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一日遊:沒有傳說中的碩鼠和變異大魚
2019年06月12日07:35

  原標題:切爾諾貝利一日遊:沒有傳說中的碩鼠和變異大魚

  切爾諾貝利今天無疑是一個旅遊景點了,儘管,新近播出的以此地命名的劇集又把觀眾拉回了30多年前的恐怖現場。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市的中心,每當一位外國觀光客出現,幾分鍾內就可能被人用帶著俄式口音的英語搭訕,“切爾諾貝利,YES?切爾諾貝利,NO?”搭訕者的手中晃著介紹切爾諾貝利的小冊子。

  中國遊客對此類場景並不陌生——在北京火車站廣場,耳邊總會傳來“長城一日遊”的吆喝聲。

  人類記住災難的方式多種多樣,在切爾諾貝利,一種方式是將它變成旅遊目的地。烏克蘭當地旅行社推出了切爾諾貝利一日遊或兩日遊套餐,只有成年人可以報名參團。如果是只有兩三個人小規模的“深度遊”,需要支付每人每天300多美元的費用。根據路透社的消息,自美劇《切爾諾貝利》5月播出以來,去那裡的遊客人數飆升,當地一家旅行社5月以來預定量增加了40%。

  中國遊客黃小婉最終選擇的是一日遊。她對記者解釋,兩日遊意味著要在禁區裡的酒店住上一晚,身體受到的輻射也會增多。考慮到那場震驚世人的災難,這種擔心並不是個例。

  1986年4月26日淩晨1時23分,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8噸多的強輻射物質混合著石墨殘片和核燃料碎片噴湧而出,隨著大火進入大氣之中。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發生了。

  33萬多人被迫撤離。事故釋放的放射性物質是1945年美軍投放到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爆炸總和的100倍。毒雲飄到了西歐甚至北美。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發佈於2005年的一份報告說, 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60多萬人遭受過量輻射,死亡人數可能達4000人。

  而現在,懷著好奇或冒險的心,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又紛紛回到切爾諾貝利。

  旅行社的套餐經過了精心安排。大巴車會帶著遊客來到事故發生時的幼兒園、體育場、醫院,當然還包括出事的4號反應堆。

  爆炸發生後,蘇聯政府以4號反應堆為中心,將30公里半徑內多數區域劃為禁區,撤走居民,用鐵絲網圍了起來。

  但從2011年起,根據烏克蘭政府的決定,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地區對普通遊客開放。其實在此之前,私自進入這一區域考察的遊客就已存在。

  到此之前,遊客們大都聽過某些傳聞,諸如這裏的老鼠在遭受輻射後變得碩大無比。

  但是,想要看到怪物的遊客們要失望了。這裏沒有傳說中的碩鼠,也沒有變異的大魚,偶爾能見到一些動物,但看不出什麼異樣。在核反應堆附近的草坪上,黃小婉看到幾條狗在打鬧,她盯著看了很久,發現“還挺正常的”。

  2016年,切爾諾貝利禁區被劃成了自然保護區。此前曾有傳言,輻射造成了當地生物的基因突變,狼的數量激增到300多頭。有科學家專門就此問題去調研,發現狼的數量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同未汙染地區的一樣。

  極具諷刺性的是,災難讓切爾諾貝利成為某些瀕危物種的避難所。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人類。

  報名之前,另一位中國遊客盧楨也有點擔心輻射。得知他去了切爾諾貝利,有朋友問他,身體有沒有什麼變化?

  “當時不知道其實沒那麼危險。”盧楨說。實際上,目前在切爾諾貝利一天人體所受的輻射量在3~5usv之間(usv為輻射劑量的基本單位之一),約等於乘坐一次跨國航班所受輻射量的八分之一,相當於做一次胸透CT所受輻射量的兩千分之一。

  整個旅行始於管控區外圍的第一個檢查站。檢查站的士兵會按照旅行社遞交的名單仔細核對護照。遊客還需要簽署一份聲明,承諾會身著長衣長褲,不觸碰隔離區里的任何物品,皮膚不與地面、草木、建築有任何接觸。

  有些遊客會花上10美元,買一個計數器,隨時測試輻射值。越接近隔離區的核心,計數器的數值越大。正常數值為每小時0.3usv,超過這個數值,儀器就會發出警示音。個別地點,數值會激增到每小時幾百usv。

  若不是計數器不斷起伏的數字與聲響,與旅遊大巴上循環播放的事故紀錄片,除了破敗,遊客對切爾諾貝利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就像所有無人居住的農村呈現出來的那種破敗感一樣,這裏幾乎聽不到鳥叫聲,也看不到什麼人影,年久失修的大門散發著腐朽的氣息。

  走進切爾諾貝利鎮,經過蘇聯第二大雷達“莫斯科之眼”,第一個有著人居痕跡的是被樹林包圍起來的幼兒園。

  這裏光線昏暗,牆皮剝落,地上堆積著腐爛的落葉,不斷衝擊視覺的是與兒童有關的各種元素:失去前輪的三輪車、丟在牆角的拚音字母表、散落一地的書籍,還有放在鐵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為每一個物件位置都“太適合被拍照了”,盧楨感覺有些刻意,“給你營造出來一種驚悚、痛苦和悲歎”。嚮導告訴他,軍方每個月都會派人來清理景區建築,一些殘破的物件會被替換。

  人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真實體驗。但在曾經瀰漫過核輻射的建築空間里,盧楨仍感覺到一種震撼,他彷彿回到了災難降臨前的時刻,聽到教室里的笑聲和讀書聲。孩子們可能還會去森林里摘藍莓吃。但這一切被一場災難摧毀了。

  盧楨也是一位父親。看到那些書籍和寫了一半的日記,他覺得像是能看到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與遷徙,“感受到的是給他童年帶來的巨大陰影和改變”。

  傷害是真實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作家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她代表性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母親帶著兒子離開了切爾諾貝利,暫居在某城市。兒子上學第一天就哭了。老師們讓他坐在一個女孩旁邊,女孩不願意,說他有輻射。“我的孩子讀四年級,他是班上唯一從切爾諾貝利來的。其他孩子懼怕他,他們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這樣提早結束了。”這位母親說。

  因為輻射,有的孩子生下來即有畸形。有位母親對遭受了輻射的女兒束手無策,寫了十幾封信給科學家:沒有人知道低劑量的輻射對兒童的身體有什麼影響,拿我的女兒做實驗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為實驗室青蛙、兔子都沒關係,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還有的孩子連看一眼這個世界的機會都沒有。中國遊客劉征博(應受訪人要求化名)走進了接診孕婦的126號醫院,他看到了窗邊一份發黃的醫療記錄,上面記載了當時流產的孕婦,那些母親們的名字、職位、年齡都被漂亮的字體一一寫在了上面。他的嚮導阿列克謝堅持用烏克蘭語把那些名字一個個念了出來。

  兒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體。根據烏克蘭衛生部的統計,核事故發生之後,有239萬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萬多人是兒童。

  在整個禁區的核心——4號反應堆,也能找到與孩子有關的故事。此處一座紀念碑旁的牆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員的名字,他們是第一批到達事故現場的救援人員,當時他們對面臨的危險一無所知。

  其中有個消防員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訴身邊懷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應爐失火了,自己去去就來。

  5個小時後,妻子在醫院里見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腫脹得幾乎看不到眼睛。醫生告訴露德米拉,不準抱他、親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現在是個小型的核反應爐。

  幾天后,瓦西里的屍體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進一個鋅製的棺材里,安葬在莫斯科公墓。處理事故的特別委員會告訴露德米拉,不可能交出她丈夫的遺體,因為他有強輻射。如果有人抗議,他們會說,死者是英雄,是國家的英雄,不再屬於任何人了。

  兩個月後,露德米拉生下了一個女兒,但4個小時後,這個女孩就死了。她救了露德米拉,像一個避雷針,她替母親吸收了輻射。

  去切爾諾貝利之前,黃小婉就從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里知道了這個故事,“太壓抑了”。令她難忘的一個細節是,瓦西里看到病床前放著一個橙子,想拿給妻子吃,妻子卻被護士提醒,那個橙子也帶有輻射。“溫情和災難的對比”,黃小婉感慨。

  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它們大多數被塵封在一張張海報里,一塊塊墓碑上,一個個雕塑的基座上。

  當年,工人們在遭受強輻射的情況下,在4號反應堆上用半年多時間建成了鋼筋混凝土的石棺,以抑製輻射物外泄。今天,計數器在這裏記錄的數值仍達到正常輻射值的400多倍。

  3名英勇的潛水員也擁有一座紀念碑,災難發生後,消防員第一時間灌注的水在水泥板下方積成了水坑,如果不是這3名勇士潛入地下室將排水閥門打開,成功將水排乾淨,一旦放射性岩漿接觸到水,將引發比第一次爆炸更具毀滅性的災難。

  根據紀錄片《搶救切爾諾貝利》所述,共有10萬名軍人和40萬名平民參與了後期的清理工作。地面上的動物被槍殺,房屋被一間間摧毀和掩埋。有人負責在核電廠屋頂清理石墨,這些石墨從反應爐中噴出,每一片都散發著極高的輻射,1小時內就能致人死亡,機器人在這裏也失靈了。但為了保證石棺能盡快蓋住還暴露在空氣中的反應堆,人們只能親身上陣。有些人不想去做,但不得不去。

  據切爾諾貝利基金會統計,“清理人”中的20%逝世於2005年前,在人生的壯年階段。超過90%的“清理人”都有輻射引發的健康問題——甲狀腺癌、心臟病、呼吸問題和消化道問題,等等。

  爆炸7個月後,石棺終於建成,蓋住了4號反應堆。2016年,舊石棺30年使用年限到期,被新石棺取代。新石棺由28個國家援建,耗資15億歐元,使用年限是100年。100年後將如何應對,仍然未知。

  在巨大的石棺面前,遊人們靜悄悄的。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會被嚮導反複提醒,再往里靠近,輻射將增強。人們只能遠觀,並站在雕塑前拍照。沒有人大聲說話。

  旅行社的路線里,行程的最後一站是當年因核電站而繁榮、後來被廢棄的城市普里皮亞季。它距離核電站僅有3公里,事故發生後變成了一座“鬼城”。

  幾乎所有來訪者都對這裏印象深刻。青黃色的苔蘚爬滿了路面和階梯,蟲子在植被中穿行,走在那裡,黃小婉感覺,掩藏在樹林中的學校、醫院、酒店等建築已宛如一體,乾裂的游泳池、殘破的看台、生鏽的碰碰車,到處呈現出一種末日般的景象。

  事故發生前,這座為了核電站而生的城市曾聚集了高科技人才,是烏克蘭地區的第二大城市。

  遊客們現在只能從大巴車上的紀錄片畫面里認識這座城市:標準的蘇式建築分佈在開闊的道路兩旁,穿著製服的科技工作者們開著車去上班,推著小車去超市購物,據說,那是當時烏克蘭區域內唯一一家超市。正在舉辦運動會開幕式的體育場,一個兒童正高興地和媽媽待在一起,拿著氣球和糖果蹦蹦跳跳。

  “那些人現在都不在這裏了,小孩的笑容也不會再在這裏出現了。”這種對比帶給盧楨一種劇烈的衝擊,“這比建築本身的破敗還要震撼。”

  普里皮亞季的必遊之處是一座摩天輪。它黃色的外觀是蕭條景象中難見的一抹亮色。計數器貼近摩天輪的座艙,會測出輻射數值超標4萬倍。這座摩天輪命運多舛:原計劃在1986年5月1日正式開放,開放日的4天前,爆炸發生了。爆炸次日,它只臨時開放了幾個小時。

  事故發生的那天,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陽台上,人們把孩子抱起來說:“看啊!要記住這景象!”從陽台上可以看到反應爐散發出來的深紅色光芒。

  “那光芒太過耀眼,並不是一般的火災。看起來很美,就算在電影里也看不到這樣的畫面。”一名居民事後這樣向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描述。

  爆炸發生後30個小時,近5萬居民才被通知撤離,超過1000輛巴士抵達普里皮亞季,居民只有兩小時撤離時間。政府承諾,撤離只是兩三天。當時,人們都還天真地以為還會回到這裏。

  事實是,這裏成了禁地,只有極少數人最後真的回到了這裏。

  2015年攝製的紀錄片《切爾諾貝利的大娘們》記錄了一群回歸老人的生活——根據當時的估計,在禁區內生活的居民約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

  他們說,搬到別處後,當地人討厭他們,說他們身上有輻射,他們又回到了切爾諾貝利。

  有人從避難處步行70公里跑回來,拉開鐵絲網,鑽了進去,回到家裡。有人回來以後,抓了一把泥土放進嘴裡,發誓“再也不離開這裏了”。

  當地政府預設了這些返鄉者的存在,並且持續調查這些人的健康狀態。多年以來,他們生活在禁區,在這裏種菜、養雞、養豬、釣魚,在這裏生活並在這裏死去。在一些節日,比如“復活節”,還會幾個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伏特加。復活節對這些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1986年的可怕災難發生時,人們也在為慶祝復活節而忙碌。

  在距離核電站15公里處的一個村莊,劉征博遇到一位80歲的老人。此人在事故後不久就回到了切爾諾貝利,並在家中的菜地裡種滿了胡蘿蔔、土豆,準備在這裏度過餘生。談起那場災難,他的表情淡淡的,彷彿已經是一段遙遠的記憶。劉征博沒好意思問什麼,覺得已經打擾,“不知道怎麼再問下去了”。

  如今,切爾諾貝利還生活著大概3000名工作人員和少數科學家。他們定期輪休,以代謝掉工作期間的輻射殘留。這裏還有近100名嚮導,輪流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嚮導阿列克謝告訴劉征博,旅遊業收入的一定比例,會用於援助回到這裏的居民和其他受輻射者,儘管還遠遠不夠。

  在通往一個個景點的路上,他一直跟劉征博強調,“這不是遊覽,是訪問。”

  切爾諾貝利當下的處境並不樂觀。禁區內大部分建築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維修則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以這樣的境況下去,到2050年,切爾諾貝利很可能變成一片真正的廢墟。

  臨走前,劉征博在那裡買了一件T恤,算是對當地的微薄支持。作為一名遊客,他只能做這麼多了。

  回到中國後,黃小婉沒有再穿參觀時的那件大衣,對核事故的恐懼多少殘留在她心裡。她也沒有留下與切爾諾貝利的一張合影,因為不知道該以什麼樣的姿態融入到場景中,“是要笑還是怎樣”。她看到過笑著比出勝利手勢的遊客,但她覺得,做出什麼表情都與切爾諾貝利不太搭調。

  去過切爾諾貝利後,她又試著去讀《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結果“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她覺得,去過那裡之後,彷彿那場災難與自己相關,“離自己很近”。

  關於切爾諾貝利,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筆記錄下了無數令人心碎的故事。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一書的結尾,她這樣寫道:“書中的人已經見過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覺得自己像是在記錄著未來。”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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