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驢《去洞庭》:一種混搭,文學意誌與通俗的結合
2019年06月27日09:29

原標題:鄭小驢《去洞庭》:一種混搭,文學意誌與通俗的結合

“在我的小說中,主人公們都是一群現實中灰頭土臉的失敗者,在社會規則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他們活在時代的夾縫之中,唯一能傷害的人就是自身。刀子紮得越深,意味著越痛,他們反抗的力度也越大。”青年作家鄭小驢曾在採訪中這樣說道。

在鄭小驢新作《去洞庭》中,小耿就是這樣的一個人。6月23日,由新經典文化推出的《去洞庭》在北京舉辦新書分享會。在分享會現場,鄭小驢與作家阿乙、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青年作家文珍、文學評論家季亞婭一起,就新書《去洞庭》的寫作過程做了分享,並討論了文學與時代、地域的關係。

活動現場

通往洞庭的途中

作為一名“85後”作家,鄭小驢一直是個特殊的存在。當同輩大多在用感傷情懷書寫自我或單純看重創作技巧時,鄭小驢的作品卻呈現出一股生猛、野性和直面現實的勇氣。

在新書《去洞庭》中,鄭小驢講述了一個複仇、懸疑與奇情的故事: 大老闆史謙因為出軌毀掉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在第二任妻子顧燁的婚姻中,得知妻子和一名青年作家有了外遇後踏上了複仇之路;生性風流的青年作家嶽謙,將朋友講述的偷情故事寫進自己的小說,卻也沒想到自己也因偷情走向滅亡;愛慕虛榮的女畫家顧燁數次與情人幽會,以為丈夫毫不知情,卻渾然不覺丈夫和她已經開始了最後的旅程;北漂女孩張舸,因感情和現實問題屢屢受挫,以致精神分裂,帶著心愛的鸚鵡,獨自遠走他鄉,因意外被綁架;父親患上重病急需用錢的小耿,因一念之差強暴並綁架了張舸,後來為報老闆史謙的知遇之恩,錯上加錯犯下第二起案件……五個人的命運因為種種因素迴環交織起來。而所有人的最終目的地,都是洞庭。

“洞庭不是具體的所指,他更多的是一種意象。”鄭小驢說,“從北京到湛江、東莞、西藏、東北、洞庭湖、長沙、鹹陽,這幾個命運交織的故事,不過是這些年我對人生、愛情、未知命運、和解的艱難尋求和思考罷了。生活在這樣複雜多變、暗流湧動的年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認清自己,看透世間本質,然而也避免不了被雲霧遮眼,最終成為‘製造雲霧的人’。我相信筆下的這些故事和遭遇,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漩渦,或被礁石拍碎的瞬間,它們與我們的現實處境血脈相連,心靈共鳴,從而具有普遍的意義。這些雲霧製造者,在通往洞庭途中各自人生軌跡已悄然改變,此時的洞庭,已不僅是現實所指,也暗含了人生豐富的隱喻。

《去洞庭》是鄭小驢就讀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創造性寫作碩士班的一種回望和梳理。他在後記中曾經提到重返校園對自己的影響,“這三年,漫長得像場冬眠。身份的轉換,情感的蛻變,外省青年與北京之間的微妙關聯,充滿了戲劇、幽默、荒唐……在北京,我身上長滿各種觸角,每天都在吸收不同的聲音。”這種蛻變讓他的小說從以往的鄉村世界中脫離出來,視野變得更為遼闊,觀察更為細緻。

鄭小驢

文學應該與時代相關聯

文學與地域性是這幾年文壇一直都繞不開的話題。莫言的高密,沈從文的湘西,梁鴻筆下的梁莊,文學似乎和地域性脫不開關係。而在《去洞庭》中,鄭小驢卻不執著於書寫一個地方,而是結合自己多年漂泊和旅行經驗,讓敘事空間從北京到湛江、東莞、東北、湖南不斷轉移。

“以往的作家們傾向於寫一個村莊,寫一個縣城、一個街道,而我們身處於一個極具變化的時代。時代變了,文學記憶也變了,文學應該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有所關聯。”鄭小驢說。

阿乙也表示:“我們的文學在很長時間里停留在鄉村文學,其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長時間處於農耕文化時代。70後、80後是站在高鐵上寫鄉村文學,而我們寫農村,是在綠皮火車上。”

在一直以自己家鄉“梁莊”為原型書寫故事的梁鴻看來,在中國社會巨大變化的過程中,地域性其實也在不斷變化,包括行政、區域、人的生活結構,每個人都在這其中沉浮。作家只是剛好敏銳地感知到了生活的巨大變化,但如何去寫,如何去表達這種地域性和人性的失落,要看作家自己的功力。

在談到文學的代際劃分問題時,文珍表示,雖然科技在不斷進步,但總有文字無可取代。不管是70後還是80後、90後,每個人都有自己身後攜帶的一個宇宙,一個非常大的時代。在這一百年裡面,我們都是同時代的人,這些變化時時刻刻都會感受到。我們都坐在時代的高鐵上,但是你會在高鐵上看到什麼樣的風景,是個人的選擇。代際存在,但是我們也可以無視它,可以一直年輕下去。

阿乙在評價這本書時曾說道:“這部小說代表了一種寫作上新型的混搭,一種文學強烈意誌和通俗的結合:‘在路上’+‘小報噱頭’。有凱魯亞克的意思,有青年人的冒險,劇情驚心動魄。我被它敘事上迷人的速度一直拖拽著。因此我想它也會對別的讀者構成一種必欲一探究竟的誘惑。”在分享會現場,阿乙針對純文學如何與通俗性相結合,做了具體回應。他說:“我們要不停地到處遊走,像吉普賽人發現新的寫作資源,我寫東西有點像蝙蝠,你說我是獸類的時候,我是鳥類,你說我是鳥類的時候,我是獸類,我的東西難以歸類。小驢寫的是‘在路上’,比較有日本作家的文風感覺,他用他鷹隼般的目光,關注中國的大地,看它在發生什麼變化,作出他的反應。”

“定稿的時候,已是冬天,我參加了海口馬拉松,在極度的亢奮與疲憊中,我意識到作為一個小說職業者,我跑完了最後一步。無所謂歡欣或喜悅,也無所謂收穫或成功,總之是完成了,作為小說寫作者,我體驗到了某種沉甸甸的踏實感。”在《去洞庭》的後記里,鄭小驢曾經這樣寫道。寫長篇小說如同一場漫長的馬拉松,對作家的體力是極大的考驗。村上春樹便把跑步當作日常生活的支柱,跑步是他感到快樂的源泉。

鄭小驢也喜歡跑步,他說寫作中也會遇到如跑馬拉松一樣的中途難關,但只要過了那個坎,作品就會上升一個台階。在《去洞庭》中,文學不是逃離現實的手段,而是理解社會的方式。它記錄著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時代背景,又關切著被時代浪潮裹挾著的小人物。他把他經曆的社會經驗用巧妙的文學方式轉化成小說的經驗。不批判,不說教,只是用一種呼嘯的速度記錄著我們這個時代和人。這些故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漩渦,是被礁石拍碎的瞬間,與我們的現實血脈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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