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明新視野 | 交流互鑒造就亞洲文明黃金時代
2019年05月13日14:55

原標題:亞洲文明新視野 | 交流互鑒造就亞洲文明黃金時代

●三大文化圈既獨立發展又交流互動,既差異明顯又融會貫通,由此形成多元互補的亞洲文明

●亞洲文明在曲折中向前邁進,既充滿了血與火的艱辛,也彰顯了通與變的多彩

●對於如何處理好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亞洲文明傳統的群體和諧觀念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編者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即將於5月15日在北京開幕。為此,參考消息特別推出“亞洲文明新視野”專題報導,約請國內外知名專家闡述亞洲文明的發展進程、特點、價值、貢獻,並就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中國與亞洲國家的文化交流等進行現場報導,以新的視野全方位展示亞洲文明的多彩和包容,彰顯文明和而不同、交流互鑒、相互促進的理念。敬請關注!

參考消息網5月13日報導(文/侯傳文 張玉安)亞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上古時期就興起了許多文明國家,經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動和發展,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文化圈和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中心的西亞文化圈。三大文化圈悠久的曆史傳承、豐富的文化典籍、深厚的思想積累和穩定的人生價值觀念,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近代以來,經過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動,亞洲文明轉型更新,出現了崛起與複興之勢。進入21世紀後亞洲各國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亞洲文明的意義和價值也不斷被重新發現和認識,並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五千年文明史曲折前進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農作物栽培、陶器製作、村落定居為標誌的農業文明已經在亞洲各地曙光初照。公元前3000年前後,西亞地區的美索不達米亞、南亞地區的印度河流域和東亞地區的黃河長江流域先後出現了以城市為中心的人類早期文明,完成了從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的過渡。公元前8世紀前後,亞洲文明進入軸心時代,主要文明體或軸心民族完成了自己的內部文化整合,建立起新的偉大傳統。公元前後,經曆了社會轉型和文化整合,經過文化深沉厚積和創新突破的軸心文明,成為各地區的文化中心。在中心與邊緣互動的基礎上,至公元7世紀前後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文化為中心的南亞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中心的西亞文化圈,以及多種文化交彙的東南亞和中亞等文化區域。三大文化圈各自獨立發展又交流互動,在民族構成、宗教形態、倫理道德、人生價值觀和學術傳統等方面既差異明顯又融會貫通,由此形成多元互補的亞洲文明。

各文化圈內部整合及文化圈之間的交流互動,激發了新的文化創造力,使亞洲各國各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物質文化領域,出現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在製度文化領域,形成了體系完備行之有效的典章製度;在精神文化方面,出現了各民族文學藝術的黃金時代,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使亞洲文明呈現出燦爛景象和恢弘局面。

然而,亞洲在15世紀開始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處於被動地位,亞洲文明整體呈現衰落之勢,在世界的地位由中心滑入邊緣。經過數百年的演變,亞洲的封建社會和傳統文化出現了危機,內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推動,使其非變革不足以生存。19世紀初亞洲各國開始了社會文化轉型。對於有著悠久曆史和深厚文化傳統而又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失落的亞洲文明而言,民族覺醒是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啟蒙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輪驅動,促進了亞洲的覺醒與轉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亞洲各民族經過長期艱苦鬥爭,先後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開始致力於新文化建設,亞洲文明由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曆史時期,亞洲各國注重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現代化模式,並由此走向民族崛起與文化複興。20世紀後期以來,人類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其主要標誌是由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使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聯繫越來越緊密。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亞洲各國吸取在工業文明初期被動應對的教訓,普遍以積極的態度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主動全球化,甚至引領全球化,彰顯了亞洲民族的文化自信。

多元互動彰顯文明包容

從公元前3000年之前文明興起至今,亞洲文明走過了5000多年的發展曆程,形成了先覺與早熟→恢弘與燦爛→衰落與嬗變→覺醒與轉型→崛起與複興的發展軌跡,在曲折中向前邁進,既充滿了血與火的艱辛,也彰顯了通與變的多彩。這樣的發展曆程也鑄就了亞洲文明的總體特點。

首先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多元性。上古亞洲諸文明的分別興起和各自獨立發展,奠定了亞洲文明多元性的基礎。到中古時期,經過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動與整合,形成了三大文化圈。每個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曆史淵源、社會構成和文化特質。

近代以來亞洲國家不同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不同現代化模式的形成,也是亞洲文明多元性的體現。

其次是多元互補的包容性。亞洲文明雖然有不同的文化圈,但各文化圈並不孤立封閉,而是存在著互相交流和互相影響的交叉互動關係。曆史上三大文化圈之間有過幾次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公元1世紀至7世紀,產生於南亞的佛教北傳和東傳,溝通了南亞和東亞文化圈;公元8世紀前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的形成,不僅融彙了西亞北非諸大文明,而且起到了承前啟後、貫通東西的文化交流作用;公元10世紀前後伊斯蘭教的南傳和東傳,進一步溝通了三大文化圈。由於各文化圈之間的交流互動,構成了亞洲文明三色調和、多元互補的文化格局。這樣的多元文化的互動與互補,體現了亞洲文明的包容性。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交流、互鑒、互補的基礎上,出現了中古時期東方文化燦爛恢弘的景象,造就了亞洲文明的黃金時代。亞洲文明的包容性在近代以來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從而促進了亞洲的現代化。這樣的包容性對全球化時代克服文明衝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積極意義。

重新審視獨特文明價值

第三是崇德向善的價值追求。亞洲三大文化圈的主體文化在倫理觀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形成不同的倫理體系,但亞洲各國都有崇德向善的傳統,從宗教信仰到國家政治再到家庭倫理,無不以道德為中心。東亞價值觀的核心是“天道”與“人道”相通,具體體現為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所謂“內聖”即通過修身養性而成為聖人,是儒家的人格理想;所謂“外王”即治國平天下,實現世界大同,是儒家的社會理想,其中都貫穿著崇德向善的價值追求。印度的正法(Dharma)有政治法律、宗教倫理和世俗責任與行為規範的意義。遵守正法成為印度各宗教教派的首要教規。東亞的天道、南亞的正法、西亞的正義公正等被認為是萬古不滅的真理、顛撲不破的信條,都是道德規範的凝結。由於崇尚道德,使道德與法律融為一體,東亞儒家的禮教、南亞印度教的正法和西亞的沙裡亞法,都具有法律和道德一體的特點。

第四是整體主義世界觀。所謂整體主義即本體大宇宙與個體小宇宙的統一、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統一。這樣的世界觀在東亞文明中表現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精髓,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以此為思想基礎,只是儒家重心在人,道家重心在天,二者的思想基礎都是自然整體觀。這種整體主義世界觀在南亞文明中表現為“梵我同一”。“梵我同一”思想源於奧義書哲學,其中“梵”是宇宙本體概念,是萬物的根本和始基,也是哲學的最高範疇;“我”即人的本質或靈魂,親證“梵我同一”是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這種“梵我同一”論為後世印度各派哲學所闡釋和繼承,成為南亞宗教哲學的核心,特別是吠檀多哲學的“不二論”,將“梵我同一”思想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西亞北非地區,人與自然整體觀亦有所表現,如拜火教將宇宙善惡二元與人的善惡二分相對應。三大文化圈的人與自然整體統一觀儘管有的重心在天,有的重心在人,但都把人與自然看作相互依存的統一體,把自然本體和道德主宰相等同,進而把合一或同一作為認識的終極真理和人生的最高理想。這樣的整體主義世界觀雖然不利於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卻蘊蓄著亞洲文明的生態智慧,是後現代生態文明的思想源泉。

第五是群體和諧的人際關係。亞洲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血緣共同體的長期延續,個人不能脫離共同體而存在,只能作為共同體的一員,通過和他人一起勞動而生存。這樣的共同體必然要求成員之間關係和諧。和諧關係既是共同體得以維持的前提,又是其長期延續的結果。

當然,古代亞洲社會的和諧不是平等基礎上的和諧,而是與秩序、等級、規範等相結合的和諧。東亞古代以禮樂來體現這種秩序與和諧,“禮別異,樂和同”,“禮”體現了嚴格的等級身份製度,“樂”則表現了群體的和諧融洽。南亞地區人與人之間關係更須嚴格遵循種姓規範。亞洲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便是這種以秩序為基礎的和諧的社會關係的破壞過程,民主、平等、自由、個性觀念對傳統的和諧觀念形成了挑戰。然而,在實現現代化走向信息化的現代社會,個人中心主義導致人與人之間互相隔膜,其弊端日益顯露,亞洲文明傳統的群體和諧觀念需要重新審視。處理好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人類文化融合重鑄的曆史意義。(作者分別為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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