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顧煒:用曆史記憶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
2019年06月10日14:44

原標題:王健、顧煒:用曆史記憶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

參考消息網6月10日報導(文/王健 顧煒)建設“一帶一路”,資金融通、設施聯通等,都是在現實空間或虛擬空間上實現互聯互通,但在時間的維度上,溝通曆史與現在,聯繫過去與未來,也是建設“一帶一路”應有的題中之意,更是民心溝通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們需要深刻認識曆史記憶對建設“一帶一路”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塑造“絲路城市”並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時,曆史記憶的作用十分突出。

“絲路城市”與“一帶一路”

與曆史上的絲綢之路一樣,“一帶一路”的建設和發展也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上發揮著聯通不同地區和國家的重要作用。而作為空間維度的重要單位,“城市”無疑不僅在各國的國內建設和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更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交往、特別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單元。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重要城市,它們不僅是落實該倡議的主要行為主體,也對該倡議的持續推進具有關鍵作用。由此,我們需要結合曆史與現實,全面認識和把握“絲路城市”這一概念。

對於“絲路城市”的概念定義,當前仍處於探索階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15年曾從曆史視角進行了闡述,該組織提出的絲路沿線城市(Cities alongside the Silk Roads)概念,主要指位於絲綢之路的重要貿易與交易樞紐。這些城市對學者、教師、理論家、哲學家等群體也具有吸引力,使之成為文化與思想的交流中心,進而為曆史上的文明區域發展做出貢獻。這一概念同樣涉及到了物質(商品貿易)和精神(文化交流)兩個層面,表明曆史上的絲路沿線城市主要發揮了貿易和文化交流兩種主要功能。

人類發展的曆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城市化的曆史。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的數量越來越多,也有相當多的城市發揮聚集效應,從小城市升級為中等城市,甚至升級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規模的擴大僅僅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方面,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斷完善和拓展。所以,並非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被視作“絲路城市”,即便在地理上位於“一帶一路”的沿線,也不一定意味著這座城市是“絲路城市”。所以,“絲路城市”概念有一定的標準,“絲路城市群”存在“入群”門檻。

城市研究專家認為,當代意義上的“絲路城市”(Silk Road Cities)應主要指處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區域範圍內,對所在國、區域具有重要經濟、社會、文化、對外經濟交往戰略地位和影響力的樞紐性城市。這些城市大部分是所在國的要素流動節點和增長極,對於所在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同時又是各國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和對外文化交流的空間載體。

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重新認識“一帶一路”沿線的諸多城市。根據對“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排名的統計,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國家進入世界城市榜單的城市數量快速增加,從2000年的49個增加到2016年的81個。這些城市可被視為“絲路城市”的主要群體。在“絲路城市群”中,不同的城市依規模和功能等指標可以進一步被劃分為不同層級。被納入第一層級的城市數量從2000年的10個增加到12個。此類城市包括杜拜、孟買、伊斯坦堡、吉隆坡、雅加達、曼穀、華沙和利雅得等區域性國際交往樞紐,可視為“絲路城市”的核心支點城市。它們大多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實力較強的國家,有的是所在國的首都,有的是所在國的最大城市。相比所在國的其他城市或其他實力較弱國家的主要城市,這類核心支點城市不僅擁有較大的地理規模和較多的人口數量,也是所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些城市憑藉其國內資源的鼎力支持,也當然地成為所在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城市。例如,伊斯坦堡雖然不是土耳其的首都,但其地跨歐亞兩大洲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曆史與現實積累和發展出的優勢,使其成為世界一線城市以及“絲路城市”的核心支點之一。

第二層級是次級中心城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首都大都屬於此種類型,它們構成“絲路城市”的重要節點城市,主要發揮推動所在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開展項目實施和落實協議等作用。同時,隨著“一帶一路”重點項目的推進和沿線區域的發展,還有一部分位於沿線重要空間樞紐區域,具有重大戰略潛力,但尚未達到一般支點城市水平的關鍵通道節點,其有望通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形成與普通港口、口岸等樞紐型區域不同的發展特徵,成長為沿線區域的“新興發展節點”(Emerging Development Pivot)城市。這些新興發展節點城市包括波蘭的尼古拉耶夫、希臘的比雷埃夫斯、伊朗的庫姆、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市、印尼的加里曼丹和蘇門答臘、以色列的阿什杜德等。

不同的城市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併發揮不同的影響作用。城市自身的發展處於動態進程中,相應地,城市對“一帶一路”的參與也處於動態發展中,城市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競爭與合作,會有新成長起來的城市成為新的核心支點。所以,我們對“絲路城市”的基本分類是基於當時當代的發展情況做出的,在不同的時段,“絲路城市”發揮的作用並不相同,所以,我們在認識“絲路城市”、發揮“絲路城市”的作用以及構建“一帶一路”的城市群和城市網絡方面必須重視“時間”這一影響因素,相應地也就需要考慮曆史記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曆史記憶與“絲路城市”

在“一帶一路”的“五通”建設中,民心相通是重要的文化基礎。民心相通的溝通方式有許多,其中一個重要資源就是沿線“絲路城市”的共同曆史記憶。

相較於具體存在的城市,記憶是一種虛擬的心智活動,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是人們對過往經曆、感觸、經驗、心理等方面的累積。當個體通過某種方式將記憶轉化並表達出來時,記憶得以呈現。例如某人回想起某段記憶後口述出來,聽眾會瞭解他存有某種記憶;如果這段口述被通過文字、錄音等方式記錄下來,記憶就有了實體化的呈現。如果記憶通過繪畫、雕塑等方式呈現出來,那麼擁有相同或相近記憶的人們就同時處於某種文化之中。所以,記憶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因素日益被發掘並受到關注。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哈布瓦赫主張記憶的社會性,認為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所以,個體化的記憶簡單相加並不能得到一個城市的集體性曆史記憶。相反,曆史記憶是諸多個體記憶在社會占主導意識形態和文化規範的作用下被合力統攝作用的結果。因此,曆史記憶是立足當下而對過去的一種集體性建構產物,“是一個社會中多數成員腦海里留存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性再現”。

具體到城市這個人類活動的聚合體來說,曆史記憶就是大多數市民對所在城市過去的經曆和事件的一種聚合性、系統性的呈現。曆史記憶通過市民個體的記憶進行聚合,從而成為城市的曆史記憶。而城市的曆史記憶,也會通過官方撰寫地方誌、媒體宣傳、市民個體口述等方式表達和呈現出來。

很多“絲路城市”都具有共同的曆史記憶,這不僅充分印證了城市所具有的“絲路城市”身份,也為它們開展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基礎。曆史記憶對“絲路城市”的重要性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有助於增強人們對曆史命運同一性的認知。例如,沿線國家“絲路城市”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面臨的共同威脅和相互支持,白俄羅斯的明斯克和布列斯特與俄羅斯的莫斯科和伏爾加格勒等,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作戰,共同抵禦法西斯的侵略。又如,鄭和下西洋過程中,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區域城市進行了友好交往,至今分佈在中國沿海多個城市以及東南亞很多國家城市里的天后宮,不僅印證了友好交往的曆史,也顯示了各個“絲路城市”對媽祖信仰的共同記憶。再如,沿線城市在援助印尼海嘯過程中的相互攜手,彼此扶持等,都成為並不久遠的新記憶,聯通了各個“絲路城市”的民心。要使得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有深厚的感情,認識彼此曆史命運的同一性,應先使沿線國家民眾回憶起各國友好交往的曆史,並對這些共同記憶有深厚的認識。

第二,曆史記憶能夠促進沿線城市認可“絲路城市”的身份,並激發沿線城市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熱情。曆史記憶的目的絕非單純對過去的呈現,同時還有對包含其中的集體情感和價值觀念的闡發和滲透。因此,曆史記憶不僅是一種純粹面向過去的回溯,它更是一種立足現在對過去的重構。沿線國家曆史上都曾享有絲綢之路時代的輝煌,基於當下需要的曆史記憶書寫,選擇那些有正面影響的事件,不僅能夠使他們認可本城市的“絲路城市”身份,而且能夠激發他們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激情,這必將有效推動現實合作的發展。

但整體上看,曆史記憶受到時間間隔和凝聚物具體形態的影響,並不能被直接觸摸和認知到,某些曆史記憶甚至被塵封,或埋藏於地下,需要挖掘和喚醒。而僅僅通過曆史記憶使某座城市認可自身的“絲路城市”身份,只能發揮略顯靜態的功能,也就是說這些“絲路城市”只能作為“一帶一路”上的孤立節點而存在。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發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將各個節點連接起來,形成動態的“鏈”,進而發展成群組和網絡。也就是說,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將更有利於“一帶一路”的建設和發展。而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同樣需要曆史記憶。

利用曆史記憶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

將靜態的“絲路城市”連接起來,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其基礎性工作是挖掘單個“絲路城市”的曆史記憶。在此基礎上,第二步的關鍵工作是不同城市之間開展聯合行動,共同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

第一,共同開展相關曆史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工作。

“絲路城市”的身份表明這些城市在曆史上曾進行過友好交往,那麼在當代,“絲路城市”可以共同撰寫《絲路城市通史》《絲路城市曆史上的友好故事》等著作。這種聯合出版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完成。例如,可以由“絲路城市”的政府部門牽頭,聯合“地方誌”研究單位,共同撰寫相關著作;也可以由“絲路城市”的高校、科研機構自發組織,開展聯合研究,不僅僅是曆史學研究的相關機構,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文學、傳播學、外語類等多個專業的科研人員都可以參與到聯合研究工作中;也可以吸引相關企業讚助研究工作,或參與研究成果的發佈、推廣等進程中。這不僅有利於挖掘曆史記憶,更有助於使研究成果得到廣泛傳播,從而推動更多城市和民眾認識到彼此在曆史上有著深厚的友誼和豐富的交往經曆,有助於更多地參與到新的“一帶一路”建設中。

又如,“阿凡提”是在中國百姓中幾乎家喻戶曉的人物形象。實際上,在中亞很多國家和民族的民間傳說中,都有阿凡提這樣的人物形象,他們只不過有些在名字上存在差別,民間流傳的故事中還有相似之處。沿線國家的“絲路城市”可以圍繞類似“阿凡提”的民間傳說和故事進行聯合研究,通過系統梳理和比較研究,不僅可以瞭解民間文學的傳播路徑,也有利於增進普通百姓的相互理解。2018年,中國上映了新的阿凡提電影,用新的技術手段展示了阿凡提的故事。以後,可以採取中外合拍阿凡提電影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中亞國家民眾瞭解中國,中國民眾也可以瞭解其他國家的類似人物形象,從而推動民心相通。

第二,開展共同曆史文化遺產的挖掘和保護工作。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世界文化遺產400多項,約占全球世界文化遺產總數的55%。中國被認定的世界遺產已達52項,其中世界文化遺產36項、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項。豐富的世界文化遺產是聯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絲路城市”的文化橋樑和紐帶。2014年6月22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獲批為世界文化遺產,標誌著“絲綢之路”遺產具備世界文化遺產要求的突出價值。另外,可以考慮建立“絲路城市”世界文化遺產聯盟,不僅加強相互之間溝通和推廣,而且可以考慮共同申報相關文化遺產。

絲路“新興發展節點”城市馬六甲既是馬來西亞的曆史之城,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最重要古城之一,是鄭和七下西洋中的六次駐節之地,在絲綢之路曆史上具有重要文化遺產價值。中國的福建省泉州市同馬六甲具有重要的曆史淵源,鄭和下西洋與泉州港的發展以及泉州城市的建設緊密相關,泉州可以同馬六甲聯合開展水下考古。目前,與泉州建立友好城市關係的多個城市,都是所在國重要的文化、旅遊和交通城市,具有豐富的曆史資源。例如,馬來西亞沙撈越州古晉南市,素有“水上之都”美譽,擁有豐富的曆史文化遺產,也是沙撈越州大部分物資向新加坡等地轉運的重要節點;位於土耳其的梅爾辛伊尼賽市是土耳其南部的最大港口。在與這些城市建立友好關係的同時,聯合開展文化遺產的挖掘和保護工作,既有利於喚醒共同的曆史記憶,也有利於現實合作的開展。

第三,開展相關的藝術、旅遊、體育等活動。

文藝作品是呈現和構建曆史記憶的有效手段。中國於2014年創辦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促進了絲路沿線各國之間的電影文化交流。2018年,以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生活經曆為主要內容的電影《音樂家》完成拍攝,這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拍攝的首部電影,能夠促進中哈之間文化交流、加深民眾對兩國友誼的理解。2018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共計29個國家31個機構參加簽約儀式,該聯盟將絲路沿線不同國家的電影節和電影機構聯合起來,這必然有利於各國文化通過電影等文藝作品廣泛傳播。

除側重電影的終端產品及其傳播外,絲路沿線國家和“絲路城市”也可以在電影的啟動和生產等環節開展合作。例如,絲路沿線國家共同拍攝一些有關“絲路城市”的紀錄片,內容可以涉及城市的名勝古蹟、考古發掘曆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留和傳承等,這些都有助於挖掘曆史記憶,並使這些記憶在普通民眾中被喚醒。例如,中國、以色列、德國、新加坡、意大利、菲律賓、斯里蘭卡等當年二戰期間猶太難民逃離的沿線國家可以共同拍攝相關故事片,中國、印尼等共同拍攝海嘯救援電影,或者舉辦圖片影片巡迴展等。

體育是民眾強身健體的重要方式,不同的國家在體育方面有不同的特長和愛好,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體育名片。由此,我們可以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進行體育交流的方式開展活動。例如,部分中亞國家在高山滑雪、滑冰等項目上有特長,借北京即將舉辦2022年冬奧會之際,加強同相關國家的體育交流,也能夠增進彼此的瞭解。又如,狩獵是一些民族的傳統,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某些國家還是一種運動方式。沿線國家可以通過舉辦技能比賽的方式,加強交流合作,從而既能夠提高各國參賽群眾的身體素質,也能夠促進彼此的理解溝通。

旅遊是一種廣受普通民眾歡迎的文化交流形式。除了飽覽自然風光外,各國的文化遺產也是普通民眾在出國旅遊時的重要目標。“絲路城市”在打造城市自身的旅遊品牌的同時,也可以圍繞絲綢之路的曆史遺蹟開展旅遊合作。例如,“絲路城市”的曆史博物館和城市博物館可以舉辦聯合展覽或巡展。每個沿線國家可以設立本國通用的“絲路城市”旅遊通票,將各個城市主要名勝古蹟的門票集合成冊印刷,給予本國和外國遊客相應的優惠,這樣既可以促進旅遊業的發展,起到宣傳和經濟的實際效果,也有助於遊客增加對所在國絲路記憶文化的瞭解和認識。又如,“絲路城市”的相關旅遊部門,可以組織旅遊服務行業提供不同種類的絲路旅遊服務。與曆史記憶和文化交流相結合,這種旅行團的組成不是簡單的觀光遊覽,而是可以聘請曆史、考古、文博、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專家、學者、高校教師等參與旅遊活動,以專業的角度解讀有關文物和名勝古蹟,這對於提升文化交流的質量很有助益。

此外,不僅僅是物質性的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絲路城市”旅遊合作的重點內容。例如,中國內蒙古的城市鄂爾多斯和呼倫貝爾等,都是典型的草原城市,可以與蒙古的烏蘭巴托、俄羅斯的烏蘭烏德等城市共同開展草原城市文化的保護、宣傳和推廣工作,組織相應的草原城市旅遊,交流保護草原的相關技術等,這些都有助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交流和曆史記憶的傳承。又如,很多“絲路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發酵型奶製品,各種奶酪製作工藝的交流、文化美食節的舉辦等,都是“絲路城市”開展旅遊合作的有效方式。

由此可見,很多“絲路城市”都擁有共同的豐富的“絲路”曆史記憶,需要去挖掘和喚醒。通過多種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動,曆史記憶將“絲路城市”連接起來,逐步構建起“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且在不斷的動態發展中,促進了“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有助於民心相通。

“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塑造新記憶

基於對“時間”要素的充分重視,我們強調曆史記憶對於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的重要作用。但“時間”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維度和要素,一旦時間過去,今天成為了“昨天”,也就成為了“曆史”,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所經曆的活動、所看與所想,都會在人們頭腦中形成記憶,也就是自然而然地隨著時間的流逝成為“曆史記憶”。只是相對於遙遠的過去,這些新形成的“曆史記憶”具有新鮮的特點。這就使得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挖掘過去的曆史記憶,也需要對新進發生的事件、活動進行及時的記錄和總結。尤其是文化交流活動,更加需要記錄、傳播和保存。

在“絲路城市”之間構建起文化交流網絡後,各城市開展的各種文化交流活動,應當利用多種媒體、利用各種技術,及時的記錄下來,這些都有利於擴大文化交流的覆蓋面,使更多的民眾參與進來。例如,記錄片、紀實電影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播放,也可以在電視、網絡等不同媒體上傳播,這都有利於更多的民眾瞭解曆史,認識曆史記憶,並塑造和形成新的記憶。這些工作對於建設“一帶一路”、實現民心相通、促進各國的長期友好交往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值得認真推動和堅持開展。

(王健、顧瑋:《用曆史記憶構建“絲路城市”文化交流網絡》,饒先來、李豔麗主編:《上海文化交流發展報告(2019)》第24-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5月。)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