一種任性的上流社會樂趣的來源”。這本書的書名從特洛伊·奧古斯都·勞德米克的名字中得來,他通過朋友哈利的幫助,靠欺騙混進了這個項目。他們的分工是這樣的:特洛伊,一個超級白癡,到教室去炫耀他粗魯的好看外表,並試圖與儘可能多的女生上床;哈利,非常害羞,他坐在破破爛爛的公寓里——廁所在地板中央——完成特洛伊分派的任務。兩人的喜劇冒險與克萊爾憂傷的經曆交織在一起,克萊爾是一位一年級的小說家,卻再也無法寫作。克萊爾說話簡潔神秘,這是艾維斯的興趣指向哲學,甚至是神秘學的早期跡象。《勞德米克》不僅有趣;它還成為創作過程的分層探索,從“一度向(克萊爾)暗示開始的那種緊張,到哈利寫詩時的感覺”,“他想往後退……挑戰是讓自己跌倒”。艾維斯帶著敏銳的溫柔走近學生們,帶著深切的敬意走近他們的作品(小說節選,令人愉快地)。她自己的語言是有刺痛感而古怪的,帶著一種分散的質感,就像她試圖講述,而另一個聲音在她耳邊低語。——凱蒂·瓦爾德曼(Katy Waldman)

《雨季森林中的巨人》雅各布·謝爾(“Giants of the Monsoon Forest,” by Jacob Shell)

我討厭動物,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一名素食主義者,但我喜歡雅各布·謝爾的書《雨季森林中的巨人》,這本譯文優美、記錄人類和伐木大象數百年來關係的遊記和民族誌。主要以東南亞為背景,筆觸略顯古典——“我去過那個森林國家……”他在書中寫道,他所進行研究的森林地區——“在這個被民族主義衝突蹂躪的地區,它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適合研究”。像最近克利福德·格爾茲在峇里島進行的鬥雞研究,謝爾對騎大象的人(稱為象夫或馭像人,取決於地區)的研究與這些“巨人”他們自己揭示了一種政治秩序。儘管在最後,謝爾指出“亞洲象的前景是黯淡的”,它們的數量急劇下降(1999年有6萬隻,而今天大約只有4萬隻。他繼而講述了大像在水患頻繁地區救災工作中的使用);在2004年的海嘯中,班達亞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一城市,譯者注)就是一個例子。他寫道:“投資大像在洪水期間提供幫助,是將大象的獨特能力與人類的一系列需求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這些需求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增長。”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又充滿凶兆的句子。——尼吉爾·薩瓦爾(Nikil Saval)

《小男孩》勞倫斯·菲林蓋蒂(“Little Boy,” by Lawrence Ferlinghetti)

舊金山詩人、《城市之光》出版商勞倫斯·菲林蓋蒂在今年三月就一百歲生日了,他用《小男孩》來紀念這個日子。這本書自稱是一本小說,但感覺像是一本神秘的回憶錄。它和費林蓋蒂一樣,在特權和貧困之間,在寄宿學校和孤兒院之間穿梭。後來,這本書也記錄下費林蓋蒂的同僚們在“垮掉的文學”思潮中的種種。這是一個回憶錄,認為記憶是沙漏倒過來時過去生活的沙子從中穿過、與新近的時間之沙混雜並與更早之前的沙子隨意混合在一起。它在過去十年里追逐著反復出現的夢想,把美國描繪成一個理想的國家,以至於它的抱怨中甚至有一種魅力,彷彿天使的號角吹響了它那波西米亞式消化不良的樂聲。(費林蓋蒂寫到海軍招募,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去“為一個充滿希望的美國和充滿親和樂觀精神的遼闊土地,一個仍然沒有買賣土地的最後邊界,一個仍然充滿了混雜的承諾、追求幸福還沒有變成殊死較量的世界,將這個閹割的世界逼入死角”。)這本書高度地引用典故並且不時語帶雙關。它的散文體式增加了神聖文本的神諭重量,因為它喚起了小男孩孤獨意識的源頭,它把自己從單調的標點符號規則中解放出來,以適應詩歌的節奏。格特魯德·斯坦因以地母般的氣勢,耐心地沉醉在它的構建之中,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狄更斯、馬克·吐溫、惠特曼、福克納、普魯斯特、貝克特、福克納、朱利安·巴恩斯,還有,是的,喬伊斯,我說的喬伊斯,我要喬伊斯。作者深入發掘貫穿作品的主題和穿過他腦海的聲音,在朦朧的燈光下從容漫步。——特洛伊·帕特森(Troy Patterson)

本文編譯自《紐約客》2019年6月4日發表的What We’re Reading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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