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曆史與現實
2019年06月19日09:36

原標題:“民眾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曆史與現實

一提起拉丁美洲,體育迷們會首先想起足球和桑巴,文藝青年的腦海中則會浮現出《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這首名曲。歌曲的主人公艾娃·庇隆(Eva Peron)不僅在藝術世界留下了永恒的痕跡,更是在阿根廷和整個拉美的政治曆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時至今日,她都是拉美民眾主義(Populismo)領導人中最有魅力的代表人物,擁躉無數。對拉美民眾主義的討論始終為國內外學者所熱衷,民眾主義對拉美這塊充滿迷幻現實主義的大地究竟是福是禍?它的興起、發展對拉丁美洲的過去和未來都產生了或仍將帶來什麼影響?拉美的民眾主義發展與世界形勢的聯繫在哪裡?為了更加深入地瞭解和探討這個話題,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拉美研究中心特別邀請了阿根廷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CONICET)及國立基爾梅斯大學曆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拉美社會史教授馬丁·伯格爾(Martín Bergel)蒞臨上大,於2019年5月14、17、21日帶來了系列講座“拉丁美洲的民眾主義”。

伯格爾教授和上大師生

拉丁美洲的“民眾主義”

首先是對“民眾主義”概念的探討。對於“Populismo(英文Populism)”究竟應該翻譯成充滿拉美特色的中性詞彙“民眾主義”還是世界通用的帶有貶義色彩的“民粹主義”,國內拉美研究者迄今尚存爭議。伯格爾教授認為民眾主義在拉丁美洲是一個比較正面的詞彙。廣義上民眾主義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但從曆史學家的角度可以將其設定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即拉美民眾主義具有跨越階級、民族主義、二分對立、重視意識形態等共同特點,其最主要的積極意義是成功地使更多的人民大眾融入了社會,獲得了社會權利。然而民眾主義中也存在相當程度的反智主義,無視知識分子的聲音,在遭受保守派和自由派抨擊的同時分裂了社會。

民眾主義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拉美國家經濟上依靠初級產品參與全球自由貿易,政治上普遍由寡頭精英集團所統治,雖然存在名義上的民主選舉,但對選舉人財產、性別等諸多嚴格的要求使得真正能夠參與到政治的人口比例少之又少。1919年結束的世界大戰帶來了世界秩序的改變,美國開始逐步取代英國在拉美經濟中的統治性地位,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和內部工業的發展也逐步改變了寡頭統治的經濟基礎。墨西哥革命和以普選為奮鬥目標的阿根廷激進黨政權都標誌著寡頭統治的瓦解。1929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所有拉美國家曆史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原有的經濟框架難以維持,民眾的不滿達到了頂峰,追求社會公平的浪潮此起彼伏。伴隨著移民和城市化而崛起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拉美各國接連發生巨變。

拉美的民眾主義產生於左派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想也有一定的關係。但與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馬列主義不同,民眾主義具有拉美特有的內生性,源於其自身長期的發展。由於語言和文化的相通性,各種思想風潮在拉美各國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傳播速度很快。比如影響深遠的1918年阿根廷科爾多瓦大學改革運動就通過學生串聯等方式改變了整個拉美的大學體製,形成了教師、教工、學生三方治校的鼎足局面。風潮傳到秘魯,就讀於利馬聖馬科斯國立大學的阿亞·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借勢在工人區建立了跨越種族限製的大學,成功地動員起了多個階層的政治熱情。在因言獲罪被迫流亡的8年中,他先後遊曆了諸多拉美及歐洲國家,並於1924年在墨西哥建立了拉美最早的民眾主義政黨APRA黨(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阿普拉黨,美洲人民革命聯盟),並在各地建立了APRA小組。1926年德拉托雷發表了《什麼是APRA》的宣言,明確提出了APRA黨的五點基本信條,即反對美帝國主義;致力於拉丁美洲的政治團結;致力於土地和工業的國有化;致力於巴拿馬運河的國際化;致力於世界所有被壓迫人民和階級的團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拉美民眾主義泛拉美化的理念。

德拉托雷也曾拜訪俄國,但思想源於左派的他顯然並沒有選擇蘇聯的道路,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需要適應拉美的現實環境。德拉托雷與秘魯共產主義旗手馬里亞特吉的恩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里亞特吉認為德拉托雷思想的三個來源分別是列寧主義、德國魏瑪時期的人民黨以及現實主義文學,他抨擊德拉托雷背棄了共產主義,是一位接受了資本主義製度的考迪羅(Caudillo,拉美特有的軍閥)。這個批評恰巧證明了民眾主義的拉美特性,因為富有個人魅力(Charisma)的考迪羅正是拉美獨有的政治符號。此外,從《什麼是APRA》當中我們可以驚訝地找到諸多與中國國民黨行動綱領相類似的內容。這並非巧合,遊曆英法期間德拉托雷與身處歐洲的中國國民黨人有過密切的接觸,還曾被邀請到國民黨倫敦辦公室進行交流。按照伯格爾教授的說法,中國國民黨在20世紀20年代也是一個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眾主義政黨,其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後秉持的清晰明確的意識形態信條對德拉托雷的思想起到了根本性的影響。一個有趣的例子是APRA黨在貧民子弟中招募報童(canillita)走街串巷售賣自己的黨報《先驅報》(La Tribuna),此舉極大地方便了民眾主義思想在中下層民眾中的傳播。此情此景不禁使在座的中國師生聯想到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賣報歌》。通過人員的交流和形式的借鑒,來自地球兩端的民眾主義者們就這樣建立了強有力的聯繫。

德拉托雷和他的APRA黨

遺憾的是,儘管在秘魯社會乃至整個拉美擁有強大的號召力,APRA黨和德拉托雷由於未能掌握軍權,依然屢次與獲得政權的機會擦肩而過,但這並不妨礙APRA黨的思想在整個拉美生根發芽。拉美三強——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都經曆了長時間的民眾主義當政時期,對其國家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墨西哥在1910至1920年經曆了整整十年的革命,在此期間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湧現了大量的進步思想和風雲人物。但遺憾的是,革命結束後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革命最終的勝利者彷彿又開著曆史的倒車回到了過去。在普遍瀰漫的失望情緒下,1934年上台的卡德納斯(Cárdenas)總統成功地擺脫了前任的控製,開啟了延續數屆總統的墨西哥民眾主義時代,即卡德納斯主義時代。在競選期間,卡德納斯幾乎走遍了墨西哥的每一個角落,他成功地喚起了墨西哥民眾的民族主義熱忱,得到了中下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對外,卡德納斯政府奉行獨立自主的路線,比如與西班牙共和派聯繫密切,西班牙內戰後大量共和派知識分子流亡墨西哥並建立起聲名顯赫的墨西哥學院(Colegio de México)便是一例。除此之外,墨西哥也為托洛斯基的流亡提供了庇護。從西班牙共和派和托洛斯基的例子可以看出,卡德納斯政權屬於左派,但與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運動並無關聯。

巴西的情況與西屬拉美國家有較大區別。作為拉美唯一一個曾經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於1888年才廢除奴隸製,位列世界倒數第一,整個巴西幾乎從未產生過社會動員。巴西實行聯邦製,中央政府地位卑微,國內矛盾主要表現不同地區間的相互鬥爭。東北部是殖民時期蔗糖時代的中心,人口以黑奴後代為主,此時經濟已非常落後,中部聖保羅和里約地區主要依靠棉花、牛奶和咖啡的大規模種植,南部三州的居民以歐洲尤其是德國移民為主,有一定工業發展,經濟較為富庶。30年代的危機對巴西寡頭統治階層帶來了巨大沖擊,經濟利益相左的各州間矛盾激化,瓦加斯(Getulio Vargas)得以從鬥爭中脫穎而出,代表南部南大河州的利益上台。上台後瓦加斯於1937年開展了“新國家”(Estado novo)運動,在政治上仿照當時的德國在國內掀起了民族主義浪潮,打擊異己,並通過個人崇拜建立起領導人與民眾之間的直接聯繫;在社會上強調秩序與進步;在經濟上則有計劃的方式大力發展工業,整個巴西社會在瓦加斯當政的十餘年(1930-1945)中產生了根本的變化。然而拉美民眾主義領袖普遍樹敵眾多,需要同時應對多個不同光譜的政治反對力量。瓦加斯也在他第二次擔任民選總統期間(1951-1954)因不堪壓力自殺而亡。時至今日,瓦加斯是巴西公認最偉大的總統,依然有很多人懷念他的時代。

瓦加斯和大眾在一起

阿根廷庇隆主義則代表了拉美民眾主義的巔峰,庇隆建立的正義黨從上世紀40年代一直延續,直到今天仍然是政治舞台的主角。阿根廷的民眾主義可以追溯到1916年當選總統的伊里戈延(Yirigoyen),當時阿根廷的經濟位居世界前列,吸引了大量歐洲移民,伊里戈延所在的激進黨在擴大選民範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儘管1930年的經濟危機使得寡頭集團重新獲得政權,但民眾主義的種子已經在阿根廷鋪撒開來。庇隆將軍正是從1943年反對寡頭集團的軍事政變集團中脫穎而出,通過在勞工部長的職位上積攢的民眾支持,於1946年成功當選的阿根廷總統。當選後庇隆提出了正義主義,即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外交方面堅持“第三立場”。庇隆執政初期加強支持自己的工會力量,從法律層面確立了諸多福利措施,阿根廷的勞工階層獲得了大量實際的好處,女性權利獲得空前提升,這些措施為庇隆及其夫人艾娃在勞工中帶來了巨大的號召力,同時各種歌曲和口號等也以多種方式助推著個人崇拜。然而過度的福利水平是建立在戰後短暫的經濟繁榮之上的,不具備可持續性,50年代經濟的崩潰及政治上的高壓專製招致了由左派、保守派、教會、軍方等諸多反對勢力所組成的反庇隆統一戰線。1955年庇隆被迫於政變中下台,流亡海外。庇隆雖然暫時離開了阿根廷,但他成功地在國內建立了支持自己的以勞工階層為主的基本盤,從此阿根廷陷入了持續至今的社會分裂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從2003年起執政13年的基什內爾夫婦的執政風格帶有濃重的庇隆主義色彩,今年9月的阿根廷大選,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領導的政黨仍然是呼聲最高的力量。

庇隆主義的節日——10月17日的忠誠日(Día de Lealtad)

庇隆主義是諸多學者分析阿根廷持續衰落所歸咎的主要原因。伯格爾教授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庇隆主義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1970年代阿根廷沒能成功應對債務危機,導致了去工業化的發生,之後軍政府又錯誤地發動了馬島戰爭,阿根廷由此元氣大傷,一直沒能擺脫困境。

21世紀拉美民眾主義的回歸

拉美的民眾主義在冷戰的背景中逐漸陷入低潮,60年代開始美國以意識形態為綱在各國扶植軍政府上台,同時嚴厲打擊民眾主義與左翼勢力,儘管在民主化後個別國家的民眾主義政黨曾有執政,但隨著英美新保守主義政府的上台,整個八九十年代拉美的主流呈現了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直到世紀之交,拉美又經曆了一場左派政府相繼執政的“粉色浪潮”,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遍及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瑞內拉等多國。這些左派政權在政治理念上偏向民眾主義,但除後期的委瑞內拉及玻利維亞外,與前輩的民眾主義政府相比,新世紀的拉美中左派政權普遍比較溫和。

新民眾主義(粉色浪潮)主要領導人。從左到右:時任巴西總統盧拉、委瑞內拉總統查韋斯、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

1998年,委瑞內拉首先發生變化,這一年堅稱“玻利瓦爾主義”繼承者的查韋斯贏得了總統選舉。查韋斯早年是一位典型的拉美軍人,曾經在1992年因政變失敗而被捕。與亞洲的傳統不同,在拉美人民看來,年輕軍人參與軍事政變代表著一股民主的力量,被捕入獄更是可以寫入光榮簿。查韋斯的當選成功結束了委瑞內拉40多年來中左與中右相抗衡的政治形態。起初的幾年查韋斯的政策並不激進,但在2012年僥倖地逃脫政變後,查韋斯變成了一個激進的民眾主義者,他在《你好,總統》(Aló Presidente)節目中通過熱線電話的形式直接與民眾對話,社會政策方面依靠石油的收入大幅提高國民福利,外交上拜古巴為師,高舉反美旗幟,併成功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胎死腹中。迄今為止,查韋斯及其接班人馬杜羅已經贏得了1998年以來委瑞內拉全國範圍內20多場選舉的勝利,僅僅失敗過2次。雖然現在委瑞內拉局勢非常糟糕,但是查韋斯主義的影響力依舊強大。

一般認為在瓦加斯之後,巴西國內的民眾主義氛圍並不濃厚。巴西勞工黨(PT,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是一個從教會基層組織轉化而來的政黨,六七十年代的拉美解放神學(即將共產主義思想與天主教教義相結合)對其影響巨大,同時勞工黨與工會聯繫緊密,也團結了中產階級中的馬克思主義力量。勞工黨在建立初期即通過各種方式反抗軍政府,包括羅塞夫總統在內都曾經被捕入獄。巴西民主化以來,勞工黨投身選舉,曆經多次失敗,競選綱領也愈發溫和,於2003年終於在盧拉的領導下獲得政權,一直執政到2016年繼任者羅塞夫被彈劾下台。儘管由於經濟形勢的惡化和貪腐案導致勞工黨後期非常狼狽,但勞工黨領導下的巴西取得了矚目的社會成就,全國有上千萬人脫貧成為中產階級,巴西社會也徹底戰勝了種族主義,成為世界上民族融合的楷模。勞工黨同樣體現了很多民眾主義的元素,盧拉儘管背負諸多指控,在2018年大選前依然是全國30%左右選民心中的不二的總統人選,其個人魅力毋容置疑。巴西社會在羅塞夫執政後期涇渭分明地劃分為支持勞工黨和反對勞工黨的兩股勢力,也符合民眾主義導致二元對立的特點。

庇隆主義從誕生伊始就從未離開過阿根廷的政治舞台。在經曆了2001年災難性的經濟危機後,阿根廷在短短的五個月內五次更換總統,最終來自庇隆建立的正義黨的基什內爾穩定住了局勢,開啟了基什內爾(Kirchner)夫婦十四年的執政時期。基什內爾年輕時是正義黨青年組織成員,他上台後對軍政府時期針對左派及庇隆力量的殘酷迫害進行了清算,與其他國家如巴西、秘魯、南非不同,阿根廷沒有採取和解的方式,而是通過“正義湧現”(Justice Cascade)的方式比較激進地將涉案人員送上了法庭,當然,這樣的“正義”也帶來了社會分裂的副作用。2010年基什內爾因病去世後,其妻子克里斯蒂娜接替總統職位,雖然政策相對溫和,但依舊無法彌補二元社會的裂痕,也未能有效阻止阿根廷經濟的進一步衰落。2015年右翼的馬克里政權開始執政。伯格爾教授特別提到克里斯蒂娜剛剛決定在今年9月的大選中以副手的身份參選,曆史與現實重新走到了一起。克里斯蒂娜今年剛剛出版的新書《真誠地》(Sinceramente)銷量斐然,書中,她使用了大量民眾主義語言,令人們聯想起1951年艾娃·庇隆的經典之作《我生命的原因》(La Razón de mi Vida)。曾經輝煌的阿根廷就這樣在民眾主義的籠罩下持續搖擺與沉淪下去,難以看到希望。

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民眾主義都在拉丁美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在全球交流日益密切的曆史進程中與世界其他的角落產生了密切的聯繫。講座的最後,伯格爾教授向我們介紹了阿根廷學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深入研究(新)民眾主義的著作《民眾主義的原因》(La Razón Populista),書中不乏哲學思考,指出人的言語不僅僅是現實的延伸物,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現實。作者對民眾主義整體持正面評價,認為民眾主義是民眾打擊精英階層既有地位的最佳方式,儘管存在各種問題,卻也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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