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暢:往複長沙——“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觀展記
2019年05月13日10:12

原標題:徐暢:往複長沙——“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觀展記

最近幾年給北京師範大學曆史文獻學方向的研究生介紹百年來簡牘帛書發現情況時,我都會先提出這樣一道問題:

中國出土簡牘帛書數量最多的省份是____

A、新疆

B、湖北

C、甘肅

D、湖南

絕大多數同學都很快做出正確的選擇D。而這學期課程進行中,我將題目略作變更,“中國出土簡牘帛書數量最多的城市是____”,請同學們填空。結果很少有人能在五分鍾內給我一個確定的答案,有同學最終給出的選項是居延或敦煌。這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我國境內簡牘的出土不是一個勻速的過程,今天來看,湖南是當之無愧的簡牘發現第一大省,而長沙是簡牘發現第一大城市,出土簡牘批次多、年代序列完整、數量占全國一半以上。但與西北地區簡牘發現情況相比,湖南簡牘的大規模發現大部分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而尤其以1996年近14萬枚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發掘為契機,湖湘地區簡牘的出土開始呈現加速度,且大量湧現於古代遺址的井窖之中,成為新時期我國簡牘發現的一種突出類型。李均明先生曾風趣地將這種趨勢稱之為“井噴”。

新資料的“井噴”帶來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但信息的推介、社會的接受、整理與研究的開展,往往滯後於資料的湧現。這種無可奈何的“滯後”,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公眾及學界對於湖湘簡牘發現的曆史意義與現實價值的認知。同學們在課堂上的表現,就是一種真實的反映。

由長沙簡牘博物館主辦、湖南省及長沙市多家文博單位聯合籌辦的“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是對上世紀後期至本世紀初期湖南地區簡牘出土及研究成果的首次聯合展示,也是將簡牘新發現推廣至社會大眾的一次嚐試。

《湘水流過》展覽海報

一 展覽始末

關於這次聯展的籌辦,要從2015年8月在北京的一次學者聚會談起。

1996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後,由於資料數量巨大,整理工作曠日持久,發掘及整理主持者宋少華先生提出整理與發表、研究同步進行的工作模式,將三國吳簡整理小組的階段性成果分冊出版,以饗讀者。為加深對階段性刊布的新資料的研讀,中、日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相關學者分別在北京、東京組織了吳簡讀簡會,後發展為北京吳簡研討班與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就研讀中遇到的問題,自1998至2015年間,中、日學者不定期往複長沙,進行簡牘調查和釋讀,“投入才思和精力”,“記錄吳簡研究學術史上有意思的一頁”,“也推進了簡牘學的進步”(王子今語,氏著《長沙簡牘研究》後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在調查基礎上,中、日雙方分別有同人研究刊物《吳簡研究》和《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的推出,交流學術成果。

北京吳簡研討班部分早期成員合影,左起:侯旭東、孟彥弘、王子今、羅新、伊藤敏雄、汪小烜、陳爽。2000年夏北大中古史中心搬家前,北大理科樓。陳爽先生提供。

2015年8月,關尾史郎先生利用暑期帶領日本吳簡研究會成員赴長沙開展又一輪簡牘調查,事畢經北京返日。將逢長沙吳簡發現20年,關尾先生與吳簡整理者之一、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商定,8月29日晚於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紅土地酒家進行中日吳簡研究者聚會,共商次年開展吳簡發現20年紀念活動等相關事宜。除部分吳簡研究核心成員因故未能到場外,當晚中方共12位學者,日方共5位學者出席,日方學者包括關尾史郎(時任新潟大學名譽教授)、伊藤敏雄(時任大阪教育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安部聰一郎(時任金澤大學曆史言語文化學系準教授)、鷲尾祐子(立命館大學文學部非常勤講師)、石原遼平(東京大學博士研究生),雙方議定於2016年在長沙舉辦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整理與研究二十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鑒於吳簡發現後,湖南省境內、尤其是長沙市中心簡牘的大規模問世,希望由長沙簡牘博物館出面,策劃一次以新時期湖南地區發現簡牘為主題的展覽,與學術會議配套推出。

2015年8月29日中日吳簡聚會。前排左起:侯旭東、伊藤敏雄、王素、關尾史郎、楊振紅、孟彥弘,後排左起:徐暢、戴衛紅、蘇俊林、安部聰一郎、王彬、張銘心、張榮強、鷲尾祐子、孫聞博、石原遼平、鄔文玲。

這次聚會的決定和建議後由王素先生轉達給長沙簡牘博物館的宋少華、李鄂權先生,陸續落實,逐項開展工作。在此後一年,筆者曾作為吳簡發現二十週年紀念會議的聯絡人,參與到系列活動的籌備中來,因而對相關情況有所瞭解。關於湖南簡牘特展的籌備,簡牘館成立了以館長李鄂權為首的策展小組,除直接調用館藏走馬樓西漢簡、漁陽墓西漢簡、九如齋東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等簡牘原件和其他文物資料外;為完整呈現湖湘地區簡帛的全貌,還與省內其他簡牘文物收藏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博物館、湘鄉市博物館、益陽市博物館通力合作,調用了部分里耶秦簡、五一廣場、東牌樓東漢簡、郴州蘇仙橋晉簡的原件,製作了部分益陽兔子山簡、里耶秦簡、沅陵虎溪山西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的複製件。

2016年8月26至29日,由故宮博物院、湖南省文化廳、長沙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週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市如期召開;“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的資料徵集與策展工作也基本完成,但由於館內二層的基本陳列“長沙文物精華展”撤展後,展廳需重新裝修,故未按原計劃布展,而僅在一樓展廳舉辦湖南出土簡牘臨時展覽。8月27日與28日晚,會議主辦方組織與會的中、日、韓三國學者50餘人參觀了這個臨時展覽,觀展者對此次展出的簡牘種類之齊全、年代序列之完整,予以好評。長沙簡牘博物館還向與會學者贈送了已提前印製好的展覽圖錄,較全面介紹了展覽方案與展品情況。

“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週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

展覽圖錄書影

此後兩年多的時間里,策展方在完成展廳裝修、展覽方案優化等程序基礎上,又儘可能地補充了一些新文物與新研究成果。2018年11月16日,“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在長沙簡牘博物館正式開幕。展覽陳列面積約2000平方米,共展出文物503件,其中簡牘366件,共分為“瀟湘絃歌”和“簡里湖湘”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分為“瀟湘訪古”和“三湘尋簡”兩個單元,以湘、資、沅、澧四大流域為標準;第二部分分為“楚風漫漫”、“洞庭之波”、“國之南疆”、“邊境風雲”、“晉風悠悠”五個單元,以楚、秦、漢、三國、西晉的時代序列為標準,分別展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湖南省簡牘文物考古發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的成果。

展覽現場一

二 觀展所得

由於參與《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總第十二卷、亦即最後一卷《竹木牘》的整理,2014年之後,筆者亦追尋中、日吳簡研究者的足跡,往複長沙,有機會向活躍在湖南簡牘發掘整理工作一線的長沙簡牘博物館的宋少華、李鄂權、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張春龍、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的陳鬆長、於振波、長沙市文物考古所的黃樸華、羅小華等各位先生求教,增進了對湖湘特有的古井簡牘的瞭解。2018年下半年,“湘水流過”開展時,筆者在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訪問,滯留之江,未得第一時間觀展。2019年五一前夕,筆者陪同王素先生至長沙簡牘博物館,進行《竹木牘》卷整理工作,商討出版事宜,並與前來參加“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的整理與研究”第三次讀簡會的《竹木牘》卷另一位編者鄔文玲先生彙合。工作之餘,終得駐足,細細觀覽簡牘特展。

展覽現場二

儘管此前已參觀過臨時展覽,翻閱過展覽《圖錄》,將七個展覽單元一一走過,近距離接觸那些耳熟能詳的竹、木簡、牘,帛書,楚風濃鬱的青銅器、玉器、漆器、陶器,配合導覽文字與圖片予以理解,依然深感震撼。《史記》、《漢書》等正史描繪本地區氣候卑濕、山林瘴氣,漢人與長沙山賊、武陵蠻、荊蠻雜居,經濟與文教滯後,而簡牘、文物呈現的卻是與中原王朝保持同步的區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展狀況。帝製中國早期的荊南,到底是與王化疏隔的孤島,還是為華夏化浪潮席捲之域?區域的曆史面貌,令人深思。

上世紀後半期至本世紀初,湖南省、長沙市轄域內有多批楚至西晉文物、文獻的發現,遵照文物保護法規及考古工作慣例,各批次文物、簡牘的發掘、保護與整理往往分屬不同文保單位,通常各自作業,在資料正式發佈之前鮮少交流。比如在長沙市城區內發現簡牘,由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而在長沙西北方向、距市內僅一個半小時車程的益陽發現簡牘,則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這種狀況未必有利於益陽簡與長沙簡記載內容的統合研究。本次展覽的最大特色即從湖湘這個大的地域視角,實現對具有同質性的各批次簡牘的歸類、展示與研究。以湘、資、沅、澧四大水係為脈絡,將20多批出土簡牘串聯成簡牘單元,如上世紀70-80年代臨澧九里楚墓群出土10餘枚遣冊,1987年慈利石板村36號楚墓出土4557枚殘簡,內容有關吳、越二國史事,同年在張家界古人堤東漢水塘出土東漢簡牘90片,內容有關漢律、官私文書、醫方、曆日等,這三批簡牘內容各異,時代懸隔,發佈數量有限,現有的研究也都各自進行;而策展者卻注意到其同出澧水的地域特徵,予以集中介紹。展廳有湖南地區出土簡牘一覽表與湘、資、沅、澧四水流域簡牘發掘點示意圖展板,藉以觀之,湖湘簡牘的地域性一目瞭然。四水中唯湘江流域發現簡牘最多,除湘鄉三眼井楚簡與醴陵鄧公塘東漢簡不在長沙市轄區,其餘15批簡均可歸為長沙出土簡牘。

展板一

展板二

長沙各批次簡牘的出土,也有很強的地域性。第一單元“瀟湘訪古”介紹到的長沙簡,仰天湖楚簡出土於長沙市南郊仰天湖25號楚墓,楊家灣楚簡出土於市北郊楊家灣6號楚墓,徐家灣漢簡出土於市東郊徐家灣401號漢墓,伍家嶺漢簡出土於市北郊伍家嶺201號漢墓,馬王堆漢簡、帛書出土於市東郊馬王堆1、2、3號漢墓;而第五單元“國之南疆”部分展示的“長沙後府”封檢與“陛下所以贈物”木楬,則出土於市西郊望城坡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長沙城市四郊古代墓葬中隨葬簡牘帛書,是長沙出土簡牘的一種早期類型。

左:“長沙後府”封檢;右:“陛下所以贈物”木楬

1996年以後,長沙簡牘集中出土的地域則從城市周邊轉向城市中心。長沙市商貿中心五一廣場一帶自秦始一直是人口居住的稠密區,西漢時為長沙國都城、王宮,東漢時為長沙郡治、臨湘縣治,三國時為臨湘侯國官署所在,甚至作為城市中心位置2000多年未變。曆年來,由於城市中心大型基建工程深挖基礎,區域內發現大量戰國至明清時期的古井,而簡牘多發現於井中若干堆積層中。展覽各單元中推出的走馬樓吳簡、九如齋東漢簡、走馬樓西漢簡、東牌樓東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尚德街東漢簡等皆發現於這一區域。宋少華先生曾推測,這些古井簡牘皆是作為過期文案被官府揀除與廢棄,而一次性填埋在井窖中的。展廳製作有五一廣場區域簡牘發現位置示意圖,並補充了2014年之後在市中心新發現的兩批古井簡牘,坡子街簡與青少年宮簡,較好地展示了長沙出土簡牘的另一類型——市中心官署遺址井窖簡牘。

展板三

展廳和展覽圖錄還披露了一些湖南出土簡牘的新資料,僅列舉若干。首先是館藏走馬樓西漢簡,2003年發掘之後,清洗揭剝完成,但整理工作啟動較晚,2016年之後,才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長沙簡牘博物館等幾家單位開展合作整理。西漢簡近兩千餘枚,內容系漢武帝時期長沙王國的官府文書,目前僅由發掘者刊布了“都鄉七年墾田租簿”,西林昭一編輯《簡牘名蹟選2》之《湖南篇二》收入6枚簡牘的彩版圖片(東京二玄社,2009年),為獄亭長、都鄉嗇夫、倉嗇夫等上言文書,以及傳舍運營情況的記錄。此次展覽披露了數枚九年五月(長沙王紀年)臨湘令、長、丞、守丞向臨湘尉通告定王后相關情況的簡牘;另有一枚木牘,牘面有濃墨塗畫,整理者認為形似兩漢流行的伏羲女媧交尾圖,若定性不錯的話,將對探索西漢荊南區的民眾信仰具有重要價值。

走馬樓西漢簡

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的益陽兔子山簡,包含戰國、秦、兩漢、三國孫吳等各個時代,年代完整,內容豐富,在簡牘考古發掘史上僅此一例。在簡牘保護基礎上,整理者目前的工作是以井為單位發表考古簡報及釋文。除了較早刊布,飽受關注的張楚之歲木觚、秦二世元年文告外;2016年刊出的《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披露了該井所出部分簡牘的釋文,紀事集中於楚及秦初。此次展覽展示的複製件中,有數件漢平帝元始二年(2)長沙國、臨湘縣、益陽縣官府文書,應是率先披露的兔子山西漢簡,對研究西漢時期長沙、益陽地方行政與司法有所助益。

兔子山西漢簡

長沙楚簡多為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城市周邊墓葬中出土,數量不多,而內容多為遣冊。2014年湘鄉市三眼井遺址J1古井中一次性出土戰國晚期竹簡7000餘枚,數量遠超既往,而內容為官府文書,具有重大研究價值。這批楚簡尚在保護中,此次展覽則公佈了若干湘鄉簡的複製件,所載有關整治戶口逃亡的相關舉措,足以引發學界關注。

三 往複長沙

簡牘的保護、整理與研究往往經曆漫長的曆程。1997至2008年,北京大學曆史學系的羅新先生曾參與走馬樓三國吳簡的整理,於1998至1999年間頻繁造訪長沙。在南國的悠長時光里,除了與王素先生一起釋讀殘簡外,他時常給在北京的陳爽、孟彥弘、侯旭東等同事寫Email彙報簡牘整理中的興奮和收穫,以及不解和無奈;也用文學的筆觸描繪湖湘飲食、風物,以及往複長沙的心境。這些通信曾陸續發佈在“象牙塔”網站“吳簡研究”欄目,但可惜網站後來關停。陳爽先生將這些通信整理成為《吳簡報告》23篇,並撰寫“編者小識”,交待集合這23封通信的意義,後交與我存念。今將陳先生原始文字移錄:

作為90年代重大考古發現之一,長沙走馬樓吳簡的發掘和整理,已引起海內外學界普遍關注。好友羅新有幸參與了吳簡的釋文工作。此次發表的《吳簡報告》,就是他在工作之餘陸續寫給朋友們的論學信箋。從敦煌文書到漢魏簡牘,新史料的發現往往引導和推動著一代學術潮流。但由於種種原因,新史料從發掘、整理到刊布和研究,往往經曆漫長的過程,使不少學人翹首白頭。世紀之交的學術正逐步走向理性和開放,學術公器應當成為學界的共識,這也是在互連網上全文發表《吳簡報告》的初衷。

陳爽

1999年5月

1999年至今,整整二十年過去了。吳簡的整理已近尾聲,當年曾為吳簡中的新名物、新詞彙爭執得面紅耳赤的先生們,一些人的學術興趣點已有所轉移。而在此時,原本關心唐都長安和吐魯番文書整理的筆者,陰差陽錯地加入了竹木牘的整理隊伍。2014至2019年五年間,筆者在王素和宋少華先生的關照下,往複於長沙、北京之間,學習簡牘整理經驗,開展簡牘調查,竟也多達20次;枯燥的案頭工作之餘,亦得貼近長沙市民生活的日常。

與北方人以面為主食不同,長沙人以米粉為主食,街頭巷尾都有粉店,很多還是24小時營業。出長沙簡牘博物館沿白沙路南行不遠,就有長沙老字號民間沙水麵粉館,湯粉據說用白沙古井水熬製。每日簡牘整理工作完畢後,筆者常與各位先生步行至店,點上一份麻辣牛腩粉加滷蛋,粉色鮮亮,湯頭味美,入口即化,於是“吃粉”也便成了工作之外的小確幸。南方因作物熟製問題,米質不佳,而長沙不同,《太平禦覽》卷八三九百穀部“稻”條引魏文帝《與朝臣書》:“江表唯長沙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耶?上風炊之,五里聞香。”曹丕曾以長沙所產米為炊,驚喜讚歎。筆者則和王素先生感歎,江表唯長沙有好米(粉),更有好簡。

民間沙水米粉

飽食之餘,便與先生們散步、聊天。長沙簡牘博物館位於市中心天心區白沙路,西鄰古長沙城地勢最高地天心閣,東南有白沙古井,明崇禎《長沙府誌》記:“白沙井,縣(指善化縣)東南二里,井僅尺許,清香甘美,通城官員汲之不絕,長沙第一泉。”足跡皆曾至。筆者常在白沙井旁圍觀遠近市民汲水的熱鬧,品嚐湧出的泉水;在天心閣內雜草斑駁的古城牆遙想吳姓長沙國的曆史過往,太平軍攻長沙城與中日三次長沙會戰中於此地鏖戰的場景;天氣好的時候西向還能望到江濱的杜甫江閣、江中的橘子洲、河西的嶽麓山及商舖寫字樓等現代建築。一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就這樣盡收眼底。每當此時,不由想起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看巴黎的視角,“從蒙巴納斯塔樓和巴黎聖母院的高處鳥瞰巴黎,並不是為了發現地平線,而是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費爾南•布羅代爾著,顧良、張澤乾譯《法國的特性:空間和曆史》,商務印書館,1994年)年鑒學派所呈現的區域史研究個案,不論是閃亮的地中海,陽光籠罩的朗格多克,還是宗教裁判陰影下的蒙塔尤,終極目的都不在區域史,而希望以差異的區域揭示法國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面貌。

長沙城鳥瞰

最近一次散步,在五月初夏的夜色與杜鵑花的晚香中,承蒙一位先生告知,長沙青少年宮新出土簡牘中有秦代紀年,這就意味著長沙市出土簡牘的年代序列更加完整(涵蓋楚、秦、西漢、東漢、三國,目前唯缺西晉)。借助這些簡牘檔案,有望重構秦至晉五百年間江南荊南地方的政治與社會圖景,這對於新涉足長沙簡牘的青年學者來說,無疑是極具魅力的研究課題。但站在整體史的延長線上,我們的學術企圖或許並不“在地”,而希望以本地區基層行政體製與經濟文化在秦漢魏晉間發展的完整個案,作為審視帝製中國早期社會變遷的一扇視窗。正如勒華拉杜里所說,顯微鏡下特定的一滴水,它的普遍性是沒有限度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中文版前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

附記:感謝王素、陳爽先生為此文撰寫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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