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親友如相問 就說我在上夜班
2019年06月26日05:06

原標題:洛陽親友如相問 就說我在上夜班

  2014年9月23日,北京,乘客經過天安門。從2014年9月22日起,34條夜班公共交通線路每晚11時20分後上路運營。視覺中國供圖

  2012年5月9日,廣東省東莞市,打工者在集體宿舍的手機充電處。視覺中國供圖

  城市入睡時,總有一些人還在上班。

  白居易當官時,曾和同伴“夜直”,有詩云:宮漏三聲知半夜,好風涼月滿鬆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中唯兩人。

  在工業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社會朝24小時不停歇的方向發展,夜班群體隨之迅速膨脹。

  他們或許是電廠運行人員、道路清潔工、醫生護士、民警保安,維繫社會的基本運轉。他們或許是日內交易員、IT運維、跨國客服,不得不適應國際業務的需要。近幾年,為了追趕行業發展速度,互聯網企業也在推行倒班製度,許多員工從“996”——早9點、晚9點,上6天班,變為“247”——三班倒,一天24小時,上7天班。

他和小一歲的同事去火車站接人,被認成了同事家長

  幾個方法讓你辨認出身邊的“夜班族”。

  近距離觀察,痘痘、黑眼圈、膚色發白、臉泛油光。夜間不得休息,他們的皮膚多少出了問題。身材上也能略窺一二,大腹便便或瘦骨嶙峋,夜間進食和飲食不規律所致。

  若他們在陽光下無所適從,甚至表示討厭陽光,可能性則有了七成。他們是生長在黑暗中的動物。

  最後一招,問他年齡。看著像32,卻說剛滿23,邊摸頭髮邊自嘲“第一批90後已經開始脫髮了”,八九不離十,夜班族!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將夜班定義為上午7點至傍晚6點之外的工作時間。

  夜班族內部有著物理界限明晰、心理界限模糊的區分。“固定夜班族”和白班夜班輪換的“倒班族”就有所不同,前者同情後者“生物鍾頻繁打亂”,後者可憐前者“長年不見天日”。

  形形色色的夜班族,因“黑白”的顛倒,逐漸喪失對身體、社交甚至整個人生的控製權。

  穀明在東北從事電廠運行工作,常見的“五班三倒”,隔天一個夜班。

  剛進電廠時,穀明是個20歲出頭的帥小夥。“後夜班”淩晨2點到上午9點,無論上班時多困,下了班立馬精神百倍,他和同事們索性不睡,上網吧打遊戲,或去吃火鍋、燒烤。

  那會兒他覺得倒班大把休息時間,沒什麼不好,何況年輕人哪個不熬夜?頂多埋怨後夜班起床困難。

  未滿兩年,當年的帥小夥謝頂了。

  老同學聚會,大家約好了似的,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頭髮)怎麼掉這麼多!”

  類似的尷尬在兩年後接連出現。他和小一歲的同事去火車站接人,竟被認成同事家長,一見他便喊“舅舅”。

  兩鬢光禿禿的他參加前女友婚禮,闊別兩年的前女友見到他,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受啥打擊了?”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把通宵工作列為“可能致癌”因素,其他已知的致癌物包括肌肉增強劑、紫外線輻射及柴油廢氣等。

  穀明覺得,“頭髮掉成這樣,能重來一次,就是多給我2000元,我也不倒班!”

  大學時他是籃球隊隊長,頭髮茂密、身材挺拔,“那是相當地帥”。“沒想到倒班幾年成這樣了。”他遍嚐百法,黑豆黑芝麻、頭部按摩、“霸王防脫”,但都效果平平。

  找對象成了難題。穀明交往過的一個心直口快的女孩,經常以開玩笑的語氣說,“你這頭髮掉得,比我爸還少了!”“你看你這兩根毛,跟陳佩斯似的。”

  作息不一致也是一大困擾。女友週末想出去約會。一開始,穀明羞於拒絕,下夜班沒休息也硬扛。相處時間一長,女友週末邀約,穀明直接說“不想出去”,有時態度還不好。次數多了,女友成了前女友。

  女友如此,朋友更“難逃此劫”。縱使白班夜班的輪換很規律,倒班8年來,穀明身體越發扛不住,睡醒後渾身疲憊。頭兩年,他下夜班後常和同事喝酒唱歌到天亮。漸漸地,週末朋友找,“出來!”“累了。”有時下夜班後電話過來,穀明直接吼回去“幹嗎呢”。

  如今,穀明已調離倒班崗位,但冬天半夜起床上班的經曆仍深深刻在他的記憶里。

  那是深夜1點30分,室外零下20攝氏度,鬧鍾鈴聲把穀明“嚇一哆嗦”。當設定好的3個鬧鍾依次響完後,穀明夢遊似地爬起來,閉著眼睛穿衣。毛衣和絨衣正反面無甚差別,好幾次去到單位,他都被同事笑話穿反了衣服。

在微信朋友圈里點讚,“不能讓他們忘記我”

  在深圳工作的物流營業員葛政常去一家麻辣燙小店和“沙縣小吃”,夜裡他總控製不住自己的食慾,把大海碗的麻辣燙或一個雞腿飯加一盤蒸餃填入胃里。

  每天下午5點半到次日淩晨2點半上班,來往物流公司和住處的路,葛政熟知周圍環境,走大路有路燈和渣土車,走小路只有黑夜和蛙鳴。

  回到20平方米、無空調、無窗戶的“鴿子籠”里,他卻無心入睡——夜班族此刻入睡難度相當於普通人晚飯後倒頭就睡。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動態,葛政想評論也不知說些什麼。但他會給人們點個讚,“可不能讓他們忘記我了。”

  睡不著時,他玩遊戲、看直播,輔以大量加冰飲料,直到天亮。這樣的狀態持續3個月後,一天下午醒來,他往鏡子前一站,驚呆了,“這個眼圈黝黑鬍子拉碴髮際線靠後的死胖子是我!”他看到自己臉腫了一圈,感覺“臉上的肉隨時會爆炸”。

  葛政被身體發出的信號嚇了一跳:10分鍾前經手的物流單號,再一次看到,他卻毫無印象;明明剛吃過飯,同事問他吃了沒,他愣是搜尋不出任何吃飯的記憶;客戶玻璃瓶碎了,同事托他明天調取監控,查明是哪個部門疏忽。這件事起床時他還記得,到公司後全忘了,兩三天后又才想起來。

  手腳也開始不聽使喚,他想拿杯子,手卻不能即時作出反應,“有0.12秒的延遲”。

  2014年10月,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發現,夜班可導致生物鍾紊亂,影響腸道菌群,出現肥胖和新陳代謝問題。

  葛政害怕“不知道升職和猝死哪個先來”。他辭職了。然後他順便做了體檢,輕度脂肪肝,轉氨酶偏高,血壓血脂血糖分別有不同程度的超標。

  父親看到結果後,忍不住用方言罵了出來,然後說:“一個20多歲的人,身體像四五十歲的一樣!”

  “如果再來一次,絕對不上夜班。”葛政說。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

  邏輯嚴謹的IT運維人員劉維,自北方南下打拚。他聲稱,如果負面情緒的總和是10,那麼工作占2,地域差異和夜班各占0.5,蟑螂占7。

  劉維用排比句來形容自己的“懶”,因為懶,他沒能好好經營一份感情;因為懶,日語學習一拖再拖;因為懶,家搬得離公司越來越近;因為懶,學習了雙拚輸入法……

  在社交網站上,劉維曾列出頻繁換班對自身的6點影響。他的上班時間多變而混亂——7種排班,一月換一次。

  多變的作息,多變的進餐時間。上午7點到下午4點半的班次,他早晨5點半起床吃早餐,中餐、晚餐正常。

  下午1點半到晚上10點半的班次,他在上班前40分鍾起床,買冰淇淋作午餐,工作中跳過晚餐,深夜下班後在路上用炸土豆條、豆腐乾等小吃當晚飯。

  晚上8點到次日上午8點的班次,他晚餐正常,若晚間肚子餓,則在路邊攤買熱乾麵、雞蛋餅、鍋盔、麵包充饑,早餐公司食堂提供,中餐省略。

  但這隻是理想狀態,不規律的進食讓他的胃常處於沒緩過勁的狀態,加之南方天氣炎熱,他常常到了飯點也不覺饑餓,趕上中班和夜班連軸轉,每天一餐的情況會持續一星期。

  如若兩天夜班後緊接一個白班,他將受盡不得入睡之苦。上午9點回到住處,呼呼大睡至下午飯點。夜深無倦意,考慮到明天早上要8點到崗,強迫自己入睡。但往往直到淩晨4點睡意才被喚起,此時距離到崗時間僅4小時,繼而擔憂自己睡過頭,不敢入睡。

  即使是平時,他也難睡好覺。工作要求時刻保持電話開機,他常被電話吵醒。樓下是鬧市,遍地餐館小攤。白天睡覺有蟑螂藥推銷員和抄燃氣水錶者輪番打擾,不得安寧。住所採光不好,屋內昏暗,每當夜班過後,下午睡醒,劉維總得發呆好長時間,“不知今夕是何年,滄海或桑田。”

  夜班族自古有之。夜間,更夫報時、衙役巡邏、官員起草公文,以備不時之需,維持社會運轉。古今不變的是,夜班族皆以夜班為苦。清代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一載:“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為苦,互相推避。”據世界勞工組織報告,41%的人不願意參加三班製勞動。去年,一家招聘網站對95後“夜班族”的調查顯示,客服、酒吧員工、設計師等夜班崗位均有超過25%的人考慮換工作,在快遞員、倉儲等崗位中這一比例達到60%。

  國內外諸多學者努力探尋合理的夜班製度。爭議頗多,尚無定論。有人認為,相對於不停倒班,固定夜班有助於形成穩定的生物鍾,不至於影響人體睡眠飲食節律。

  身處中國卻照美國時間生活的李衷恐怕沒法同意——除非完全隔絕社會聯繫,否則固定夜班族也難逃生物鍾被擾亂的命運。

  李衷是一名美股交易員。理想中,週末股市閉盤,他好歹能回歸正常生活。現實是,週末一旦安排外出,他常常生物鍾調不過來,一夜輾轉反側,第二天強打精神出門。

  有一次,李衷和幾個朋友去桂林遊玩,前兩夜無論如何睡不著,第三天,他臉色蒼白、全身乏力、冷汗直冒。朋友擔心他出事,下午4點就返回酒店,拉他買藥。吃過藥後睡意襲來,李衷癱倒在床,終於睡著。但第二天起來,他竟開始不住地流鼻血,連返程飛機上的空姐都被驚嚇了。

  他和同上夜班的同事有過一次美好的旅行。他們每天晚間睡覺,第二天上午6點30出發。在旅遊團的車上,別人抱怨起太早、沒睡好的聲音此起彼伏。他和朋友互相詢問休息如何,卻總會感歎“睡得香”“早上起來精神好”。

  “晚上11點睡到早上6點,7個小時我會精神飽滿。而清晨7點睡到晚上7點,12個小時,我卻精神萎靡。”他說。

  “白天睡多久都不如晚上睡舒服。”他總結。

四元四角,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夜班津貼

  固定夜班尚且如此,倒班族的生物鍾更混亂。有研究生物節律的專家建議“每個班別至少持續7~10天”,一週白班、一週夜班的“慢倒”,有利身體健康。

  在杜拜做酒店前台工作的張賀即是“慢倒族”中的一員,在他眼裡,熬夜和夜班是兩個概念。前者只是身體得不到及時休息,而後者則是沒有得到必要的休息。

  夜班加速了張賀的老化。他原本就長得“著急”,夜班後“雪上加霜”。但也有意外之喜——客人常誤以為他是前台經理,說話客氣不少。

  張賀不少同事因夜班而辭職或退出酒店行業。選擇部門時,甚至有人因夜班而放棄心儀的前廳部。

  他在泰國實習時的主管,是他印象中受夜班“戕害”最深的人。主管性格開朗,充滿激情,但4年夜班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由於長期缺乏日照,渾身散發出一股陰氣沉沉的氣場,欠缺平常人的活力。

  “別說這位長年夜班的經曆,就是我上了短短幾個月,在日照下都會覺得彆扭,儘量避免白天出來活動。”

  張賀是9小時工作製,上六休一。每當輪值夜班,白天一覺而過,休息日也在懶覺中度過,鮮有空閑和朋友聊天,朋友們常抱怨他失聯一週,“活生生的宅男養成記”,這是夜班族群體的縮影。

  “別說老同學,就是我們幾個處得好的同事,想一起吃頓飯,都協調了兩個月——同事之間的倒班時間也不一致。”張肆說。

  他工作的工廠全年無休,員工過年回家都要“排號”,一般六七年才能輪上一次。

  每逢週末,他禁不住孩子鬧騰,答應外出,但本週自己當值,只能和領導申請換班。想到之後要連續上好幾天班,張肆十分糾結。

  更讓他心裡不舒服的是,倒班3年後,他恍然發現,自己社交能力下降了。

  去工商局辦事,一向對政務拿手的他,卻連必需的文件材料也忘帶了。以往辦事前他會電話諮詢清楚,但那時他愣是沒想起這茬來,丟三落四,白跑了好幾趟。

  而且,和人打交道時,簡單幾句話,他“嗯嗯啊啊”好久,不知如何說出口。好不容易組織好語言,說話時還帶著口吃。用他的話說,“不僅是嘴巴跟不上腦子,腦子也跟不上”。

  這讓張肆感到自卑。他大學時是各類文藝活動主持人,對與人打交道可是“相當自信的”。

  他話鋒一轉,“相較社交能力退化帶來的挫敗,我更害怕因此而畏懼社交的狀態。所以即使不舒服,我也要逼迫自己出去社交。”

  他逼迫自己社交的方式是不斷嚐試副業。

  張肆所在的工廠“四班兩倒”,工作兩天休息兩天。看似充裕的休息時間讓不少同事開始涉足副業。張肆也不例外,他先後嚐試過經營電子產品、汽車團購、淘寶女裝和嬰兒游泳館,但都以失敗告終。

  究其原因在於精力不允許。

  張肆經營淘寶女裝時,為了不錯過生意,白天睡覺時也不敢下線。手抱電腦躺在床上,消息一會彈出一條,幾個回合下來,買家不買了!眼睛閉上沒一會,“嘟嘟”聲又響,這次是一筆2000元的大生意,成交了!他當然高興,但根本沒法休息,成天精神恍惚,不到半年就放棄了。

  過去他愛戶外、喜歡旅行,但倒班後幾乎每天窩在家,朋友聚會也懶得去。他羞於提及自己的工作,“倒班的工作主要在維持社會基本運轉,很少有建設性。”

  別人問起,“你怎麼晚上也要上班啊?”張肆隨口一答:“我是干夜場的。”

  穀明的同事常笑20歲便入工廠。夜班初期他經常犯困,曾在製備脫硫漿液時睡著,被領導給了警告,自此不敢大意。

  他曾試著在上夜班時集中精力,不想下班後往往收不回力,睡不著。後來,他逐漸摸索出一種“蔫”的工作狀態:既不十分清醒,也不至於睡著,“掛在椅子上”,聽候指令。

  工作中“蔫”的狀態帶進了生活里。他發現自己“做不動事兒”。“看書不想、運動不想、打掃屋子不想”,最常見的狀態是癱在椅子上,心想“讓世界靜止吧”。有時他也批判自己“懶到人神共憤了”。

  他的同事覺得,倒班族的付出和回報不對等,“掙這點錢都不夠以後看病”。

  目前,國內多地的夜班津貼標準仍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比如上海目前執行的夜班津貼製標準定於1995年。1995年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是270元,2019年已漲到2480元,但夜班津貼標準始終停留在1995年:“從事夜間連續工作十二小時的,夜間津貼標準調整為四元四角。”4.4元,還不夠下班路上吃一碗麵。

  (應受訪人要求,除葛政、張賀外皆為化名。本文系讀者來稿,歡迎投稿至冰點週刊郵箱bingdian@cyol.com)

  謝禕旻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6月2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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