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爭論”的林毅夫
2019年05月14日19:43

  Z博士的腦洞|“愛爭論”的林毅夫

  萬喆(特約評論員) 來源:澎湃新聞

  林毅夫與蔡昉關於經濟增長的爭論

  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發生了一場學術爭論。兩位學者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認識有一定分歧。

  起因是,蔡昉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人口是主要因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特殊優勢是人口紅利。2012年減速之前的增長速度與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關,之後經濟減速的原因,在於人口因素不可逆轉的變化。

  林毅夫則認為,人口是個慢變量,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用一個慢變量不可能解釋快現象。經濟增長減速是短期內發生的,兩者並不同步。而且,2008年金融危機後,多國經濟從而整個世界經濟迅即出現負增長,之後僅回彈一年便再次陷入長期複蘇乏力的狀態。可見這是週期性因素,而非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獨有現象。

  蔡昉作出回應表示,同為經濟增長減速,中國需要從人口轉變特徵去理解。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的增長率在2009年都出現大幅跌落,失業率驟升。中國自2012年以來經濟增長率穩定下行,與此同時失業率始終穩定在低水平上。與此同時,2010年之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由正轉負,人口撫養比由降轉升,而其他國家沒有這樣明顯的轉折發生。因此,同為經濟增長減速,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轉變。長期必然性往往不是緩慢表現出來,而是在某種特殊短期誘因作用下,一下顯現出來。中國人口轉變速度格外快,人口紅利喪失的轉折點更是提早到來。

  林毅夫因而認為,要回歸潛在增長率如8%,要從需求側著眼,實施產業政策擴大投資。

  蔡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回到以往的軌道,而是將繼續下行。中國經濟體製中仍然存在阻礙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因素,推進相關領域改革可以延緩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速度,即贏得改革紅利。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最終源泉在於形成公平競爭環境,通過優勝劣汰機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愛爭論”的林毅夫

  近些年,與林毅夫教授有關的爭論多次發生。

  比如說,2016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兩位的“產業政策”之爭,被國內經濟學界稱作“世紀大辯論”。一時風頭無兩,引來無數圍觀。

  相較而言,林毅夫是“政府派”,他強調經濟發展要利用比較優勢,同時也強調外部性,認為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來利用比較優勢。他讚同產業補貼,主張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而張維迎是“市場派”,反對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也反對任何方式的政府補貼,認為這不過是穿了馬甲的計劃經濟。

  2017年,林毅夫遇到了更激烈的辯論。他領銜的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課題團隊前往經濟疲弱已久的東三省,與吉林省發改委聯合課題組發佈了30多萬字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這份報告認為,吉林的根本問題不是營商環境差,而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導致的投資回報率低。報告強烈建議吉林“先發展輕工業、再大力推進重工業”,提出別再“加長避短”,而是應該“揚長補短”,建議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即建議發展輕紡、家電、電子。中閱資本總經理孫建波隨後發文《林毅夫要把吉林帶到坑裡?東北發展該發揮比較優勢還是補短板?》予以反駁。他認為,東北問題“不在產業結構,而在製度和文化”,特別是“政府的官場理念問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田國強也對《吉林報告》中“吉林外商投資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營商環境差,而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導致的投資回報率低”的觀點提出質疑。多方交戰,你來我往,相持不下。

  “愛爭論”的科斯、弗里德曼與斯蒂格勒

  1960年的一天,一群聲名如雷貫耳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與一位英國人一起參加了一個家庭聚會,並且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有迪雷克特(Allen Director)、貝利(Martin Bailey)、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凱撒爾(Reuben Kessel)、劉易斯(Gregg Lewis)、麥吉(John McGee)、明茨(Lloyd Mints)、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英國人叫科斯(Ronald H. Coase)。

  爭論的焦點是外部性和社會成本問題。在此之前,庇古(Arthur C. Pigou)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德(James Meade)證明,當負外部性(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出現的時候,就應該通過徵稅來提高效率,而出現正外部性(社會收益大於私人收益)的時候,則應該通過發放補貼來改進效率。比如說,有相連的甲乙兩塊地,甲地用作養牛,乙地用作種麥。甲地的牛群跑到乙地吃麥,但不付費,那麼社會成本(養牛成本加上對麥的損害),就會高於私人成本(養牛的成本)。因此,應該由政府向養牛者徵稅。這也是當時的共識。

  科斯則認為,所謂的外部性問題,是因為產權沒有被明確界定。如果產權被界定了,市場的交易會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即“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假設種麥者擁有麥地不受侵犯的權利。假定所有交易費用是零。那麼如果牛群吃麥的邊際收益高於對麥的邊際損害,養牛者就會出一個價給種麥者,購買牛吃麥的權利。種麥者也樂於收費而允許牛群吃麥,直至對麥的邊際損害等於牛群吃麥的邊際收益。均衡時,養牛者出的價等於牛群吃麥的邊際收益,也等於對麥的邊際損害。雙方就會建造一條欄杆,位於對麥的邊際損害等於牛吃麥的邊際收益的界線上。

  在這場家庭聚會前,科斯的論文飽受爭議。在這場聚會上,他據理力爭,而終於,弗里德曼突然從抨擊轉向支持科斯,他清晰的思路幫助了科斯的理論闡述,半個小時後,所有的人都被說服了。

  這一天,可說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此後,科斯發表了他最重要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科斯定理”成為經濟學中的重要理論。

  “南轅北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芝加哥大學的法馬教授(Eugene F. Fama)和耶魯大學的席勒教授(Robert Shiller)一起分享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有趣的是,這兩個人在市場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觀點的。

  法馬主要證明了市場是有效的。他可謂是現代金融學的泰鬥,被一些經濟學界人士譽為“現代金融之父”,根據SSCI統計,法馬是全世界被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有人說他的金融學界地位堪比物理學界的牛頓。其成名作是有效市場假說,此假說長期以來一直是金融理論的基石。法馬認為政府為了市場公平有效,只要披露信息、強化投資者教育,即可達到目的。他與同事肯尼思·弗倫奇一同建立的三要素定價模型幫助投資者更精確評估市場資產價格。

  席勒主要證明了市場的無效。他可算是凱恩斯學派的代表人物,最為人稱道的是兩次準確預言金融泡沫破裂。在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榮》中,他預言了股市泡沫。幾乎在這本書開賣的同時,紐約股市暴跌。從2003年開始,他就預言美國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前一年的2007年9月,他撰文稱,美國即將出現房地產崩盤並將帶來嚴重金融恐慌。因此,他也被稱為“泡沫先生”。他與另一名經濟學家卡爾·凱斯建立的“凱斯-席勒指數”是反映美國居住房價格的重要指標。他的觀點恰與法馬相反,堅信市場存在缺陷,認為人們過度反應就會產生泡沫,因此他呼籲政府監督。

  媒體對這種“矛盾”結果大感興趣,甚至說,這就好比把物理學獎同時頒給了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和偽證此學說的哥白尼。還揶揄著,這些瑞典的大人物啊,是否有一種奇怪的幽默感呢?

  獲獎後的媒體採訪中,尤金·法馬說:金融不僅是理論的東西,它對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實際性影響。

  席勒說:金融是一種理論,儘管其中有許多有爭議的因素,但對社會有用。

  讓思想的火花帶我們離手可摘星辰更近一些

  關於市場是不是有效,政府該不該干預,或者是經濟學中的長期爭論焦點。實際上,拉長曆史,我們會發現經濟史和經濟學史上此類爭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但隨之而來的,不是更加混亂不堪的思想,而是在矛盾互攻中愈加理性的光芒。思想界需要的,不是誰說服了誰,從而大家都不再有異議,而是不斷創新的思維和見解,即使大家針尖對麥芒,誰也說服不了誰。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但讚成林毅夫教授與其他人、其他人與林毅夫或者其他人的爭論,而且很希望各種爭論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越來越激烈。

  尤其是,儘管林毅夫教授的觀點我不盡讚同,但在屢次爭論中,林毅夫的學理素養讓人印象深刻。其觀點的一致性和邏輯的自洽性,確有學者應有的風範和底蘊。

  就如同此次,林毅夫與蔡昉兩位教授雖則觀點不相同,但都拿出充分論據和清晰邏輯,即使激辯,不陷入語言和邏輯的混戰中,那麼辯論越激烈,則帶來的信息越充分,帶來的思考越深刻。

  正如法馬和席勒所說,經濟不僅是理論的東西,儘管其中有許多有爭議的因素,但對社會有用。

  反觀當前,爭論不是太激烈,而是遠遠不夠。中國經濟發展至今,有一些現象被理解和解釋了,還有很多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和理解。如果能夠在理性客觀和紮實學理的基礎上展開更為廣泛、深刻的大討論、爭論,讓所有的各種邏輯曝光於天下,供世人指摘,必然能夠更快更好的將當前經濟中的問題梳理出來,找到最高效的解決方案,也能夠幫助邏輯縝密化,讓真正經得起質問和考驗的有識之士及理論範式脫穎而出。

  更重要的是,有時候辯論雙方也並非“你死我活”的關係。更可能是相互彌補、相互支持的關係,一同為社會發展服務。

  很多思想,不是非黑即白非敵即友,是環肥燕瘦各有姿態,有時候,新思想會取代舊思想,有時候,看似不同軌甚至南轅北轍的思想理論能夠在現實中並行。充分的爭論能夠讓它們更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為現實是如此的宏大,人類對其瞭解如此寥寥。對於宇宙、對於生命、對於生活,也許我們都只是盲人摸象,大部分人都在混沌中而已,能夠摸到一鱗半爪的已經是人間頂級大師。因此,何不解放開思想,更加踴躍地進行思想碰撞,讓思想的火花帶我們離手可摘星辰更近一些呢?

  後記

  第一個使用“科斯定理”這個術語的人,不是科斯,而是參加了那次家庭聚會,也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斯蒂格勒。

  他的自傳里有這樣一段話:

  科學上的發現往往誕生於一次又一次的嚐試性探索,但在此過程中,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會頻頻走進死胡同。能夠真正發展成假說的創意往往屈指可數,能夠經受住此後一系列困難和矛盾考驗的假說就更少得可憐了。像阿基米德那樣突然靈光一閃,大叫“我發現了!” (eureka!)的人真可以算是科學研究領域的英雄。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我一直與一流學者們共事,但阿基米德式的頓悟我卻只體驗過一次,而且是作為一個旁觀者。

  真正能夠“旁觀”到科學研究領域英雄誕生的,往往也是英雄。真正的成功者,往往虛懷若穀,能夠包容、接受哪怕是對立的思想,正是對自己的不斷審視、修正,和對他人的不斷汲取、學習,修建了通往成功的天梯。

  而一個成功的社會,往往能夠提供讓大家充分探索性嚐試的思想空間,從而孕育出不斷完善成熟自我的個人和社會。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

  (本文來自於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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