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80%以上的工作是靠關係找到的?
2019年06月11日12:01

原標題:在中國社會,80%以上的工作是靠關係找到的?

這是一個找工作的季節。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有人容易,有人困難。“關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那個隱藏於奮鬥故事、心靈雞湯和勵誌學那些光鮮亮麗講述背後,最神秘、最隱蔽、可能也是決定一個人是否能成功最關鍵的變量。如何理解“關係”在工作中的作用?

找工作,誰在靠關係?靠什麼樣的關係?或許你有自己的固定答案。但是,根據社會學家邊燕傑的研究,靠關係獲得工作的比例整體上一直在上升,自2009年以來占到80%以上。照此說來,豈不是差不多人人都有關係可靠?我們今天要談一些不一樣的“關係”故事。有的人註定必須依靠關係,不是主動願意,而是被迫,而我們每個人也不得不和“關係”相處。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羅東

視頻編導 | 呂婉婷

找工作,誰在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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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那邊“找關係”:

一種錯覺

在中國社會的倫理法則里,“找關係”並不太受待見,而與它同義的“靠關係”“托關係”或“有關係”同樣難登大雅之堂。這是社交倫理在執行它的約束力。而這也意味著,“關係”一旦被運作就要潛伏在檯面之下。表面上風平浪靜,暗地裡波濤洶湧。

實際上,那些只是作為講述者的演說家也在刻意迴避“關係”。前幾年,互聯網颳起一陣反心靈雞湯的狂風,嘲諷一些所謂勵誌的奮鬥故事:哦,你只說了這個人生贏家怎樣努力,可閉口不談他還有個資源雄厚的“爹”。在這裏,“爹”只是一個隱喻符號,指能帶來方便的關係資本。

這樣一來,“關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那個隱藏於奮鬥故事、心靈雞湯和勵誌學那些光鮮亮麗講述背後,最神秘、最隱蔽、可能也是決定一個人是否能成功最關鍵的變量。

那麼,在求職過程中,誰在那邊“找關係”?答案好像不言而喻。比如畢業去哪,人們就會考量關係。他們相信,關係是一種稀缺資源,有關係才有資本留在小地方,而前往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好像就是在逃離一個關係主義社會而不得不單打獨鬥。

延伸閱讀

《社會網絡與勞動力市場》,作者: 邊燕傑 張順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5月

然而,根據社會學家邊燕傑和合作者

(張文宏、程誠)

2012年在《社會》的一篇論文《求職過程的社會網絡模型:檢驗關係效應假設》顯示,在中國職場,通過關係獲得工作的比例整體上一直在上升,自2009年以來占到80%以上。這不是這位長期研究關係的學者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得出這一結論。

而早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在波士頓郊外牛頓鎮的調查也說明靠關係求職非常普遍,比例約占57%,高於當地人的想像。

延伸閱讀

《找工作: 關係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作者: [美] 馬克·格蘭諾維特,譯者: 張文宏 等,版本: 格致出版社 2008年11月

(今年下半年,該書將有中譯本修訂重版)

既然靠關係求職的比例如此之高,豈不是差不多人人都有關係可依靠?而這顯然與人們的印象衝突。

馬克·格蘭諾維特研究的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陌生人社會,按理說靠關係的比例不會高,但他恰好基於此提出一個發現,在那裡,求職者並不是靠親屬或戰友等熟人社會的“強關係”,而是那些聯繫並不頻繁、交往也並不深的“弱關係”。因為這些關係人和自己不屬於一個社交群體,更可能帶來圈子外的、自己不知道的工作信息。他將之概括為“弱連接優勢”。

邊燕傑則提出“找回強關係”。 他在1994的《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刊登一篇題為“Guan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China”的論文,認為在中國社會求職並不是依靠半生不熟的“弱關係”,而是親屬或戰友等緊密聯繫的“強關係”。

那時候,他研究的還是改革開放早期的“雙軌製”時代。而根據他在2000年以後的研究,隨著中國入世加速的經濟市場化,“強關係”下降,“弱關係”上升,最終整體上“關係”在求職過程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強,但“強關係”也並未退場。“出門在外,靠朋友”,可家裡關係仍是一些人的第一考量。

由陳建斌、馬伊琍和胡可等主演的電視劇《中國式關係》(2016)劇照。

這裏無意去深究“關係”的強弱,也不糾結於邊燕傑和馬克·格蘭諾維特研究的異同,而只是要指出,既然人們普遍靠關係求職,且其比例高於一般印象,那就說明我們還沒完整理解“關係”的故事,不然就只能將之歸因於“關係”的用法差異:高,只是因為用的廣泛“關係”;低,則是因為嚴格限製於那些精英依靠人情資源的“關係”。

學術研究需要靠文獻鏈條上的空白去生產知識,圍繞“關係”“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研究並不少。但是,在日常交談里、在公共領域里,“關係”卻經常若隱若現。精英或精英的代理講述者

(包括傳記作者、成功學勵誌學的作者、演說家等)閉

口不談“關係”是為了避開這一禁忌而突出個人能力、天賦和努力程度,導致“關係”更加神秘化,成為人們飯後去想像精英背景的談資。而普通求職者則通常認為自己好像什麼“關係”也沒有,所依靠的“關係”並無多大價值,不值一提。

然而,這些只是“關係”的冰山一角。有的人註定必須依靠關係,不是願意,而是被迫,而我們每個人也不得不和“關係”相處。我們需要找回另一些關於“關係”的故事。

“找關係”與階層再生產:

鄉村故事

自中國經濟體製改革

(尤其1992年)

以來,城鄉出現勞工流動,並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增長。他們一代接著一代進城打工。靠什麼找工作?換句話說,他們是如何獲知勞動市場信息的?如果無法獲得這些信息,就不知道哪裡缺工,也不知哪裡打工效益好。

1996年,社會學家李培林在《社會學研究》第4期發表《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一文,通過對山東的外出打工者調查發現,他們通過報紙或廣播獲得招工信息的尚不足5%,剩下的95%都是依靠家人、親戚或老鄉等關係,而與他們一起打工的則占到一半以上。

《山城棒棒軍》第一部(1997)第2集,在等待巴士進城打工的人們。

家人、親戚和老鄉來自於一個封閉的熟人社會,彼此經常見面。他們不會止於一兩次打交道,如果有欺騙行為,關係就難以為繼。他們之間是信任的,也需要建立信任。而他們中那些更有打工經驗的,更善於變通的,就可能成為“關係人”。今年五一勞動節,我們刊發《流動,改變中國》提到“匡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被控製的遭遇。他們一般生於50年代或更早,是改革開放後最早離開農村到城市謀生的群體,而他們缺乏一張關係網絡,沒有人有經驗,沒有人告訴他們到哪裡去、做什麼工、要注意什麼。

通過他們以及後面一代的探索,城鄉之間的市場信息網絡慢慢形成。很遺憾,關於這一過程的曆史,並無研究可參考。不管怎樣,這張關係網出現了,依靠它,打工者一批批地流動到城市需要的地方。沒有它,城鄉流動的效率無法想像。

豆瓣9.3評分書《農民工進城防騙手冊》(作者: 劉雲誌等;版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1月)封面。

到他們孩子這一代,則是21世紀了。他們的孩子,是當年的“留守兒童”,出路一般有兩種。一是“子承父業”,繼續打工,二是通過高等教育改變家庭的謀生方向。

前幾年,“讀書無用論”突然在一些農村地區流行起來。在城市,“讀書無用論”通常是指教育改變階層或實現財富自由的可能性在降低。對於農村而言,那不是階層,也不是財富,而就是人生的基本軌跡:是像父母輩一樣年複一年往返於城鄉,還是走上另一條不同於父母的道路。

“讀書無用論”在農村之所以能流行,條件之一是因為父母輩習慣了曾經經濟高速增長下的“好打工”“好掙錢”,他們當然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未來,可如果不行,繼續打工也並非不可。何況只憑高考去改變命運的空間也在變窄。

而在孩子眼裡,“讀書無用論”也可能成為不接受主導觀念的武器。他們更崇尚身體、健壯、武力,“書呆子”在他們眼裡是柔弱的。他們的“好哥們”義氣使他們在學校就組建了早期的關係網絡。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他們不再局限於父母輩的親戚、老鄉關係,而通過同學和網友建立更廣、也更鬆散的關係網絡。

這令人想起保羅·威利斯

(Paul Willis)

的《學做工》

(譯者:秘舒、淩旻華;版本:譯林出版社,2013年3月)

,他描繪的是上世紀70年代,戰後美國經濟飛躍,普通工人的孩子在學校里抵抗美國主導文化,同樣崇尚武力,喜歡抽菸、去酒吧、到舞廳,而這些消費支出需要他們不得不借助親朋好友等各種關係找活幹。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去創造自己的關係網絡,都難以走出所屬階層。這場跨越是艱難的。2014年,邊燕傑在《社會》上的另一篇文章《社會資本與不平等的再生產》

(合作者:程誠)

提出,打工者的關係網絡呈現較高的同質性,與他們建立關係的是同一群體,無法接觸到更高的或其他群體。

電視劇《龍鳳村兒女》(2013)講述大學畢業生葉青和周強由於找不到工作回到村子。 周強母親開著超市,拿出十萬元託人給兒子安排工作。葉青父母為供女兒讀書,花光了全部積蓄,打算賣掉承包地為女兒籌款。圖為該劇劇照。

那麼,如果這些孩子考上大學,要走上另一條不同於父母的道路呢?十幾年前,有一篇爆款網文《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發熱議。作者從小地方來,過五關斬六將,大學畢業後在城市勉強紮根,這才獲得大城市孩子生來就能得到的生活方式,比如喝咖啡。在關係網絡中掙紮最痛苦的群體可能就是他們。“奮鬥了18年”,老家的關係網絡對他們在大城市打拚並無作用,反而隨時可能把他們往回拉——中國社會如此,美國社會也如此,一位叫萬斯的美國作者在《鄉下人的悲歌》

(譯者: 劉曉同、莊逸抒;版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4月)

里就講述了他進入白領階層的過程中,如何受吸毒的母親等鄉下關係限製。而“坐在一起喝咖啡”,是他們渴望在大城市建立關係,可這一過程是艱難的、漫長的,也因此有的鋌而走險,攀附關係,給已經被汙名化的“鳳凰男”火上澆油。

“找關係”與性別的賽跑:

城市故事

同打工者不一樣,在城市,白領群體往往是通過招聘公告獲得勞動市場信息,再將自己的條件與之對比,接下來是報名、或提交簡曆和求職信,通過初審後接受筆試、面試、體檢、見習、轉正。任何一環停止即應聘失敗。所應聘崗位的所有製屬性不同,程序也會隨之不同。而日常臭名昭著的、破壞了招聘規則的“找關係”一般就會在這裏發生。但是,那些並未破壞招聘規則,只是通過普通的“弱關係”求職的情形,又是怎樣的?

電視劇《歡樂頌》(2016)劇照。

是否破壞招聘規則,是區別關係性質的根本標識,不過兩種關係的界限並非一成不變,也並非清晰可辨。這裏指的還不是“弱關係”通過金錢或身體運作變成“強關係”這一非常危險的情況,而是“弱關係”在按規則辦事的情況之下也能產生“差別對待”。

延伸閱讀

《結構洞》,

作者:羅納德·伯特,

譯者: 任敏等,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7年2月

美國社會學家羅納德·伯特

(Ronald Burt)

在《結構洞》一書中提出結構洞優勢,“某個或某些個體和有些個體發生直接聯繫,但與其他個體不發生直接聯繫,無直接聯繫或關係間斷的現象,從網絡整體看好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而誰佔據這個“洞”誰就具備權力掌握和運作信息資源。

獵頭和招聘平台試圖去填補這個“洞”。他們作為關係中間人收集僱主和求職者的條件、要求,並許下諾言,能與僱主建立一種類似於朋友的“弱關係”。這裏的“弱關係”不在於像馬克·格蘭諾維特說的帶來工作信息,而在於提高求職者簡曆被看的可能性。

道理很簡單,其他人通過郵箱給HR發簡曆,如果另一個人是通過朋友介紹把簡曆轉給HR,那麼,即便HR秉公辦事,不偏不倚,可就在他打開郵箱、看著滿屏的未讀郵件並感歎工作繁瑣的時候,就只好根據學校、性別或照片先淘汰一批,此時相反,他可能已經把通過朋友介紹的簡曆仔細看完了,如果不符合要求,還得反複琢磨一下推辭,如何婉謝才不得罪人。HR的做法並沒破壞任何規則。

徐靜蕾電影《杜拉拉升職記》(2010)劇照。

如果求職者是一位“適婚”女性,很可能就在上面那一過程中被淘汰。說“適婚”並不意味著HR讚同“什麼年齡就該做什麼事”,他也可能是一位女性主義者。“適婚”在這裏只是外界的一種生命週期預期。他根據預期判斷求職者可能給企業帶來的影響,而這一預期於他而言是不可控的,因為他無法掌握關於求職者可靠的、真實的、所有與之相關的信息,不知對方到底會作何打算。

2006年,《中國人口科學》刊登經濟學家李實等人的論文《中國城鎮職工的性別工資差異與職業分割的經驗分析》。他們使用1999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對職場的性別差異進行分析,並提出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城市存在較為嚴重的性別職業分割”。該文是這一領域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之一,由它得出的結論反複在後來十幾年被驗證。

美國喜劇《禦姐奶爸》(Melissa & Joey Season 2013)第三季劇照。

然而,如果企業的決策不是受關於性別偏見的影響,優先男性也只是它的決策,一個在它自己看來更理性的決策。家庭分工是影響女性工作更關鍵的因素。遺憾的是,即便丈夫承擔更多

(包括“奶爸”帶孩子)

,這些分工信息在僱主那也可能是缺席的,或是不被信任的。

不過,如果求職者和HR或企業管理者中間存在一個“關係人”,那他向後者提供的信息更可能被認為是可信的,更可能被採納。

然而,人與人的關係資源並不平等。一個人通常被要求要做與他的關係資源相匹配的選擇,比如“有關係”的才可以回小城市,然而如果一個不具備足夠關係資源的普通畢業生回到小城市,往往也被希望首選從政,並由此去拓展家庭關係,建立與身份預期相匹配的關係網絡。“關係”的概念就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個回到老家小城市的青年,在工作上最傷心的大概是隔三差五收到親戚表示關心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基本上是事業單位或地方機關招考,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不認同你現在的私企工作。

作者|羅東;

視頻編導、製作|呂婉婷;

編輯|西西;走走;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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