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米之上的擁堵?珠峰困境何止於此
2019年06月18日05:46

  原標題:8000米之上的擁堵?珠峰困境何止於此

5月22日,珠峰南坡希拉里台階出現擁堵狀況。 汝誌剛/供圖
5月22日,珠峰南坡希拉里台階出現擁堵狀況。 汝誌剛/供圖
汝誌剛在珠峰上。 汝誌剛/供圖
汝誌剛在珠峰上。 汝誌剛/供圖

  黑色的5月過去,今年攀登季珠峰死亡人數為11人,沒受天災影響的數據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僅次於1996年山難、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

  “根據相關探險公司和政府聯絡官提交的報告,死因包括高海拔、不利的天氣、偏短的窗口期、登山者體質弱、突然昏迷。”近日,尼泊爾旅遊局發佈聲明表示,“擁堵”並非是2019年春季登山季在珠峰南坡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並透露已成立一個5人小組,在專門評估現有登山政策之後將作出改革,以解決登山擁堵、環境汙染等問題。天氣導致窗口期被壓縮,希拉里台階“堵車”的影像伴隨不斷刷新的傷亡數字,瞬間衝擊了外界對珠峰認知的真空地帶,令本身具備“熱搜體質”的珠峰從5月底便開始“霸占”社交媒體熱搜榜。

  “擁堵”“傷亡”“失蹤”“昂貴”沸點不斷,“珠峰”像一個在輿論的杯子裡沉浮的茶包,迅速析出苦澀,供眾人品嚐,直到登山季進入尾聲,煮沸的新聞成了隔夜茶,這場聲勢浩大的圍觀如預料中散場。

  “每年登山季大家都會集中關注、討論,登山季一過熱點很快就過去了。”中國登山協會副主席、中國登山隊隊長王勇峰已經熟悉珠峰的新聞傳播規律,在他看來,一年一次的匆匆聚焦背後,不可忽視的是大眾對珠峰攀登瞭解有限,因此,他希望新的傳播手段介入,除了刺激大眾對珠峰攀登集中關注外,還能真正督促管理部門和從業者反思,更成為讓大眾瞭解登山、塑造正確登山觀念的好時機。

  “擁堵”是一個放大鏡

  南坡通往珠穆朗瑪峰頂的希拉里台階上,排滿密密麻麻的登山者。由登山者尼馬爾·普爾亞拍攝的照片最先在社交媒體上引起嘩然,“珠峰上也會排隊?”

  親曆了擁堵的環球旅行探險家汝誌剛用視頻給出了更具象的現場,在某短視頻平台上,視頻里像在持續不斷傾倒大量鵝卵石般刺耳的風聲被播放了1300萬次,這組晃動的鏡頭也成了各大媒體視頻引用的主要來源。

  “珠峰像一把湯勺,希拉里台階就是勺把。”汝誌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如此形容珠峰登頂的最後一道關卡——這是從珠峰南峰到珠峰最高點之間海拔8790米處的一段約12米高、幾乎垂直的裸露山體岩石斷面,“一側為冰壁,另一側是深不見底的懸崖”。

  5月22日,汝誌剛和近200名攀登者在此“遭遇”。

  清晨5點左右,他抵達“希拉里台階”底部,“上行和下撤的人正好撞上了,當時約有五六十人堵在一起。”在底部待了一個半小時的汝誌剛,用視頻記錄下“勺把”上排隊等待衝頂的人,紅色、藍色、橙色、螢光黃……不同顏色一個挨一個呈點狀貼著山壁從頂峰蜿蜒下來,大風和缺氧的山巔,彩色登山服是辨認人最簡單的方式。

  等汝誌剛攀到高處再往下拍,剛才蜿蜒向上的彩色線條變成了繽紛的一團,人的姿態也清晰起來,有的攀登者已經失去可以依靠的山壁,只能用手抓住繩子,膝蓋頂在雪裡,單腳撐在石頭上,擁堵嚴重時,這樣的姿勢得保持個把小時。但沒有人敢在這個高寒地段“超車”,“一旦解開扣緊路繩的安全帶,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幾千米。”

  尼泊爾時間5月22日清晨7點26分,汝誌剛順利登頂珠峰,他“噗通”一聲跪在群山之巔,五彩的經幡喇喇作響。從出發到登頂已經過去10多個小時,體力接近極限的他只有一個念頭,“活著回去,比什麼都重要。”

  攀登中最痛苦的時刻出現了。下撤時,汝誌剛被堵在一個坡度大約40度的光滑冰壁上,腳下的冰一踩“嘎吱”成了碎渣,為了不傷到下面的攀登者,他只能將冰爪扣進冰壁,蜷縮著雙腿,手緊緊地抓住路繩,“不到十分鍾,腳就麻了”,焦慮降臨,“我們像傻瓜一樣等著命運的安排”,他期待有靠譜的夏爾巴出來指揮一下“交通”。

  有嚮導給出建議,“讓下面的人先上去兩個。”汝誌剛貼在冰壁上,向上的攀登者一手抓緊路繩、一手解開安全扣,小心地從他身邊繞過去。又堵了近一個半小時後,他終於走下了希拉里台階。

  返回大本營後,汝誌剛連上營地的Wi-Fi上傳了視頻,他曾用短視頻專門介紹,在海拔5334米的地方,10多秒視頻得傳一兩個小時,為了滿足記錄珠峰攀登的願望,他還花200美元買了10GB流量。

  沒有雪崩、沒有地震,尼馬爾·普爾亞的照片以及汝誌剛的視頻,讓外界迅速把“擁堵”和慘烈的傷亡數字聯繫在一起。聳動的新聞標題和激烈的言論,讓大眾對攀登珠峰的質疑聲不斷髮酵,“有錢人”“玩兒命”“不考慮家人”“不環保”等標籤也出現在汝誌剛視頻評論區里,但他也注意到,這樣的評論同樣有人反駁,為他點讚的人依然存在,“有人是想真正瞭解登山的”。

  “死亡不是因為人太擁擠,而是因為人太固執。”對本次南坡傷亡眾多,已經24次登頂珠峰的的高山嚮導凱米·瑞塔·夏爾巴對新華社表示,最近幾年,由於登山人數不斷攀升,在峰頂附近等待衝頂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排隊等待上頂和下撤的情況,等待時間過久,登山者的腳和手可能會凍傷,但這並不必然導致死亡,“那些固執和不聽從嚮導指揮的登山者會死亡。他們只在乎爬到峰頂,而不在意其他因素。”

  凱途高山的文章也引用Alan Arnette在《喜馬拉雅登山論壇》上整理的數據表示,截至5月29日統計到的11起珠峰死亡事故中,有4名印度登山者死於高海拔病症,或許會與通過海拔超過8000米區時,因為擁堵導致的長時間和行進速度太過緩慢相關。不可否認,“擁堵”並非直接原因,但也讓登山者消耗了更多氧氣,增加了心理和身體的雙重負擔,只不過對於超過12小時衝頂成功的登山者而言,並不完全是因為擁堵才消耗至那麼長時間,“擁堵背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文章指出,按照正常攀登者的速度,4號營地可以5小時到達頂峰,下撤回C4大概2小時,部分已故登山者用時10~12個小時去往頂峰,再花費4~6個小時返回南坳後死亡。一些遇難的攀登者在7300~8844(8848)米地帶攀登了16、18或甚至是20小時,這超過了人體承受極限。

  “攀登珠峰的風險首先在於高海拔缺氧環境下導致的高山病,嚴重的包括肺水腫、腦水腫,最快會在24小時內導致死亡。另一個主要風險在於暴風雪、雪崩等惡劣天氣和自然災害,極易導致登山者出現凍傷、體能衰竭、滑墜、掉入冰裂縫、失蹤等危險情況。”在王勇峰看來,今年在珠峰南坡出現的傷亡問題很多都是因為攀登者個人能力不夠、體能衰竭造成的。

  “擁堵”像是一面放大鏡,把登山者的心態、經驗、目的、性格統統拿出來檢視一番,隨著人數上漲而不斷提高的風險便懸在稍有差池的人頭頂上。

  減不下來的數字

  攀登珠峰有南北坡之分,北坡從中國西藏日喀則定日縣出發,嚴格要求的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頂經曆,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價格定在45萬元。而南坡從尼泊爾昆布地區出發,據汝誌剛觀察,當地可供登山者選擇的登山公司有幾十家,因此價格從3萬美元到近10萬美元不等,官方基本沒有可以明確限製登山者的門檻,“基本上只要給錢就能登”。

  登山成本將南北兩坡的登山人數差距越拉越大。

  根據尼泊爾旅遊部數據,2019年有374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獲得珠峰攀登許可證,其中87名印度人,69名中國人,68名美國人。加上登山嚮導及輔助人員,從南坡攀登的人數約為1000人。而西藏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紮西江措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包括登山協作及嚮導在內,北坡共接待登山者362人,其中,國內登山者為12人。

  從北坡登珠峰的人數約是南坡人數的三分之一,“北坡基本控製在了一個很合理的範圍。”王勇峰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表示,無論從安全方面還是環保方面考慮,珠峰的承載力都是有限的,“目前,南坡一側的人員數量幾乎等於珠峰兩側相加可承受的總量。”

  對此,中國登山協會曾多次利用國際登山聯合會、國際攀岩聯合會召開會議的機會,與尼泊爾登山協會積極溝通,建議其根據珠峰承載力合理控製攀登人數。然而,根據新華社報導,尼泊爾文化、旅遊和民航部秘書(常務副部長)莫汗表示,為解決擁堵、保護登山者安全,政府考慮在接近峰頂的地方安裝更多攀登繩索,改善這條單行道;與此同時,對所有從大本營出發的登山者,進行強製體檢。但對於限製攀登人數的呼聲,多位政府官員表示,單純控製數量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尼泊爾方面也意識到,南側登山者不斷增多將會給他們帶來大麻煩。”王勇峰表示,尼泊爾政府很早就關注到,長時間的人類活動會加速冰雪融化,喜馬拉雅山的冰川是南亞17億人口的主要水源,但現在過快消融的冰川,可能會給尼泊爾等國家帶來滅頂之災。

  可為何尼泊爾在控製攀登者的數量問題上遲遲不肯落筆呢?

  西藏自治區體育局通過媒體發佈數據顯示,西藏2019年春季登山季期間,登山產業通過僱傭當地村民參與犛牛馱運等方式,帶動山峰所在地農牧民群眾增加經濟收入約457萬元,另為當地食宿、交通創收約200萬元。登山產業持續惠及地方、惠及於民。

  與北坡用車載至大本營不同,南坡的攀登者需要從加德滿都乘飛機到海拔 2800米左右的盧卡拉,然後從盧卡拉開始經過6~7天徒步抵達珠峰南坡大本營,返程也需要近4天,“少一個攀登者11天的吃住行消費,對沿途老百姓而言就是一筆巨大損失。”相較而言,攀登者帶來的消費在南坡不僅“惠及於民”,更有“賴以生存”的色彩。

  這筆收入,對高山嚮導更是如此。據凱途高山聯合創始人強子介紹,在尼泊爾運營登山公司,聘請一名國際高山嚮導的費用約為1萬美元到1.5萬美元,登山成功後客戶還會給嚮導1500美元小費。王勇峰表示,尤其對依靠高山作業生活的夏爾巴而言,在登山季一個月的收入約是日常的10倍,通常一年的收入就指望這兩個月。

  況且,此前,珠峰南坡的雪崩和尼泊爾地震阻擋了不少攀登者的步伐,這讓對登山旅遊業依賴度極高的當地政府和民眾,在近兩年更加渴盼著登山者的到來,因此,今年南坡攀登者數量已達曆史之最,這也是造成擁堵的原因之一。

  夏爾巴是一個民族的稱呼,他們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一帶,分佈在尼泊爾、不丹、印度、中國的西藏地區等地,大部分夏爾巴人以做高山嚮導為職業。每年珠峰攀登旺季來臨前,他們就需要在通向峰頂的路上架設安全繩、在冰裂縫上架梯,在攀登過程中,他們要負責紮帳篷、做飯、帶路、背行李、運送氧氣瓶等工作,最關鍵是攀登者遇到危險時進行救援。

  “夏爾巴可以成為好嚮導,未必能成為好的管理者。”一位資深山友表示,近5年來,尼泊爾當地的商業登山發展迅猛,原本西方探險公司占比較多,但近年本土公司如雨後筍出現,不少是有嚮導經驗的夏爾巴在組織運營,“他們未必擅長管理、協調、後勤保障。”

  強子透露,本土小公司的出現,還以低價吸引攀登者,不少本身就缺乏登山經驗的客戶因此“中招”,沒有足夠的氧氣、訓練不到位、客戶對山上的風險瞭解不透徹或是組織出現決策失誤,最嚴重的就是在關鍵時刻,夏爾巴無法伸出援手。

  強子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尼泊爾服務珠峰的夏爾巴有1000多人,但擁有全球公認的國際高山嚮導協會聯盟(IFMGA)認證的國際高山嚮導僅50人左右,“有的夏爾巴可以幫你背3個氧氣瓶、背50公斤物資上山,但當你需要緊急救援時,他未必能幫你。”因此,解決尼泊爾本地人從業資質和專業技能考核,正是強子對尼泊爾政府完善登山政策的期待。

  8000米以上沒有道德?

  “出意外的話,後事怎麼處理?火葬還是水葬,等等。”登山前,汝誌剛簽訂了“生死協議”,買好保險,還填了一份問卷,問卷里的這道題目“你可以不回答,有的人就是自信一定會活著回來”。

  可今年南坡重大的傷亡事件讓人們意識到,如潮水般湧向南坡的登山者中,缺乏經驗的登山者正在增加,而在競爭中提供“保姆式服務”的登山公司,也讓這些初生牛犢的登山者對嚮導盲目依賴。

  國際登山聯合會安全委員會成員阿米特·喬杜里曾批評越來越多的登山者沒受過訓練,而是依靠嚮導來完成所有工作,他覺得,看攀登珠峰就像看科羅拉多河或印度恒河上的漂流,“漂流者是導遊,其他人只是坐在那裡的乘客”,因此,“攀登珠峰不過是一次有導遊的登山之旅。”

  但這樣的說法,容易被忽略弦外之音,反而忽視了攀登珠峰的困難。加之市場對珠峰的特殊偏愛,讓世界上其他山峰設立的門檻、賦予嚮導製止登山者登頂等權力都顯得乏力,“在珠穆朗瑪峰,你可以在加德滿都的大街上雇一個夏爾巴人,或者你的旅行社直接拉個人就告訴你‘這是你的夏爾巴人’,就這樣。”喬杜里建議,成立一個由國際登山組織組成的珠峰提名委員會,審查申請者的目標和之前攀登的經驗等等。

  王勇峰提出相似意見並表示,今年登山季的死亡數據中沒有中國登山者,從南坡啟程的人全都安全下撤,可近年前往尼泊爾登山的中國山友日益增多,中國登協期望通過共建救援體系、提高準入門檻等方式保障中國山友在海外登山的安全性。

  從報名數據可見,印度、中國、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家的登山者正在湧向珠峰南坡,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新手攀登者,給尼泊爾經濟帶來了活力,也給珠峰攀登埋下隱患。

  “中國攀登者全部平安下撤,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保障到位,不代表攀登者的理念和意識已經成熟。”強子表示,沒有死亡不代表沒有救援,“很多客戶把所有的力量和力氣都用於衝擊頂峰,最後沒力氣走下來,有的客戶是救援人員上山背下來的。”

  對於喬杜里的說法,強子持另一種觀點,“商業登山的出現降低了珠峰攀登的安全風險,如果沒有商業登山,珠峰的死亡率遠遠不止今年這麼多。”他以中國山友舉例,客戶和嚮導的配比均為1∶1,同時還有後備人員支持應急救援,“產生事故的登山者,有的是和別人組隊,共用嚮導,保護程度有限。”只不過,再多保障都很難解決個人的根本問題,“體能、意誌力都是自己的,想依靠夏爾巴登頂是非常危險的。”

  在國內,由於市場上長期缺乏攀登雪山相關專業機構,早期的登山者對相關知識的收集較為匱乏,“鋌而走險的不少”,隨著近年登山運動的普及推廣,以及網絡時代信息搜索便利,大家慢慢地開始端正登山心態,“但很多中國山友對雪山還是缺少一些敬畏,也缺少自我認知,缺乏平時的努力和積累。”

  “攀登珠峰至少要有4~5年的登山經驗,才能提高攀登過程中的安全性,現在的很多事故都是因為攀登者缺乏足夠的高海拔攀登經驗與能力造成的。”王勇峰表示,登山本來是一項需要耐心、循序漸進的運動,但“急速”尋求登頂圓夢的人讓外界抓住了質疑攀登珠峰的尾巴,“不可否認,一些不合格的客戶被吸引過來了,他根本不具備登山的實力,他根本不知道登山是什麼,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危險。”

  “8000米上沒有道德。”這句流傳在登山圈里的話,用沒有人情味的口吻輸出了極具人情味的道理——“自己要對自己負責”。

  黎巴嫩登山家法蒂瑪·德里安對BBC表示,在她登頂的路上,缺少經驗的登山者漸次在她眼前倒下,氣溫驟降、氧氣也快耗盡,大約150人被架在同一條安全繩上,“越接近頂峰壓力越大,一些人失去了體面。很多人都很恐慌,在擔心自己,沒有人想到那些真正崩潰的人。”德里安說,“大家都需要氧氣,如果伸出援手,死的就可能是自己。”她被道德感煎熬,也因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而埋頭前行。

  在強子看來,8000米以上的山峰,很多東西都能靠錢買到,體能不行。為了完成無氧登頂8516米的洛子峰,強子每天一個10公里打卡,出差、下雨從未停止,在準備攀登的50天週期之外,真正的8000米攀登者早在半年前就已經開始準備。因此,他們的攀登週期是50天+180天。

  “真正的登山者,並非‘啥都不是’。”汝誌剛提及嚮導和保障的重要性,更強調自己為登山付出的實際努力。住在嵩山腳下,他一週內攀登6次嵩山,海拔上升1500米,每次來回近16公里山路,有的時候還一天來回攀登兩次;4月初到加德滿都後,就開始補充體能,“牛肉、羊肉半斤半斤地吃”;怕影響睡眠,登山前兩個月,汝誌剛戒掉咖啡和茶;害怕感冒,他前後有20多天沒有洗澡;登珠峰前體重176斤的汝誌剛,從珠峰下來後降到158斤,“儘管夏爾巴人非常強,但沒有人可以幫你攀登,更不可能抬著你上山。攀登的過程需要登山者自己完成。”

  平衡夢想和現實需要一代人

  汝誌剛平日的積累在這次攀登中救了他一命。

  5月22日登頂後,他下撤至海拔8700米的位置,看到一位外國女士坐在路繩的一處保護節點處,精神恍惚,“每個在這裏換安全扣的山友都可能會踩到她,她全然不知。”汝誌剛下行了100米,聽見有人朝他身後驚呼,他迅速轉頭就看到一團黑影朝自己滾了下來,他下意識跳開,還是被繩子的張力帶倒,此時才發現自己的羽絨服已經被冰爪劃破幾個大洞,羽絨飛了出來,而抓破他羽絨服的正是剛才神情恍惚的女性山友,她滑墜下來,肢體笨拙地在空中和冰面上劃著,汝誌剛覺得心裡很酸。第二天,他在營地聽到這位印度女生去世的消息,“我會一輩子記住她人生最後時刻在掙紮的畫面,我至今仍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有什麼樣的故事,但她追求夢想的精神會永遠鼓勵著我。”

  你為什麼登山?爬到山峰上的人,都有著不同的理由和故事。強子注意到,原來很多山友會說一個玄之又玄的答案“因為山在那兒”,現在有的客戶會直接告訴他“登了珠峰,我可以吹一輩子牛”。一個令很多人皺眉的理由,強子覺得:“很真實”,在他看來,任何一個人想攀登珠峰都有自己的理由,外人都不能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去輕易評價,但前提是,實現夢想的過程需要更多理性支撐。

  強子正陪同訓練的是西藏盲人理療師張洪,自從2015年得知美國有盲人登山隊員成功登頂珠峰後,便有了攀登珠峰的夢想,至今他已經踏踏實實地準備了4年,“即便上到頂峰,他也看不見群山環抱的景色,他是真的想挑戰自己。”在強子看來,登山像一個課堂,在高海拔的極端環境下,人性里的優點和弱點都會被放大,“其實登山只是一個載體,通過登山能發現一個更好的自己或者更差的自己,回來之後再到現實生活中修正,這是我理解登山的意義。”

  遺憾的是,目前還很難說服國內的登山者“不是每一座山、每一次都要登頂的”。強子注意到一個數據,中國登山者死亡率出現在下轍時的約占六成,而國外的登山者下撤過程中的死亡率占四成,“說明很多中國攀登者衝頂意願執著,把所有體能都耗在登頂,下撤時沒有體能,從而行為能力喪失。國外的登山者反而在上行時事故率較高,因為他們喜歡開發新的線路、挑戰高技術難度的山峰。”強子表示,不同的習慣與登山者從小接受的戶外運動教育、生命教育密不可分,而現在渴望攀登珠峰的中國山友多是50歲左右的企業家,他們具有開拓精神,可自小缺失戶外運動教育,只能以“半路出家”的姿態殺進戶外運動的浪潮。

  同樣是入門,中外登山者間有個差別觸動了強子——歐美國家的戶外運動愛好者,在接觸一個項目時,會先選擇學習和培訓,從怎麼買裝備、怎麼訓練、注意事項等方面入手,瞭解清楚才會在教練帶領下加入商業隊伍;而中國的戶外愛好者,大多以群體為紐帶,經濟做支撐,可以迅速加入商業隊伍,“結果很多資深登山者登頂了10多座山,對基礎性的技術操作依然弄不明白。”他渴望更多理性成熟的客戶,“這隻能寄希望於優質客戶的基數變大,讓中國民間登山的理念變得成熟、世界領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登山教育及生命教育的缺失,導致還沒準備就緒的山友著急進場,也帶來了珠峰輿論場里貼標籤的狂歡。

  汝誌剛的日誌中記錄著:有一位登山者是獨腿的女孩;有一位登山者是尼泊爾的愛滋病人;有的登山者是恐高症患者;有的登山者已經年過六旬;有多位登山者是印度的軍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絕大部分選擇獨自負重朝山上運送物資;有一位登山者計劃在7個月內完成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攀登;有一位夏爾巴已經登頂珠峰24次……我們真的瞭解那些攀登者嗎?他們又有怎樣的故事?

  登山前輩的英雄事蹟,登山精神的激勵作用,王勇峰從進入中國登山隊那天起便牢記在心,瞭解到前輩的事蹟,“在暴風雪中的冰壁上攀登,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人。”此後,他曾在1993年、2007年、2008年3次從北坡登頂珠峰,但這些經曆也讓他更加明白,在攀登過程中,生死只是分秒之間的事。

  1988年在珠峰南坡,王勇峰第一次往海拔8000米高度運輸時,背了一罐氧氣,他想靠在冰鎬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包帶開了,裡面裝的氧氣瓶從頭頂就飛了出去,一直衝下了山,眨眼就沒影兒了,“人滑墜也是一樣,就是一恍惚的事。”他坦言,也正因經曆過生死,從山上回來的人才會更加珍惜生命,“每個有夢想並為此執著努力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但對於普通人來說,攀登珠峰,享受過程比登臨頂峰更重要。”在他看來,攀登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兒,“著急”的面孔應該再少一些,“我們崇拜登山的英雄,但希望他是科學的英雄,並非魯莽的‘英雄’。”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