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會博物館見學記②|藏品利用與財務困境
2019年05月15日15:37

原標題:大都會博物館見學記②|藏品利用與財務困境

在“大都會”看展覽時,願意瞭解藝術品來曆的人,都會駐足瀏覽展品旁的展簽。通常略疏離於其他文字的最後一行,十分簡略地提供了藏品的來源。比如亞洲兩個展廳間通道的牆壁上,懸掛著遼代獅紋的建築構件,上面標識著屬於夏洛特、韋伯的個人收藏,並由1992年捐贈於大都會博物館。

遼代建築構件

遼代建築構件介紹

在這裏,稍作簡單的梳理,就會對該館的藏品來源有所瞭解。在19世紀下半葉博物館成立之初,館藏文物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巨頭摩根及其他幾位藝術家、理財家、收藏家捐贈的藏品為主;20世紀初,館藏文物的核心來源為以基金會名義到世界各地大量購買入藏的文物。出現率較高的基金會有狄龍、賽克勒、梅隆等。狄龍基金會主席曾任職大都會博物館董事會主席,赫赫有名的賽克勒家族捐贈了“牙醫”(賽克勒)本人早年收藏的元代廣勝寺彩繪壁畫。捐贈人以投資名義捐錢,設立專項基金會,亦可直接贈予其收藏,還能以基金會名義幫助博物館收購文物,這其中會擬定詳實的合同文本,規定文物以後的流通及資金的走向。

這些富豪個人或家族可從中獲得“福利”,如免稅的配額,加入博物館董事會的資格及相應收取分紅。他們的名字也將銘刻在博物館內,成為一種驕傲的資本。以姓氏命名的獨立展廳少說也有十幾個,比如羅伯特•雷曼翼(Robert Ryman)、邁克爾•C•洛克菲勒翼(Michael, C. Rockerfeller)、亨利•R•克拉維斯翼(Henry, R. Kravis)、莉拉•艾奇遜•華萊士翼(Lila Acheson Wallace)等,都是為紀念早期對建館有貢獻的重要捐贈人。

以捐贈人雷曼命名的展廳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最享譽世界的要數埃及藝術展館。這裏要提及的是一種特殊的入藏形式,即通過考古發掘獲得文物。自1906年以來,“大都會”持續35年在埃及展開發掘工作,由於阿斯旺水壩的建設,將發掘的神廟、金字塔以餽贈的方式將其入藏,這就是大都會唯一一座玻璃展廳——“丹鐸”神廟(131展廳)的由來。

丹鐸神廟

博物館先後把購買的36000件文物從埃及運回紐約,時間跨度從舊石器至羅馬帝國時期,林林總總,將埃及的宗教、曆史與日常生活“一網打盡”,其中大批量彩繪木棺和木乃伊等珍貴的喪葬文物成為該館主打藏品。這裏雖然擁有32個展廳,但展品擺放還略顯“擁擠”,另闢出8間研究廳,供人們體會發掘者收集、整理文物的過程。埃及藝術館位於大都會一樓的中心位置,可知其面積之大、展品之豐富,幾乎比肩倫敦大英博物館。

埃及展廳入口

瀏覽下一百年來中國藝術品的來源和入藏方式,就會發現,20世紀初,中國內外交困,無暇顧及文化遺產保護,致使大量的古代文物被盜取而流入市場,在石質佛像與壁畫的表面,仍依稀可見當年為截斷方便出境而刻意造成的裂痕。

一百多年間,曾有多個國家以追討海外文物的方式,向美國國務院和相應博物館發出公函和抗議。1925年,“大都會”東方藝術部主任曾將1900年入藏的天壇流失的瓷鬥,歸還中國。追討行為是合理訴求的表達,但放大就會形成民族主義的情緒,視而不見又會增加違法的文物倒賣行為,破壞國際文物安全。

去年2月底,在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交接儀式上,美方返還了由其聯邦調查局查獲的中國文物361件(套)。這是繼2009年,中美雙方簽署限製進口中國文物的政府間的諒解備忘錄以來,美方第三次返還中國的海外流失文物。相關協議的修訂、合作備忘的續簽,用以保證“大都會”及其他美國博物館入藏的中國藝術品均會以拍賣或收購的合法手段獲得,但凡過程中有違法、違規的成分,中方可以通過正當的司法、外交、協商等程序追索返還相關文物。過去10年間,共運送4000餘件文物“回家”。

此外,“大都會”每年都會挑選重複館藏或小有瑕疵的展品在市場上售出,用以購買合適的新藝術品。這些靈活機動的“換血”手段讓文物迅速“活”起來。

文物背後的“故事”不僅通過講解者的口口相傳,多種多樣的展出形式也能“讓文物說話”。

比如,二樓大廳的臨展“肢體轉換”(Body Transformation),展出來自世界各地貴金屬質地、珠寶點綴的飾品和首飾,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可看性,一時成為紐約時尚界、文娛界與廣大遊客競相追捧的焦點。圍繞著裝飾藝術的主題,抽取文物信息的元素,進而重現文物的生命力。這些做法踐行了“文物是博物館的核心資源”這句話。“大都會”對藝術品的高效利用,是其發展150多年仍屹立於世界博物館之林的法寶之一。

肢體轉換展

以公眾服務為立館宗旨,兼顧公益和效益的非盈利性質的“大都會”,近十年來卻面臨嚴重虧損局面。4000多名員工的薪酬,紐約市高昂的物價和運營支出,董事局成員和總裁的巨額紅利與年薪,因注重當代藝術而備展開設的分館,原定的多筆財源遲遲未能入賬等因素,都是使其陷入虧損的原因。

2017年卸任“大都會”館長兼CEO的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P. Campbell)也因此毀譽參半。在他任職期間,有90名職工陸續被裁員。他本人因資金赤字、人事變動、經營不善、高管年薪增長等問題面臨諸多非議,最終辭去館長一職,也讓一直以來享有盛名和美譽的大都會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紐約州政府每年給予該館預算額度約8%的支持外,門票與會員費收入逐漸成為博物館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但這些舉措均難以在短期內使大都會扭虧為盈,博物館的資金虧損從2010年的約300萬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7000萬美元。

“大都會”的困境頗為典型。

它不像史密森尼(The Smithsonian Museums)博物院,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博物館綜合體,集自然科學、人類學等多種類型博物館和研究中心為一體,旗下十幾個博物館(除了紐約一所,其他都在華盛頓首府),均由政府主管,並承擔全部運營經費。

“大都會”也不同於蓋蒂博物館、亨廷頓圖書館等資金充裕、私人經營的體製。

大都會以及相當一部分的美國博物館,建立之初通過私人投資與捐贈,進而通過董事會吸引社會各界融資並不斷髮展壯大。

它的立館宗旨與公立博物館毫無差別,而經營模式又參照私立博物館的機製。這種私為公用的服務理念,以及利用資本與文物市場進行運作和建設的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佔據了私營和公立兩方面的優勢,收穫了巨大的正面社會效益。十幾年前,國內學者在撰寫關於美國當代博物館的著作時,提及董事會製、會員製的巨大優勢。但經過長期發展,兩者的短板逐漸暴露出來,公私之間的不平衡,從逐年增加的運營成本上顯現出來。

“大都會”博物館的財務狀況或許是特例,背後有更深層次的經濟因素的影響。然而,“大都會”博物館運營中遇到的問題,關涉博物館建設、日常運營等實踐中的諸多世界性問題,則提醒我們這些博物館事業的管理者和運行者,必須思考,目前的理念能否與國情現狀契合,如何平衡博物館的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等基本問題。

(作者係德國圖賓根大學考古學博士,洛陽師範學院文物與博物館學教師,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唐氏“早期中國研究中心”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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