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顏該死”?在今天,女性做自己仍然很艱難
2019年05月23日10:30

原標題:“素顏該死”?在今天,女性做自己仍然很艱難

  “素顏運動”反映了困擾世界各地的“外貌焦慮”,在娛樂產業發達和父權文化統攝下的韓國,精緻的外形要求,成為女性逃脫不掉的“束身衣”。

  “你是不是生病了?”在韓國,不化妝的女性會得到這樣一句“關心”。

  在“外貌至上主義”影響之下,韓國女性幾乎不會素顏出門。“連掃地大媽都比我講究。”初到韓國的留學生發出這樣的感慨。韓國女性從小學就開始化妝,中學女生下課後為了補妝會紮堆往衛生間跑……

  不化妝,就是不禮貌,韓國女性已經接納了這條準則,直到一群女生開始砸爛化妝品,將長髮剪成蘑菇頭,戴上框架眼鏡,以素顏示人。這就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在網絡上流行的韓國“脫掉束身衣”(#escapethecorse)行動,我們可以理解為“素顏運動”。

  “素顏運動”反映了困擾世界各地的“外貌焦慮”,在娛樂產業發達和父權文化統攝下的韓國,精緻的外形要求,成為女性逃脫不掉的“束身衣”。在“精緻的外表是禮貌還是壓迫”、“化妝是取悅自己還是迎合他人”的矛盾話語之間,約束我們的“束身衣”,到底擁有怎樣一副面孔?

  撰文 | 郭佳

  (雪梨大學性別與文化研究博士研究生)

拜物教“監獄”:逃離被定義的“美”

  圖片來自《衛報》

  我們無法想像韓國女性為了化妝,會付出多大的時間成本:早上要犧牲睡眠時間用兩個小時來化妝、卷頭髮、熨衣服,坐月子期間身體再累也要決心塗粉底液,家庭主婦即使不出門也要每天化全妝……

  脫離韓國社會,脫離它所隸屬的東亞文化環境,過度美妝背後所隱藏的外貌焦慮,早已經成為了世界級的普遍現象。美妝產品、低齡化的美妝博主、節食與整形手術,在西方國家同樣風靡。然而區別或許在於,當多元化審美已成趨勢,韓國女性的妝容,似乎都出自同一個模板。

  韓國小姐姐“撞臉”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美麗精緻的外表,代表的是一種社會文化資本,追求美麗,是人之常情。然而在高度媒介化的當代社會,符號化的“美麗”正逐步侵占我們的審美旨趣。社交媒體上大量圖片、廣告、短視頻、直播、修圖軟件、迅速“造星”的娛樂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視覺主導的媒介異化了“美”,“美”成為一種標籤,一種符號,一種沒有意義的象徵。大眾對於女性審美的單一化已經被廣泛討論,“白、瘦、幼”似乎正在主宰著很多人的審美標準,流水線化的泛娛產業中越來越相似的面容,這不是在製造虛假的個性,而是在抹殺個性。我們就生活在這個中介化的世界之中,我們的注意力難免會被景觀所吸引,也難免會陷入符號與象徵之中。

  在《景觀社會》中居伊·德波闡釋了當代消費文化審美語境中新的拜物教:景觀。景觀社會“偏愛圖像而不信實物,偏愛複製本而忽視原稿,偏愛表現而不顧現實,喜歡表像甚於存在”。而當代審美景觀的建立,與“消費主義”脫離不了干係。正如美國作家蘇珊·法露迪所說:

  “消費主義文化扭曲了女性主義的概念,女性的經濟獨立變成以購買力為標準,女性主義倡導的自我決定被‘追求最完美的自己’所裹挾……”——蘇珊·法露迪《反挫:誰與女人為敵》

  追求外表的美麗沒有任何過錯,熱衷於美妝和時尚,無論是為了取悅自己還是為了在他人心中塑造美好的形象,其實都無可非議。然而被消費主義和媒介化的景觀所裹挾的“美”,還存在多少真正的意義?

  而被消費定義的“美”,對於女性和男性來說,都是一座“監獄”。

全景監獄中的微觀權力:誰在禁止我們素顏出門?

  全景監獄

  同處於“審美監獄”之中,韓國女性似乎受著更多的束縛。除了審美單一的限製之外,她們幾乎失去了“不化妝”的自由。

  在網絡上引發討論的《不化妝,是韓國女生的一場越獄》一文,寫盡了韓國女性的不自由——22歲砸爛化妝品的金智妍,此前每天要花兩個小時化妝,化妝前要完成12道護膚工序;12歲開始磨練化妝技術的車誌元,每個月要花10萬韓元(600元人民幣)購買化妝品……最能體現韓國社會對女性束縛的例子,非韓國美妝博主Lina bae莫屬。

  幼時經曆手術和藥物治療後,Lina bae身體迅速發胖,她開始像其他韓國女生一樣,用美妝來改變自己的外形。然而不管化妝沒化妝,惡意永遠緊隨其身後,尤其當Lina bae決定放棄美妝、以真實面目示人,惡毒的網友,向她發出了“死亡警告”——

  “你的眼睛不對稱。”

  “肥婆化什麼妝?”

  “我要長成你這樣,我就去自殺。”

  “我要找到你,然後殺了你。”

  韓國美妝博主Lina bae在網絡上發佈卸妝視頻:“我不漂亮,但沒關係。”

  在“美顏即正義”的時代,“正義”的網友發出了“正義”的呼聲,將一切與大眾審美相悖的真實,踩在腳底。我們不禁想要發問,到底是誰,賦予了他們“殺人”的權力?

  站在網友背後的審美權威手中的權力,不是國王的神賦之權,也不是通過契約建立的行政權力,它來自於約定俗成,來自於媽媽和長輩的言傳身教,來自於同輩的互相攀比。在這套規則面前,人們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更重要的是,人們還在監督著自己。女性化妝,無論如何進行解讀,都在這種氛圍之中,完成了對自我的規訓。

  這是一種福柯所說的“微觀權力”,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張權力網絡,束縛了我們每一個人。

  在“微觀權力”的作用之下,我們被束縛於邊沁所描繪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因懷疑自己被監視,而時常監視自己。全景監獄被用於改造犯人、禁閉瘋人、監督工人、強製懶惰者勞動……而如今,它被社會用來給女性穿上“束身衣”。

  是誰禁止我們素顏出門?是規則背後的話語權力,是傳統秩序中對女性嚴格要求的“理所應當”。在這種環境下,戴眼鏡出門,都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

“今天我素顏”:一場福柯式的反叛

  福柯

  苛求個體去做出改變,而不反思社會與文化的結構性問題,往往是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但是,“脫掉束身衣”的韓國女生們,還是用個體的行動完成了一場“福柯式的反抗”——脫離束縛,重歸自我。雖然“潮水的方向沒有改變”,但是她們“激起了些許浪花”。

  砸碎的粉餅,既是發泄的產物,也是自由的宣言,吹響了“革命”的號角。它不是傳統“革命”的“你死我活”,而更像一種博弈與協商,去調整和修補不合理的權力關係。

  新聞主播林賢珠在鏡頭前戴上了眼鏡,雖然收到了觀眾成堆的投訴,但也受到了職業女性的鼓勵;車至元(音譯)剪短頭髮後,媽媽笑她:“你看,我現在有了一個兒子。”就像中國的女性這不能做那不能做,韓國女性也有著與性別捆綁的行為準則,她們被社會文化馴服,強製以一種符合規範的方式行動,而當規範被打破,傳統的權力結構受到了嘲弄和挑釁。

  性別是一種麻煩,唯有將決定權握在自己手中,唯有每個女性都可以自由成為甜美女生或蘑菇頭假小子,性別才能免去“麻煩”。

  之所以說這場對權力的挑釁是一場福柯式的反叛,在於它暗合了福柯晚年致力構建的倫理意義上自我關懷的“自我技術”。

  “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福柯

  “脫掉束身衣”、被媽媽笑稱為兒子的車至元感慨:“我好像重生了……人每天的精力只有這麼多,過去,我把這些時間用來擔心自己是否漂亮,而現在,我可以用來看書或者鍛鍊身體。”這是對於福柯的自我技術的最好的註釋。

  或許福柯式的微觀抵抗難以改變結構性的問題,自我關懷的自我技術可能會被解讀為“犬儒主義”,日常生活的情景化抵抗帶著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是,“主動摘掉眼罩”遠比“視而不見”更加可貴。

  巨幅的化妝品廣告仍然閃亮在首爾的街頭,屏幕上仍然有許多相似的美麗臉龐,下一個節日仍然是購物節,然而,那些“脫掉束身衣”的女孩,依然值得擁有最浪漫的讚美。

  作者:郭佳

  編輯:榕小崧、沈河西;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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