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醫生有點冷
2019年06月05日06:06

原標題:這個醫生有點冷

  在新書發佈會上,斯蒂芬·韋斯塔比(左一)和他治療過的患者在一起。

  年輕的斯蒂芬·韋斯塔比。

  斯蒂芬·韋斯塔比。

  在小學作的講座馬上就要結束了,準備離開的斯蒂芬·韋斯塔比被一個小女孩兒攔住了。小女孩兒想知道,在他手下死亡的病人有多少。

  維持秩序的老師十分尷尬,急匆匆地想結束這場演講。對於一位心臟外科專家來說,這個問題顯得有點唐突。畢竟,韋斯塔比曾給1.2萬顆心臟做過手術,成功地把死神1萬多次擋在門外,他大膽試用最新的心泵、人工血泵等設備拯救病人,他曾經說過,多麼千奇百怪的病情都被自己一一化解。

  但他,這位拿了近50年手術刀的英國醫生停下腳步,決定回答那個女孩兒。“我真的不清楚這個答案,只能說比大部分士兵強些,不能和轟炸機飛行員比”。

  若干年後,回憶起這件事時,他說自己心裡想的是,與向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的轟炸機飛行員相比,自己可差遠了。

  韋斯塔比從不諱言失敗。這位醫生深知,選擇心臟外科,就意味著選擇風險和死亡。這枚人體最重要的器官,每天要搏動8.64萬次、往身體和肺部輸送超過6000升血液,攸關生死,舉足輕重。在上世紀70年代,心臟手術更是被視為外科手術最後被突破的領域——就像登陸月球或分裂原子一樣,需要發起挑戰、承受失敗。

  他估計,在他手中至少有300個病人沒能挺過手術。他遇到過靜脈血噴得手術室到處都是的慘烈場景,也為沒能拯救一個像自己女兒一樣大的女孩兒感到遺憾。充滿意外的死亡總是讓他難過。有時候是ICU病房術後照顧不周,有時候是病人突發中風,最遺憾的一次,是一位病人裝上心泵,成功獲得新生,卻因忘記帶夠電池而死去。

  “失敗實在是做我們這一行最常遇見的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韋斯塔比說。“死亡不可避免,心臟手術和死亡從來就是相伴而行,但我們總是竭盡全力。如果有病人死亡,我們只能接受,不能被影響”。

  還沒有拿起手術刀前,他已見識過死亡的威力。1948年出生在英國東北部小城斯肯索普的他,10歲那年外公心力衰竭而亡。16歲,他去手術室做搬運工作,將麻醉後的病人推上手術台、把死亡的病人推進太平間是他每天的工作,骨頭、內臟、血液是他天天打交道的對象。

  那時,他還沒有被查令十字醫院的醫學院錄取,但“已經瞭解了生命與死亡”。

  剛到醫院工作時,他在小兒心外科實習。對他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告訴患兒父母孩子沒能逃過一劫。他見過孩子的父母“發出一聲尖銳、震驚的聲音然後崩潰”,一些甚至會變得歇斯底裡。

  “當我開始自己承擔失去病人的痛苦時,早已不幸地習慣了這一切。”韋斯塔比回憶起這一過程,語氣里儘是苦澀。儘管每一起死亡都令他“深惡痛絕”,但作為一名專業人士,他必須及時從上一場手術中出來,保持“中立態度”。這意味著,“要把悲傷存放在外面的櫃子裡”。

  那時的外科病房儘是心酸的故事。即使手術成功,患者依然會面臨感染、中風直至死亡的風險。但對於韋斯塔比而言,當穿上手術衣、拿起手術刀,他唯一能看見的就是未被手術巾遮掩的胸膛。

  “做心臟外科手術是我的工作,這與打開車前蓋、修復引擎無異。這是一場技術的較量,不能受個人感情影響。我從未想過這是渾身插著管子的人,而只想著這是一顆需要修復的心臟。”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準確切割、找準心臟、對症下刀,需要的是“一雙好手、合適的性格、耐心和適應力”。韋斯塔比解釋,心臟是一個移動的靶子,稍有不慎,充滿壓力的血漿就會噴得到處都是。而能夠站立6個小時且不會失去專注力,一週連續5天不分晝夜響應召喚,需要的是耐力。

  韋斯塔比把心臟外科視為一個“只對少數人開放的俱樂部”,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能進入這個俱樂部的人不僅要“不畏壓力、善於冒險”,還需要“不受個人感情影響”。他說,“心臟手術都有風險。既然做了外科醫生,就要一意前行,決不回望。一台手術做完,就接著治療下一個病人,我們總是期盼更好的結果,從不懷疑”。

  這個如今已功成名就的外科醫生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經曆,覺得自己其實缺乏一個外科醫生應有的性格。“一場橄欖球賽帶來的意外”,讓他頭部受到創傷,影響了大腦負責批判性推理和避免風險的部分。在他看來,自己是因禍得福地失去了恐懼失敗和壓力的能力。

  當年進入醫院的第一場手術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當時他要為一位老太太做一個不算太難的二尖瓣置換術。換上藍色刷手服的他相當得意。然而用骨鋸切開胸膛後,切口處湧出大量暗紅色血液,韋斯塔比開始慌張,原來他忽略了病人是二次手術的。

  儘管最後有驚無險,但那天的經曆讓他意識到,“從成為英雄到一無所有,兩者間只有一條極細的分界線。”

  他的“我行我素”有時候也會給自己惹上麻煩。有一次,他在淩晨收治了受病毒性心肌炎折磨的病人祖莉。這名21歲女子的肝臟和腎臟已經衰竭,血壓也低到幾乎沒有,看上去就和死了一樣。韋斯塔比想到不久前剛研製出來的一種旋轉血泵。這個只有自行車鈴鐺大小的設備可以輔助血液循環,幫助患者度過移植前的過渡期,但當時尚未在病人身上成功使用過。因為使用該設備前沒有經過醫院核準,韋斯塔比被醫務主任叫去訓斥,差點被開除。儘管最終祖莉成功存活,但他還是被“記了一過”。

  “冒險是醫療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生命本身就是一種風險。”他說,“當這些病人來投奔我時,他們往往已經被其他醫生拒絕,沒有機會上手術台。而我不會被‘我是不是做錯了’之類的念頭折磨。”

  走投無路的病人找上門,韋斯塔比總是能掏出一個新奇玩意或想出一個新方案,和對方說“要不要試試”。

  他通過手術證明,塗上潤滑液的矽橡膠管插入氣管,能替代因病破爛不堪的支氣管;靠著新型人工心臟,人可以沒有脈搏持續生存。在一次採訪中,他說,“我就像磁鐵一樣吸引高風險案例,然後在和死神的爭奪賽中大放異彩。”

  一次,赴澳州開會,在飛行24小時後,淩晨3點45分,韋斯塔比又被同事緊急召回,要為一位患有罕見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嬰柯斯蒂動手術。他只好又飛回,在飛機上畫出女孩的心臟結構,並在經過印度洋上空時設計好新的方案。

  在嬰兒身上開展緊急心臟移植術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第一次手術嚐試失敗了。當輔助心肺機停止時,女孩的心臟並沒有恢復跳動。他再次感到作為實習醫師不得不告知家長失敗噩耗時的痛苦,“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時刻”。

  他決定重新試驗一種方法,切開腫脹的左心室,切除厚厚的瘢痕組織,用一種從未有過的手法縫合,重新用起搏器激活。直到這顆飽受折磨的微小心臟最終開始按照自己的節奏跳動,韋斯塔比和同事們才鬆了一口氣。

  剛下手術台,疲憊不堪的他還處於興奮狀態。回到牛津的家後,他帶上自己的牧羊犬出門散步,最終停在不遠處丘吉爾的墓地旁,默默複述著這個偉人的格言:“永不言敗。”

  在私底下,韋斯塔比其實是大大咧咧、愛開玩笑的人。因為要在手術台前站上幾個小時,前列腺不好的他偷偷插了根導管,把尿排進靴子;在諮詢室告知即將安裝心泵的病人未來將“帶電生存”時,他把自己比作科學怪傑弗蘭肯斯坦博士;甚至在做手術時,他還會播放平克·弗洛伊德的搖滾音樂。

  但是,面對那些跳動的心臟時,一切都不一樣了。50年幾乎未請過病假的他,把手術視為一切。隨時響應召喚是外科醫生的常態。他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兒子對他深刻的童年印像是,爸爸作為“場外隊醫”來看他的橄欖球比賽。趕著出急診時,他總是因為車速過快被警車截停,這樣的次數多了後,連警察都給他出謀劃策,勸他下次提前打999(英國報警和急救電話),讓他們為他開路。

  如今,即使已經退休,他仍然興致勃勃地研究新的東西。他如今的目標,是研究人工心臟和可以清除成人心臟病患者心臟上瘢痕的幹細胞。

  對付過1萬多顆不同的心臟,韋斯塔比自己也漸漸成為手術刀的一部分——他的右手因為常年握著手術刀,慢慢變得畸形,始終蜷縮著,就像握著一把剪刀、持針器或胸骨鋸。長年在手術台上連續彎腰幾小時也傷害了他的脊柱。這些器官就像他手術刀下的衰弱心臟一樣,亟須有人拯救。

  更重要的是,那些柔軟的心臟看得多了,他變得難以遏製自己日益增長的同情心。看到越來越多像他的孩子一樣大的幼兒、年輕人受到心臟病折磨,他“中立態度開始消退,個人情感漸漸占了上風。這個職業讓我深受折磨。”在醫院走廊上,看到毫不相幹的病人家屬在哭泣,他都主動上前安慰,詢問自己能否提供幫助。

  “有人會說,共情是一個好醫生的必備素質,是‘富有同情的醫療的關鍵’。雖然我也不太懂他們的意思,但如果真要對這間病房裡上演的每一出悲劇仔細體察,我們就會被巨大的悲情淹沒。” 韋斯塔比說。

  他可以救助心臟,但有許多問題他無法用自己的手術刀解決。身處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中,他目睹了一個朋友突然死亡,其子卻因程序問題不能接受父親的腎臟;也曾有一位他的病人,因費用問題被NHS拒絕做胸部掃瞄,最終誤診而死。

  他曾經用自己的科研經費和慈善資金幫助患者填補費用。但是在五六年前,他的資金已耗殆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病人無助地死去。

  在68歲那年,他做完最後一場手術後正式辭職。那天,他悄悄從後門離開,沒告訴任何同事。他不期望鮮花、掌聲和聚會。他只想著“我本該在病人胸口忙碌,做些真正有益的事情”。

  放下手術刀後,他拿起了筆。這位曾經寫過15本外科教科書、350多篇論文的教授承認,直到放下手術刀那刻起,回望自己的經曆,他才真正開始回想一個個病人鮮活的人生,而不僅是此前的死亡數據,或是驗屍台上冰冷的屍體。

  如今,71歲的他每天依然保持12小時的工作時長,不是在實驗室做研究,就是在他的寫字檯旁,寫下保留在他頭腦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

  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新書發佈會上,許多他曾經醫治過的病人和家屬前來祝賀。20多年前,那個患罕見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嬰柯斯蒂,如今已是一名運動健將;而當年21歲奄奄一息的祖莉,如今也成為一名醫務工作者。

  他的第一本書中文版名為《打開一顆心》,而他取的英文名字為“Fragile Life”(脆弱的生命)。在書中,他的回憶開始於一場旁觀的手術。那時他還在醫學院讀書,偷偷溜進查令十字醫院觀看了一場血淋淋的開胸手術。他站在可以俯瞰手術台的地方,如之前一代代預備外科醫生一樣,冷眼旁觀手術失敗、醫生護士散去,他還坐在原地,不忍離去。

  他覺得這是“一座上演角鬥賽的環形劇場”,裡面上演著一幕幕生死戲劇。那時,他只是一個觀看者,此後,他站在穹頂之下,成為親入“劇場”的勇士。

  [本文部分資料參考《打開一顆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The Knife’s Edge》(Mudlark)]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6月05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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