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的溫度|當破產遇見愛
2019年06月12日17:00

原標題:破產法的溫度|當破產遇見愛

《再見,黑鳥》,伊阪幸太郎著,黃悅生譯,果麥文化出品,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伊阪幸太郎是日本70後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的小說《再見,黑鳥》,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風華正茂的主人公星野一彥,因為不慎,背負巨額債務。小說中沒有設置個人破產的場景,但是卻設置了比個人破產黑暗千萬倍的場景:兩週後,星野一彥將會被“那輛巴士”帶走,去一個神秘的地方抵債,據說會慘痛萬狀,生不如死,不知所終。小說中提及一個腦筋急轉彎,講述“那輛巴士”的恐怖:“一開始,‘那輛巴士’載著五個人。到達某個車站時,放下了這五個人。過了不久,‘那輛巴士’又載上他們,沿著原路回來了。那麼回來的有幾個人呢?”正常答案肯定是5個人;但是,這裏回答5個人,肯定是錯的,因為“他們被‘那輛巴士’帶到目的地後,過著非人的生活。回來的時候已經沒了人樣,不能再算是人了。所以,答案是‘零’,全都不是人了”。

催收機構已經調查清楚星野一彥的所有社會關係。他們不僅調查星野一彥,甚至連星野一彥同時交往5個女友、每個女友的具體情況都摸得一清二楚。他們派出繭美看守星野一彥,防止他在兩週後“那輛巴士”到來之前逃逸。小說中唯一明快的亮色,則是在星野一彥的死纏爛打下,僅僅因為“他們覺得這事挺好玩的”,繭美經請示上級後同意,星野一彥在被“那輛巴士”帶走以前,可以向他的5個女友道別。

在《再見,黑鳥》中,繭美是個奇葩的存在:身高1.9米,一頭金髮,疑似混血卻只會說日語;身材高大威猛,說話粗鄙不堪,做事冷酷無情,行動簡單直接,身手敏捷迅速。她還有個奇葩的習慣,隨時攜帶詞典,但塗掉詞典里所有她不喜歡的詞彙,比如嫵媚、常識、體貼、禮儀、煩惱、想像力、占卜、心靈感應、被迫害妄想症、可愛……顯然,繭美不屬於人類;她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神秘動物。

道別當然是要在繭美的陪同下。跟她的跋扈相比,星野一彥只是一個需要保護的小男孩。道別的場景也都很奇葩,繭美會直截了當地告訴這些女人們:星野一彥要跟她結婚,你們可以分手了。但如今,1號女友廣瀨明梨、2號女友霜月理紗子、3號女友如月裕美、4號女友神田那美子、5號女友有須睦子,各有各的人生,但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愛上這個很快將會被“那輛巴士”帶走的債務人星野一彥。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這是一本略顯絕望和悲情的小說,5個女友各有各的悲催,比如霜月理紗子離婚後帶著孩子孀居,本就十分艱難;比如神田那美子正處在乳腺癌確診之前;比如有須睦子在攝像機前演遍悲歡離合,攝像機後卻無力讓星野一彥留下。但即便如此,看完這部小說,我腦海里依然自然湧現出“當破產遇見愛”這個標題。

無論古今中外,對於破產法的絕大部分研究,基本都停留在規則層面:如何指定管理人,如何申報債權,如何變現債務人財產,如何儘可能提高債權人的清償率,如何重整……只見製度之牆五彩繽紛,卻不見溫情脈脈。這可能也是為什麼破產法總是很容易讓人談“破”色變的原因吧!

然而實際上,破產法並非如此冷酷無情。伊阪幸太郎的《再見,黑鳥》,描述的恰恰是一個沒有破產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債務的清理是借助暴力來實現,債務人也得承受比宣告個人破產更為嚴苛的懲罰。在這個沒有破產法的世界里,恰恰如同繭美的詞典,極度缺乏美好的詞彙。我在思忖:如果想通過《再見,黑鳥》,展現一個沒有破產法的世界,恰好是伊阪幸太郎的目的之一,那他實在是太偉大了。當我瞭解到伊阪幸太郎恰好具有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育背景,我對他的敬意更多一重。

站在家庭價值的角度,考量“當破產遇見愛”,無疑更為精準。應該說,破產法尤其是個人破產法,矢誌不渝想要捍衛的目標之一,就是維護家庭價值。尤其是通過個人破產法中的債務豁免機製,既強調對債務人的原諒與寬恕,也強調對債務人家庭扶養義務、離婚夫妻財產分割債務的不可豁免性,而讓婚姻家庭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儘可能不受個人破產法“負外部性”的衝擊。

這一點古今中外,似乎都概莫能外。即便簡陋如我國1906年頒布的《大清破產律》,其中第45條亦特別強調,“破產之商,不得涉及其兄弟伯叔侄暨妻並代人經理之財產”;而第48條,更把破產法對家庭價值的體恤體現得淋漓盡致:“倒閉之商,若將財產償還各債後,實系淨絕無餘,並無寄頓藏匿情弊,應由董事向各債主聲明,準於未攤分以前,在財債項下酌提該商贍家之費,約敷二年用度,以示體恤。”

而在美國,處理離婚程序中的個人破產業務,是破產律師們最為樂此不疲的業務之一。夫妻雙方相愛、相知,本可以走向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的大結局。然而,當債務襲來,愛情與婚姻可能因為債務如山而不堪重負。他們既需要個人破產機製來豁免背負的債務,可能也需要婚姻法,來保障各方包括財產分割在內的權益。貧賤夫妻百事哀,中外同理。

那麼問題是,對於打算離婚或者不打算離婚的夫妻雙方,何時提出破產申請最為合理?簡單說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種,在離婚前提出個人破產申請。如果夫妻雙方均打算提出個人破產申請,那麼在離婚前如果共同提出個人破產,至少在律師費和申請費用方面,可以省下一大筆開銷。而即便夫妻雙方各自提出個人破產,一旦通過個人破產機製獲得對雙方債務的豁免,那麼也會大大加速離婚的程序。因為夫妻雙方均通過個人破產機製獲得債務豁免後,雙方均不再背負債務,雙方也沒有財產分割。只是這個時候,無債一身輕,除非一方或者雙方均有意,我還真想不出來離婚有什麼必要。

當然,如果夫妻雙方在離婚前,只有一方提出個人破產申請,那麼情勢就會複雜很多。法官既需要裁令夫妻雙方預估各自需要承擔的債務負擔,同時也需要考慮未申請破產一方離婚後的利益。由此,註定夫妻雙方離婚前單方面提出個人破產申請,會讓離婚程序冗長很多。如果夫妻雙方有一方並不想離婚,這種法律工具顯然是備選策略之一。

第二種,在離婚中提出個人破產申請。在離婚程序中提出個人破產申請的情況,此時離婚已經是雙方合意,個人破產可能更多是出於夫妻一方,出於財務原因而不得不啟動的程序。如上述所言,在離婚程序中提出破產申請,會讓離婚程序複雜、冗長很多。破產法上的自動中止製度,既會讓提出申請的一方免於被債權人滋擾、催收,但破產法院也會阻止離婚案件管轄的法院處理、分割財產。甚至如果夫妻雙方財產體量龐大,託管人也不得不介入夫妻雙方的財產分割,確保大體公平。由此,如果真有誠意離婚,夫妻雙方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離婚程序進行期間提出破產申請。當然,“寧拆十座廟,不破一樁婚”,破產法官在此時也應該更為審慎地應對雙方訴求。

第三種,在離婚後提出個人破產申請。按理說,在離婚後提出個人破產申請,更多是前夫、前妻削減個人債務的一種法律工具,此時通常情況下,與婚姻無關。但需要留意,離婚程序中賦予雙方的“家庭扶養義務”,就成為十分關鍵的節點。或者說,如果我們重申個人破產法的價值就在於儘可能將債務人從一切債務中紓解出來,那麼在個人破產程序中,究竟能否把“家庭扶養義務”債務列入可豁免債務之列?

現行《美國破產法》,對此毫不猶豫說不。2005年《破產濫用防止及消費者保護法》中,新增加第101(14A)條,專門界定“家庭扶養義務”的內涵;同時在第523(a)(5)條中,將“家庭扶養義務”列入不可豁免的債務類型,而且順位比較靠前。除此之外,美國2005年《破產濫用防止及消費者保護法》在對第523(a)(15)條的修改中,刪除1994年以來的“積極抗辯”要件,使得所有因離婚、分居所產生的夫妻之間財產分割債務,均在不可豁免之列。這也可以從側面,體現出破產法對家庭價值的特別強調。

讀者諸君當記得,我在本專欄中(詳見《破產法的溫度|個人破產在美國:四十年回望》,2019-05-06,澎湃商學院),曾詳細介紹過伊麗莎白•沃倫、希拉里和克林頓之間,圍繞“家庭扶養義務”債務是否可豁免及其順位問題,在1990年代末期發生的故事。在兩位可以稱為偉大女性的影響下,克林頓不惜在其總統生涯最後一次動用否決權,否決國會兩院通過的不利於婦孺兒童的破產法修正案。沃倫現在是美國民主黨2020年總統候選人之一,希拉里曾是2016總統大選惜敗特朗普的民主黨提名人;克林頓更是貴為美國前總統。考慮到他們的重要地位,這一條款在2005年破產法修訂中的“轉正”,當然更為濃墨重彩地彰顯出破產法的人性色彩,尤其是對婦女兒童權益的保護。而且這事現在依然有續集:前不久美國前副總統喬•拜登剛剛宣佈參與2020年總統角逐,同為民主黨候選人的伊麗莎白•沃倫就公開指責拜登在2005年破產法改革中,站在信用卡公司一邊而所扮演的不光彩過去。無論如何,個人破產事小,婦孺兒童事大,我相信在未來對民主黨提名的最終角逐中,拜登和沃倫一定還會就此事開撕。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破產法,既可能讓誠實但不幸的債務人,通過破產法的豁免機製,脫離債務的苦海;也可能讓債務人破產涉及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婦孺兒童的切身權益,通過個人破產法中的反豁免機製,得到妥善保障。伊阪幸太郎在他的《再見,黑鳥》,為我們講述一個“當破產遇見愛”的故事;但在這個悲情故事的背後,我隱隱感覺到伊阪幸太郎對個人破產法的祈盼。讀者諸君試想,假如債務人星野一彥可以尋求個人破產法的紓解,假如“那輛巴士”正是個人破產程序的隱喻,那麼這個“當破產遇見愛”的故事,可能便會有另一種講法。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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