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學者克里斯滕森:從交通領域視角看性別不平等
2019年05月24日10:27

原標題:丹麥學者克里斯滕森:從交通領域視角看性別不平等

為什麼汽車廣告大多以男性為主角?中國的男司機為什麼遠多於女司機?各國交通部長為什麼大多為男性?

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希爾達·羅默·克里斯滕森(Hilda Rømer Christensen)眼中,這些現象都體現了交通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

5月6日,致力於性別與文化研究的克里斯滕森教授應北京大學邀請發表演說,題為“性別、交通與可持續性——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克里斯滕森教授在會後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郵件採訪。

希爾達·羅默·克里斯滕森教授參與的著作

關注性別平等的學術論文很多,但關注交通領域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從可持續發展角度談性別平等的研究則並不多。在克里斯滕森教授眼中,現有的交通工具的設計往往對女性不夠友好,汽車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更是比比皆是。

交通領域由來已久的性別不平等

交通領域的性別不平等,自二十世紀就已有跡可循。

二十世紀的西方,汽車鋪天蓋地。城市面貌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由此改變:日常出行更便捷;越來越多人選擇離開城市、遷居郊區;教育、身體狀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汽車為城市發展和生活品質帶來新的可能性。

然而汽車行業一直有邊緣化女性的趨勢。德國女性貝瑞塔·本茨(Bertha Benz)於1888年完成世界上第一次汽車旅行,後來協助丈夫卡爾·本茨(Karl Benz)發明汽車,正是如今廣為人知的奔馳汽車。這位對技術有強烈興趣、駕駛技術也高於丈夫的女性,當時卻沒有得到主流承認。上世紀的美國主流文化也認為,女性生活的重心應該在家庭,而非學習技術。

貝瑞塔·本茨

汽車產品的宣傳也在有意無意塑造男女形象的差異。汽車廣告中的男性總是展露出強大的男子氣概:既有開超大型汽車、身材健碩的成功商業人士身上的“硬性”男子氣概,也有受過良好教育、氣質不凡、開著智能汽車的新中產階級男性散發出的“軟性”男子氣概。克里斯滕森教授認為,這兩種男子氣概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武”和“文”的概念來總結。

而女性形象則常常被省略或嘲弄,比如車技不佳的“女司機”。在汽車廣告中,女性形象被浪漫化,其性別特徵被突出強調。例如汽車廣告中的女性開車更多是為了家庭事務,又如車展上以火辣身材為賣點的車模。當然,廣告中也不乏開小型智能汽車的獨立城市女性,以及在男性世界中闖出一片天、開大型汽車的女性精英。

中國的汽車持有量數據也反映出性別差異。克里斯滕森教授注意到,2003年,女性占中國汽車持有者的25%,該數據在2009年增長到40%。排除越來越多家庭購買第二輛車,以及妻子持有汽車而丈夫駕駛的情況,女性汽車持有者事實上可能少於這個百分比。男女司機比例或許更能說明問題:2003年,女司機占全國司機的19%;2013年,該數據為22%。

除汽車持有量,克里斯滕森教授還從出行相關的數據看到性別差異:從出行總路程來看,女性短於男性;從出行次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多,因為男性傾向於直接在家和工作地點之間往返,女性則更多地購物、接送子女、陪伴老人;從出行種類看,男性更多與工作相關,女性更多與家庭相關;從出行時長看,男性長於女性;從出行方式看,男性更多開車,女性更多是乘客,使用公共交通。即使是在被認為性別平等最進步的國家瑞典,女性中也僅有40%駕車出行,而同一數據在男性中是67%。

女性的出行方式似乎更具可持續性(由於多選擇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但克里斯滕森教授認為其中存在悖論:是女性更願意環保出行,還是她們別無選擇?

由此,克里斯滕森教授援引一項北京大學的研究認為,當下中國公共交通等待時間長、擁堵等困境,更多是一種“女性困境”,因為選擇公交出行的女性遠多於男性。

另外,與交通相關的政治、學術研究、決策領域也是絕對的男性主導。聯合國致力於交通領域女性維權的項目TInnGO(Transport Innovation Gender Observatory)曾統計過其項目國家自1945年以來的交通部長人數,在諸國共254位交通部長中,僅23位為女性;丹麥46位交通部長中,女性僅3位。有趣的是,克里斯滕森教授說,研究政治學的同事們更關心外交政策,對交通政策則一概不知。

種種不平等,似乎並未引起重視。2013年,克里斯滕森教授與複旦大學學生團隊合作在上海五個地鐵站開展問卷調查,通過分析約250份樣本,發現人們普遍對性別問題“沒有意識”。

智能化移動是出路嗎?

有沒有辦法改善這種不平等呢?

如若鼓勵更多女性成為汽車司機,那麼這意味著對環境不友好,有悖可持續性的理念;而如果鼓勵更多男性採用女性偏愛的公共交通出行,可行性似乎也不高。

克里斯滕森教授給出的答案是:研究新方法,即“性別智能的出行方式”。

二十一世紀,技術革新,“智能化移動”(Smart Mobility)成為新風向,汽車不再是唯一的選擇。但“智能化移動”如何定義則一直眾說紛紜。2015年的學界討論主流認為,“智能化移動”主要集中於“技術解決問題”,即人們無須改變任何生活方式,所有問題都能靠技術解決。不過克里斯滕森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她認為,智能化移動更多是一種理念的轉變,應包含對人文、社會的考量,例如將性別議題納入考慮。

以個性化服務為特色,追求乾淨、環保、高效、安全、低成本的“智能化移動”似乎讓人看到一線曙光,有望減少汽車過量造成的環境問題,改善性別不平等。但現實並非如此簡單。譬如有一種觀點認為,共享汽車出現後,汽車需求量可能會下降,影響傳統汽車行業的生存。另外,“智能化移動”也可能帶來新的不平等,例如出行市場被大公司控製和壟斷。

另外,性別不平等也並不會隨著技術革新被消弭。新型智能汽車的廣告中,高端商務男士仍然佔據核心位置。克里斯滕森教授出示了一張智能汽車廣告圖,圖中身穿西服的男性坐在寬敞、時尚的車中對著電子屏幕辦公。“可是他在火車上也一樣能辦公啊。而且還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為什麼不關注她們呢?” 克里斯滕森評價道。

將性別納入智能出行的設計版圖,TInnGO提出了“性別智能”出行方式的五個特點:包容(inclusive),即適用於所有人;可支付(affordable),即考慮到各行各業的收入標準;高效(effective),即不同職業、不同需求的消費者都能找到適合的出行方式;吸引人(attractive),即時尚的設計;可持續(sustainable),即環境友好。

克里斯滕森教授則提出“破壞性性別創新”(Disruptive Gendered Innovation),這一概念結合了“破壞性創新(又譯顛覆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和“性別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前者由哈佛大學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於1997年提出,指打破傳統,關注被忽視的消費群體、現有產品或服務中被忽視之處,創造低價、便捷的替代品,“破壞”即指挑戰、改變市場已有的格局。後者則指利用性、性別等領域的分析方法來創新,如研發新的孕婦乘客安全裝置,取代對孕婦而言存在安全隱患的傳統安全帶。

購物網站上助行手推車頁面截圖

共享單車與手推車:未完的旅程

克里斯滕森教授認為,“破壞性性別創新”應關注日常需求,做出兼顧可持續發展和性別平等的改變。誕生於中國的共享單車、來自瑞典的手推車,是她眼中兩個絕佳的案例。

她看到共享單車多方面的前瞻性。其一,共享單車的低價、便捷滿足了收入不高、沒有私家車的城市女性,以及更廣闊的中產階級的出行需求。其二,共享單車將自行車這一常見的交通工具與最新的數字技術相結合,研發出一套新的商業模式。其三,摩拜單車的創始人胡瑋煒出身記者而非技術領域,卻憑創新思維構想新產品,足見思想比技術更重要。

胡瑋煒創業的初衷也讓克里斯滕森教授感受到她期待的“自下而上”的特點。胡瑋煒曾在採訪中說,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擁堵,攔不到出租車,不得不選擇危險的黑車,每到這時候,她就很希望自己能找到一輛自行車。

當然,共享單車絕非終點。比如克里斯滕森教授在北京街頭看到有家長把小孩放在車頭的置物筐中,非常危險。設計師能否考慮在車尾加安全係數夠高的后座?比如現在共享單車在某些區域過量堆積,影響市容,反映出企業、政府的管理失當。總之,共享單車是一趟“未完的旅程”。

助行手推車則由一名瑞典護士發明。患帕金森症的她依靠手推車滿足出行需求。克里斯滕森教授帶來自己的手推車現場示範。直立行走時,人可以抓住兩個把手輕鬆推著這種四輪的手推車走;購物時可以將物品放在中間的橫板上;休息時,橫板可以用作臨時椅子;登上公交時,則可以將手推車摺疊便攜。

克里斯滕森教授邀請主持人演示手推車。 北大社會學系 供圖

克里斯滕森教授認為,這種創新的手推車高妙之處在於,它並未使用數字技術,而僅僅依靠機械構造的巧思。這說明,智能化並不總是意味著數字化。

訪問上海養老院時,她發現中國老年人大多使用輪椅,但她認為比起手推車,輪椅就顯得被動了。養老院的老年人和員工都很喜歡這種手推車,甚至有人問是否能當場買下。“也許有一天,我會考慮和中國的公司合作,把這種手推車引進中國。” 克里斯滕森教授笑著說。

“我們對女性開車的確有嚴重的刻板印象”

講座後,澎湃新聞通過郵件專訪了克里斯滕森教授。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在公交、地鐵等場合做田野調查的?外國人的身份對調查有什麼影響嗎?

克里斯滕森:我主要使用觀察法,觀察地鐵、公交車、自行車等多種交通工具。此外,我也在擁擠的車站一類的場所錄了很多視頻。人們對我的所作所為總體上比較好奇、感興趣。不過有的車站的安保人員不太樂意我拍照錄影。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結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它們分別回答了你研究中的哪些問題?

克里斯滕森: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以觀察為主的田野調查,2013年我還在上海和複旦大學的學生團隊針對大眾的日常出行方式、偏好等做了一次問卷調查,與性別有關的價值觀、認知等問題也包括在內。我們選擇了5個地鐵站入口做調查,它們都位於不同特徵的區域,比如市中心、工人聚居區、大學校園等。通過分析收到的大約250份樣本,我們主要發現居民普遍想要更平衡的出行方式,即少一些私家車、多一些自行車,但是他們普遍對性別議題沒有什麼意識。面對面做調查還有一個好處是能和受訪者交談,也能收集很多信息。現在我正在參與一個歐洲新項目,也是關於交通中的性別,我們會盡力研發將性別、年齡納入考慮的交通模型,希望能改善現狀。

澎湃新聞:有些新聞報導會特意提到“女司機”,比如“女司機超速”“英勇女司機緊急刹車救全車性命”,但是極少有報導會特別寫“男司機”。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克里斯滕森:我們對女性開車的確有嚴重的刻板印象,女性要麼被省略,要麼被嘲弄駕駛技術很差。至少在歐洲,調查顯示其實男性出交通事故更多,駕駛技術不過關、存在隱患的男性也比女性多,在年輕男性中更是這樣。

澎湃新聞:你提到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破壞性性別創新”不僅應自上而下,更應該自下而上,那麼除了設計師、決策者等精英,大眾能為“破壞性性別創新”做些什麼呢?

克里斯滕森:男性和女性都應該從身邊做起。不管是設計師還是用戶,都可以是“破壞者”(disrupter),比如共享單車的用戶其實也在參與破壞性性別創新。我還注意到上海的“綠主婦”(Green Housewives)團體,這些退休的家庭主婦自願結成環保社團,收集垃圾、處理廢水、自種蔬菜,她們就是一個很好的自下而上的例子。她們的所作所為也引發了很多的討論,提高了人們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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