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頓·約翰談《火箭人》:我不再想把我的人生據為己有
2019年05月29日07:39

埃爾頓·約翰在《火箭人》映後舉行派對上演唱。視覺中國 圖

康城首映後,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的傳記音樂電影《火箭人》(Rocketman)在業界的口碑已超《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儘管限製級(R級)的分類決定了它在票房上的先天劣勢,很難與PG-13級(小朋友可在家長帶領下觀影)的《波西米亞狂想曲》抗衡,但恰如埃爾頓·約翰自己所言:“我過的從來不是PG-13的生活”。

《火箭人》的導演德克斯特·弗萊徹(Dexter Fletcher)正是《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導演布萊恩·辛格(Bryan Singer)遭替換後趕來救場的那位,出品人則由埃爾頓·約翰和丈夫大衛·弗尼什(David Furnish)擔任。前者把自己的日記給飾演他的塔倫·埃格頓(Taron Egerton)翻閱,後者每天守在片場事無鉅細。

《火箭人》和《波西米亞狂想曲》同為搖滾明星歌舞片,“搖滾明星”傳記的標準元素一個不少。孤寂的童年,灰暗躁動的未成名期,錄音棚,派對,搖滾,性,火箭般升空的成功速度,耀眼的舞台光芒,一段深刻的愛情。但《火箭人》在康城盧米埃爾廳收到的四分鍾全體起立鼓掌待遇,很大原因是因它的誠實。至少,埃爾頓·約翰的同性戀者身份未被隱瞞或弱化(不像《波西米亞狂想曲》對弗萊迪·墨丘利的“粉飾”)。

另一點,塔倫·埃格頓在影片中全部為真唱。埃爾頓·約翰在立項時就決定這將是一部R級片,斷然拒絕飾演他的演員在片中對口型。寫歌匠埃爾頓·約翰沒想過要當搖滾明星,也犯下過許多錯,但這次他要求最起碼的真實。

《火箭人》劇照

影片開場,塔倫·埃格頓飾演的埃爾頓·約翰身著橘紅色惡魔角頭飾和天使雙翅舞台服大步邁入戒毒所,向戒毒夥伴們作自我介紹:“我酗酒、吸毒、性成癮,是暴食症患者,有時候還忍不住在逛街時順手牽羊,看到大麻就管不住自己,脾氣壞透了。”

二十首埃爾頓·約翰的歌曲在他人生的關鍵節點響起,特別處在於影片沒有按時間線的發展進行。音樂融入人物內心和週遭情景,並非只是作為情節的推動器。奇幻的場景不失真,漂浮的房間吻合埃爾頓·約翰一夜成名後無所依傍又飄飄欲仙的內心體驗。

《火箭人》中一一出現埃爾頓·約翰生命中的重要人士。影片開場十五分鍾,他目睹六十年前在祖母的老宅,自己和還未離婚的父母與親愛的祖母在一起,當場哭到抽噎。曾經的愛人/經紀人約翰·里德由英俊無比的理查德·麥登扮演,詞作者、終身摯友伯尼·陶平(Bernie Taupin)由傑米·貝爾飾演,布萊絲·達拉斯·霍華德扮演他的母親希拉·艾琳。

影片選擇結束在埃爾頓·約翰遇到現在的丈夫大衛·弗尼什之前。沒有他與戴安娜王妃的複雜往事,也未提及他曾一度與母親斷絕往來。希拉·艾琳九十歲生日時雇了一位酷似埃爾頓·約翰的特型演員代替他到場慶祝。

《火箭人》劇照

以下為埃爾頓·約翰發表在《衛報》上的長文節選,原標題為:《埃爾頓·約翰:“他們想淡化性和搖滾。但我過的不是PG-13級的人生》。

(觀影前)我完全沒有準備好將受到何種力量的衝擊。《I Want Love》是一首伯尼寫的歌,關於他自己:一個離過幾次婚的中年男人,不知自己是否還有可能陷入愛河。它卻是我父母婚姻關係的絕佳描述。我想他們應該相愛過,但就我出生後的狀況來看,愛意已蕩然無存。他們總是表現出痛恨對方的樣子。我的父親嚴格而冷漠,脾氣極壞;母親嘴尖舌快,容易陷入黑暗的情緒。他們在一起時,我只記得冰冷的寂靜或尖叫的爭吵。爭吵的主題通常是關於我,關於以何種方式撫養我長大。

在屏幕上看見有人扮演自己,記憶中的往事再次鮮活,那種感覺很怪,令人困惑,就像在做一個異常鮮明的白日夢。至於我是如何坐在那個電影院,對著六十年前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樣子痛哭流涕,則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故事。

《火箭人》劇照

我從來沒對回溯自己的事業感興趣過。它發生了,我很感激,但我更感興趣的永遠是將要做的事,而不是四十年前做過的。老了之後,我的想法發生了一點改變,尤其是有孩子之後。我63歲時迎來我們的第一個兒子Zachary,65歲時Elijah也來了。我開始設想,四十年後的他們也能看見和讀到我的人生。我不再想把自己的人生經曆據為己有。我挺喜歡有這樣一部傳記電影,裡面是個誠實的自己。

很多人告訴我,同意拍這樣一部紀錄片簡直是瘋了(指1997年上映的《Tantrums and Tiaras》,導演大衛·費尼什後來和埃爾頓·約翰結婚)。但我愛它,因為它真實。裡面的一些時刻我非常糟糕,令人噁心。但我最差的樣子的確就是這樣糟糕和噁心,沒必要假裝和掩飾。

但我的生活原本就不是PG-13級。我不想要一個充斥藥物和性的電影,但同樣地,人人皆知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生活里少不了這兩者。電影無需矯飾這一點,也不用暗示每當演出結束,我會悄無聲息地溜回酒店房間,用一杯熱牛奶和一本聖經陪伴入眠。

1970年8月我離開英國時一文不名。我和伯尼幾乎處於破產狀態,睡我媽和繼父家空房間的雙層床。我當僱傭樂手賺錢,誰的專輯都上。第二張專輯《Elton John》為我帶來可憐兮兮的一點媒體關注和演出機會,但太少了,少到我不覺得有跑去美國打混的必要。在那裡更沒人認識我。但我到底還是去了美國。一個月後我回來時,已經成為美國媒體口中“搖滾的救星”。

不難理解,當時的伯尼和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根本沒想過要當搖滾明星,只想做一個成功的歌曲作者。但在之後的幾年里,一切都像雪球般越滾越大。那段時期我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只是記錄發生的事。雖非故意,但(日記)看起來非常可笑。我故意用最簡單的詞句記錄事實,但這樣看上去更荒謬:“起床,看《Grandstand》(一檔英國體育節目)。寫了《Candle in the Wind》。去倫敦,買勞斯萊斯。林戈·斯塔爾(Ringo Starr)來吃晚飯。”

很奇怪的,看到這些片段時(糟糕往事)我絲毫不覺得痛苦。它們至少是真實的,而且不像童年,完全是我咎由自取。沒人強迫我吸毒和酗酒。事實上,很多人試過警告我,“你已失去控製”。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對歌手來說演唱難度極大。1974年我錄這首歌時簡直是災難:怎麼都錄不好。危機當前,我展示了自己傳奇般的鎮定和輕鬆的幽默感——威脅要把製作人格斯·達吉恩(Gud Dudgeon)掐死,並宣佈這首歌太可怕了,我永遠不會發表它。我要把這首歌轉給英格柏·漢普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然而塔倫,什麼都沒說開口就唱。沒有謀殺威脅,也隻字不提親愛的老英格柏。

《火箭人》海報

他(塔倫)的歌聲令我震驚。他不是在模仿我,看上去也不怎麼像我——雖然他們給他剃頭,還把那頭濃密秀髮弄薄了,好讓這顆頭看上去像我70年代的那顆。寶貝,歡迎來到我毛髮稀少的世界,至少你的頭髮還能長回來。但他的確是像我的。他捕捉到我的一些東西,就像理查德·麥登捕捉到約翰·里德的形神,傑米·貝爾捕捉到伯尼的一樣。

傑米和塔倫甚至抓住了我和伯尼關係的精髓。這是一個奇蹟,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我和伯尼是兩個被偶然扔到一起的人。1967年我在Liberty唱片公司的面試失敗後,廠牌的一位工作人員給了我一隻信封,裡面是他寫的歌詞,聊表安慰。我甚至不知道他遞給我之前是否打開信封讀過這些東西:我覺得他這樣做是為我感到抱歉,不希望我空手而歸。

我們(埃爾頓和伯尼)是如此南轅北轍的兩個人。但我打開信封的那一刻,一種奇怪的紐帶在我們之間產生了。我可以根據他的歌詞直接譜出樂章,甚至不用經過大腦的思考。這種關係持續了超過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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