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自述:建築是藝術和曆史的融合
2019年05月17日12:05

原標題:貝聿銘自述:建築是藝術和曆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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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時期在中國度過,那個時候我對建築沒有什麼概念,認為建築和工程是一回事,從來沒有考慮過設計的問題。我學習物理和數學,對藝術和曆史卻沒有過多的關注。後來我逐漸認識到,藝術和曆史才是建築的精髓。第一個讓我考慮建築學的,是威廉·埃默森(William Emerson)。那個時候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工程,而麻省理工建築學院和哈佛大學之間有幾個聯合項目,因此在格羅皮烏斯(Groupius)來之前,我就對哈佛大學建築學院有了一些瞭解。當時麻省理工學院還沉迷於學院派(Beaux-Arts)風格,我對於格羅皮烏斯和布勞耶(Marcel Breuer)加入哈佛大學很感興趣,於是便決定到哈佛讀研究生。

貝聿銘小時候在獅子林

  

在哈佛大學讀研的最後一年,我師從格羅皮烏斯,他允許每個學生自由選擇項目主題。我對他說我想做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項目,因為我認為曆史和建築是有著緊密聯繫的,他聽完後並沒有反對我,只是回答說,“好啊,那你證明給我看看。”於是我決定設計一座位於上海的博物館。當時所有在建的中國建築都是新古典主義風格。而我卻認為,中國的展品都不大,因此學院派風格的立柱和山花並不適合。由於家裡一直都有收藏中國藝術品,我對中國藝術也略知一二。最後後我設計了一個為中國藝術品量身定做的博物館,這也贏得了格羅皮烏斯的認可。1946年我在哈佛讀研時設計的這個作品,和時隔60年之後的蘇州博物館不無相似之處。

格羅皮烏斯

  

1948年我在哈佛大學教書,而威廉·齊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正決定在自己的威奈公司開設建築部門,他讓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列出了一些建築師,我也在其中,就這樣我搬到了紐約開始為他工作。我們看了各種地產,我也開始逐漸瞭解了不動產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只停留在理論上,直到基普斯灣項目才真正得以建成。這個項目給了我信心,也讓我更加敢於放手設計。那時候的我,十分欣賞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 Rohe),雖然知之不多,但很有信心,想要超越密斯。密斯偏愛的“幕牆”是用玻璃和金屬覆蓋結構骨架的,而我想,如果能把牆面直接變成外立面,這樣就可以兩步並作一步了。於是,在基普斯灣項目和後來與齊肯多夫做的低成本住宅里,我都採用了這個方法。

  

我和齊肯多夫合作了10年,這期間真正的作品不多,但是在整個團隊中的工作給我帶來了其他年輕建築師不可能接觸到的廣闊經驗。我接觸到的是大規模的都市設計。基普斯灣項目之後,我開始感到低成本住宅的局限性,並且想要做些不一樣的作品。第一個機會就是來自丹佛的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主任沃爾特·奧爾·羅伯茨(Walter Orr Roberts)請我在博爾德的平頂山上建一個研究中心,我欣然應允。正是這個項目,讓我第一次有機會將建築視為一種藝術形式。

《貝聿銘全集》,作者:朱迪狄歐,版本:電子工業出版社 2012年1月

  

繼羅伯茨博士之後,我的下一個重要客戶是傑奎琳·甘迺迪,1964年她在一眾建築師中,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我來負責甘迺迪圖書館。這個項目的高曝光率一定程度上也幫我得到了國家美術館東館的項目。而後來,正如埃米爾·比亞西尼(Emile Biasini)所說,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總統——另一個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則是因為我做的國家美術館東館,而最終選擇我來負責大盧浮宮的設計。在前進的道路上,一個有遠見願景的人可以及時地助你一臂之力,而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就很幸運地遇見了這樣一些貴人。

  

我最感興趣的,一直是公共項目,而我認為最好的公共項目就是博物館,因為它是一切事物的總結。盧浮宮關乎建築,但更是對一個文明的表達。我總能從博物館的建造中學到很多,如果不學,我就無法設計。從我在哈佛大學時期師從格羅皮烏斯的第一個項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館一直都是我的主題,不斷地提醒著我,藝術、曆史和建築確實是合為一體、密不可分的。

註: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自《貝聿銘全集》序言。

作者 貝聿銘

編輯 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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