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政”是羅斯福的,那它就是失敗的
2019年05月14日09:38

原標題:如果“新政”是羅斯福的,那它就是失敗的

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新政”,是在經濟大蕭條之後作出的抉擇,在法西斯主義盛行的時代,美國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當時美國社會恐懼瀰漫,誰也沒有充分的信心去設想未來的前景,“新政”也不是一套具有整體性、前瞻性的戰略構想,而是在應對危機與戰爭的過程中“拚湊”起來的。即便是羅斯福總統,也沒有足夠的信心在這場世紀變局中贏得勝利。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與曆史學教授艾拉·卡茨尼爾森,在《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一個核心命題,即“新政”其實是在恐懼的氣氛中的抉擇,也是駕馭與利用恐懼的結果,而美國南方的政治集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曆史很多時候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是曆史也應該呈現出勝利者的困境。只有這樣,曆史才能成為後世的鏡鑒。卡茨尼爾森的這本書獲得了美國曆史學界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也是近些年來關於“新政”的重磅作品。

《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美】艾拉·卡茨尼爾森 著,彭海濤 譯,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面臨內外威脅,恐懼情緒蔓延

  

在一般的敘述里,“新政”是一個關於美國人在羅斯福領導下戰勝法西斯的故事,然而,曆史並不是僅僅因為一兩個英雄的英明決斷而改變。羅斯福倒是有一句名言,“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說這句話,是為了鼓舞美國人的士氣,同時也道出了當時美國面臨的困境,那就是瀰漫於國內外的恐懼。如書名所言,“新政”其實是一個適應並克服恐懼的故事。

  

卡茨尼爾森對自己著作的定位與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相類似,“新政”和大革命一樣,不僅改變美國和法國的政治製度,也引起了世界政治思潮的轉變。對於曆史的反思需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卡茨尼爾森的這本書並不只是“浸入”曆史的深處,而是像一位參觀者“重遊”曆史現場。書中除了生動的曆史敘述之外,更多的是觀察與思考,它不是傳統意義的史學作品,也不是冷冰冰的政治學著作,而是兩者之間的平衡,拿捏得恰到好處。

 

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窮人排隊領取救濟物。

“新政”到底是什麼呢?“新政”是在1929年大危機之後的大改革,在羅斯福上台之後,當時西方世界流行的思潮是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贏得了很多美國人的青睞。“‘新政’的整個過程都是在一個未知領域航行,沒有海圖幫助舵手們辨別方向。”那麼,當時美國面臨著什麼樣的威脅呢?

  

第一個威脅是美國的自由民主製度能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政權,尤其是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從動員能力和效率來看,自由民主政治是渙散的,也是軟弱無能的,而德國政治在大危機之後出現了轉折。在1932年,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員大衛·里德就說,如果美國也需要一位墨索里尼的話,現在就是最需要的時候。

  

第二個威脅是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尖端武器層出不窮。從軍事裝備來說,德國、意大利超過了英國、法國,也超過了美國,尤其是空軍的發展,意大利雖然不是歐洲強國,但卻是空權論的發源地。意大利航空部長巴爾博在美國引起了追捧,而在入侵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意大利也使用了飛機和毒氣,對於這一違反戰爭規則的做法,國際社會也是視若無睹。美國雖然有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但是陸軍和空軍卻非常弱小。在德國、意大利、日本、蘇聯大規模軍備建設的時候,美國仍然處在兩洋天塹的幻想之中。

  

第三個威脅是南方各州的種族結構。南北戰爭是一場因奴隸製引發的戰爭,半個世紀的戰後重建並沒有消除奴隸製,而是強化了種族隔離製度。在塔夫脫擔任總統的時候,南方各州正在形成一種完全“另類”的種族主義秩序,種族主義偏見遍佈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的言行中,仍然處處表現出白人主導一切,黑人處於被人擺佈的劣等地位。有了法律的保護,以及明目張膽或躲在背後的暴力手段的支持,南方地區把黑人視為劣等公民,對他們劃定活動區域,實施隔離。種族隔離製度使得南方與北方的鴻溝依舊存在。1912年,來自南方的民主黨總統威爾遜上台,並沒有實現南北之間的和解,在種族隔離製度之下,南方考慮的還是維持這一製度,而為了應對內外壓力,羅斯福需要進行全國性的動員。

  

在危機中重塑現代管理製度

  

在恐懼情緒蔓延時,羅斯福總統四次發表“爐邊談話”,鼓舞美國民眾士氣。

“新政”是不是羅斯福的呢?不管承認與否,談到“新政”沒有辦法避開羅斯福,但在這本書中,卡茨尼爾森恰恰避開了羅斯福,將討論的焦點對準了國會。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新政”是羅斯福的,那麼,“新政”其實就是失敗的。

  

“新政”期間,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經過國會批準才能推行,不可否認的是,總統權力在“新政”期間得到極大擴張,但是,國會並沒有缺席。羅斯福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使自己的施政設想得到國會的支持。當然,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浮士德交易”的過程,在國會中,南方派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新政”期間,南方陣營佔據的民主黨參議院席位和眾議院席位,從來沒有低於44%和41%,這一數字足以保證,只要是南方不同意的議案,休想在國會順利獲得通過。

所以說,“‘新政’要通過重構自由民主政治來抗衡這一時代最邪惡的獨裁政治,就必須團結體系內極端暴力、極端反自由的勢力共同對敵,這就需要把南方種族主義者留在民主黨的遊戲框架以內。”

  

美國面臨的首要威脅就在於,“大蕭條”讓自由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困境,金融市場陷入崩潰。兩位數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必須面對不確定性,以及無處不在的恐懼。卡茨尼爾森說,“‘恐懼本身’是一個發自肺腑的字眼,它可以勾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讓人重溫過去心驚膽顫的內心體驗。正是這種難以名狀的、喪失理性的、毫無緣由的內心恐怖,使人們為了扭轉倒退局面、變倒退為進步的各種努力徹底癱瘓。”羅斯福上台之後,“百日新政”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來克服或者抑製人們的恐懼,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法案並不是總統的法令,而是經過了議會表決。無論議會討論幾個小時,還是幾天,這些法案還是尊重了美國長久的法治體製,維護了國會作為立法機構的權威。

  

“新政”的推行,幾乎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將種族隔離製度擱置一邊,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南方派的支持,“新政”的邏輯在於容忍了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採取了更加現實主義的政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更加積極的角色,比如建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資源保護隊等等,這些措施已經超越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規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政策之所以得到南方議員的讚同,主要原因是,這些政策基本上是做資源的重新分配,南方從中獲益良多。南北戰爭之後,南方依然是農業佔據主導,事實上成為經濟的“殖民地”。借助“新政”的舉措,南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很大起色,同時得到巨量的財政資源的注入。當然,南方也面臨一個問題,產業結構的改變在撬動社會結構,不斷擴大的社會參與衝擊著南方種族隔離製度的“鐵籠”。

  

德日意法西斯的擴張給美國帶來越來越大的挑戰,但是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潮盛行,一戰期間,美國軍隊越洋作戰實屬意外,戰爭結束之後,美國退回了孤立主義。在英國面臨“至暗時刻”、苦苦支撐的時候,《租借法案》的通過無疑讓美國以另外一種方式介入了戰爭,成為民主國家的軍火庫。為了讓美國能夠擺脫孤立主義,羅斯福也是製造和利用了恐懼,最終,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對法西斯主義宣戰。李普曼說,這是曆史性的轉變,美國變成了一個新型民族國家。

  

戰爭,不只是另外一種政治的表達,更是非常態的政治,戰爭非常尖銳地面對“敵友”的問題。二戰結束之後,原子彈阻止了大國之間的熱戰,但是帶來了冷戰,而“冷戰”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極度的恐懼,對原子武器這種足以摧毀地球的超級武器的恐懼。在恐懼之下,軍事機器不斷擴張,美國成為一個“國家安全國家”,也就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增設了一系列機構,與此同時一個龐大的軍工復合體出現了。公民的權利與自由需要服膺於國家安全,個人權利的邊界不斷被國家安全侵蝕,比較極端的就是麥卡錫主義的肆虐。

  

“新政”並沒有後世所想像的那麼美好,那麼充滿英雄主義,而是在恐懼之下達成妥協。然而,如卡茨尼爾森所說,“‘新政’在確立美國生活邊界和輪廓的過程中,不僅定義了我們所處時代的起源,而且也塑造了現代管理製度和行為習俗的基本面貌。但是面對被恐懼籠罩的、傷痕纍纍的當今世界,人們仍然願意對現代製度進行慎重的思考和選擇。”卡茨尼爾森建立了關於“新政”的新的曆史敘事,從美國國家構建和鍛造的視角,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新政”故事。當然,在這本雄心勃勃的大書中,有多條線索,形成了多層次的敘事結構,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難免有些難以把握,但也因其學術性,這本書得到很多同行的讚譽。將學術思想和通俗敘事結合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作者 孫興傑(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副院長)

編輯 徐學勤 安也;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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