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時代”里,如何做不願奮鬥的日本人
2019年04月30日08:23

原標題:“過勞時代”里,如何做不願奮鬥的日本人

2015年12月25日,24歲的高橋茉莉從電通女員工宿舍四樓一躍而下,結束了她每月加班100個小時的人生。高橋畢業於日本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東京大學文學部,大四就得到日本首屈一指的廣告公司“電通”的Offer,畢業後正式工作僅半年,這份令人羨慕的個人履曆就此戛然而止。

高橋初中二年級時父母離異,全靠母親一手帶大她和弟弟。高橋家並不富裕,所以她一直很爭氣。入職電通之前,她就知道工作很辛苦。考慮到收入遠高於她一直感興趣的出版行業,為了讓母親輕鬆一點,她還是選擇了電通。(《週刊朝日》2017年2月3日)

大學三年級時,高橋茉莉獲得中國與東京大學的交流獎學金,赴中國留學一年。圖為留學期間高橋茉莉(右)與母親在長城合影。(《週刊朝日》)圖片來自:東大新聞ONLINE

2016年10月,高橋之死被勞動基準監督署(相當於中國的勞動行政部門)認定為“過勞死”。

或許有些讀者會感到疑惑,自殺為什麼也算“過勞死”呢?

我們印象中,日本的“過勞死”大多是長時間在工作崗位上勞動,突然倒下不治。這樣的“過勞死”主要是心腦血管疾病引發的猝死,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蛛網膜下腔出血。而從1999年開始, “因過勞引起的自殺行為”也被認定為“過勞死”,判斷的基準主要是死亡前的工作時長。日本《勞動基準法》規定,每週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加班時間不得超過45小時。如果超過80小時,就有“過勞死”的風險。通常,死亡前半年內有兩個月超時工作80小時,或死前一個月超時工作100個小時,就可能被認定為“過勞死”。

據調查,高橋自殺之前的三個月,每月加班時間長達105小時,基本每天都只能睡2個小時。她在推特中寫道:“想到明天還得去公司,就害怕得睡不著覺。”

樸實善良的群眾要問了:“工作太辛苦,大不了辭職嘛,有必要尋死嗎?”

對此,築波大學研究生院人類綜合科學研究教授鬆崎一葉解釋說:“過勞引起的自殺大多是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狀態下大腦極度疲勞,判斷力低下,一些極小的誘因都會讓當時人產生‘死了算了’的想法。”換句話說,“過勞自殺”的人根本沒有餘量權衡利弊。過勞引起的身心壓力,讓當事人失去了判斷力,在一時衝動下使出“昏招”。

鬆崎教授認為,高橋本人的“好學生”性格和職場經驗不足也是導致她無法化解工作壓力的原因:“對上司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一般人可能聽聽就算了,或是有選擇地做。但她想盡善盡美把工作做好,同時又不會主動請求援助,只能放棄睡眠時間,自己一一去完成。這導致她不堪重荷。”

日本大型廣告公司是過勞“重災區”。廣告行業競爭激烈,為控製人力成本,讓每個員工承擔儘可能多的業務是不言自明的規則。高橋事件發生後,業內人士紛紛發言“揭露內幕”。一位就職於博報堂(日本排名第二的廣告公司)的匿名女員工稱:“一個人負責十幾二十個項目也是常有的事。”

工作這麼多,完不成怎麼辦?自然只好加班。注意了,公司可沒有強迫你,是你自己能力不行,沒辦法在8小時之內完成。所以你是自願加班的哦!

事實上,那些看似遊刃有餘的前輩員工也在超時加班,只不過他們還能小心翼翼地走在高壓邊緣。

雜誌《AERA》和日本雅虎發起過一次關於過勞的網絡調查,其中有一個問題是“是否因工作引起健康問題、家庭矛盾,乃至造成個人生活的崩潰?”受訪的2800人中有2100人回答:“有過”。

有一名37歲系統工程師稱,他在之前的公司工作了十年,基本上每兩三年就會有一個同事“突然死亡”,實在受不了這種環境,三年前辭職了事。

(鬆崎教授採訪與調查數據見雜誌《AERA》 2016.10.24)

可見,過勞絕不是個別人能力不行的問題,而是眾多員工正在經曆的現實。

高橋事件發生後三天,時任電通社長石井直引咎辭職。

2015年(高橋事件同年),時任電通社長石井直與馬雲合影。圖片來自:體育產業生態圈

經過談判,電通以支付賠償金的方式與死者家屬達成民事和解。賠償金額沒有公開,但按照以往案例推算,預計超過1.6億日元(相當於人民幣1000萬元)。

除了民事賠償,電通還被法院裁定有“業務過失致死”的刑事責任,只不過被判支付的罰金僅有區區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5萬元)。

“我們日本人天生熱愛工作”

日本人有多熱愛工作?或許從日本特有的“罐裝咖啡”文化就可見一斑。

在日本街頭的小賣店或便利店,罐裝咖啡總是佔據著冰櫃的醒目位置。除了基本款的“BLACK”黑咖啡、牛奶咖啡,還有為現代人健康考慮的“微糖”咖啡,採用指定產地高級咖啡豆的“精選”咖啡等等,真不比專門咖啡店花頭少。陳列著各種花色罐裝咖啡的自動販賣機,更是在街頭小巷隨處可見。

在歐美國家,人們認為喝咖啡是享受休閑時光(有不少咖啡店根本不提供外帶服務)。而對日本人來說,喝罐裝咖啡就是在每天喘不過氣的工作中小憩片刻。兩三口喝完,腦子清醒點了,馬上返回工作崗位。所以除了日本,罐裝咖啡這種商品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沒能流行開來。

罐裝咖啡和日本人“熱愛工作”的文化密不可分。日本罐裝咖啡市場占有量第一的品牌“GEORGIA”(日本可口可樂公司下屬),就把“工作的意義”作為廣告宣傳的方向。 “GEORGIA”的電視廣告里,人氣男演員山田孝之扮演了從藍領到白領各行各業的工作者,他們在辛勤工作的空隙灌下一聽咖啡,品味著工作的辛苦與甘美。

最近的GEORGIA罐裝咖啡廣告中,演員山田孝之(右)和染穀將太扮演的上班族在工間喝咖啡小憩。廣告文案意為:“正因為如此(工作有意義),我才能奮鬥下去!” 圖片來自:Georgia.jp

在這種敬業文化的宣傳中,工作不僅是勞動,更是社會價值。然而有光的地方就有影,伴隨著“日本人愛工作”的美名,日本人的“過勞”問題也傳遍了全世界。

日本過勞問題研究專家森岡孝二在其著作《過勞時代》(岩波新書精選系列)中提到,英語中本來沒有“過勞死”這個單詞,後來吸收了日語發音“karoshi”創造出一個新詞,已經被《牛津英語詞典》在線版收錄。“過勞”就像“泡溫泉”“賞櫻花”一樣, 作為一種“日本式生活”為世界人民所熟知。

現代人為何會陷入“過勞”的泥潭?

從貧困落後到高度發達現代信息社會,生活條件確實是越來越好了。奇怪的是,人們好像並沒有過上了更舒適、更愜意的生活。工作壓力無處不在,連日連夜的加班擠掉了所剩無幾的個人時間,得到的回報是每個月工資卡里又多了一筆錢,但連花錢享受也變得越來越匆忙……

明明說好了,社會進步會帶來美好生活,為什麼人們卻活得越來越辛苦呢?

日本東京新橋車站附近是大公司林立的商務區,被稱為“上班族的聖地”。夜幕降臨,新橋車站周邊燈火通明,十分熱鬧。圖片來自:BIOS新橋深夜房屋租賃。這個網站為加班趕不上末班車的上班族提供臨時租房信息。

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分析了現代人超時加班背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過勞問題與經濟全球化有直接關聯。20世紀中期,世界各地掀起了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的運動,但在1980年代以後,這一趨勢開始停滯。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企業可以在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地區開設工廠,或將相關業務外包給海外服務機構,就能節省大筆人力成本。為了與這些新興經濟體較量,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得不加入勞動力成本競爭,改變原來的高福利薪酬體系。企業開始精簡正式員工的人數,轉而僱傭價格低廉的兼職員工、小時工,減少福利待遇。

人員減少了,每個人的工作量就變大了,這就造成了工作時間的延長。而對底層計時工人來說,本來時薪就低,想要獲得足以養家餬口的報酬,就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

管理和技術的發展使得普通勞動者的競爭力降低。在技術創新的推動下,企業投入了操作更簡單的生產線,開發出流程更優化的管理系統。單一崗位的工作職能越來越明晰,只需做一顆“螺絲釘”。即使是流動性較大的兼職員工,經過簡單培訓也能很快上崗。

以前的小作坊時代,一名鞋匠只要有手藝,就可以自己決定工作時間。需要休息的時候就休息,改天開門了,還是有生意可做。而今天流水線上的一名製鞋工人要是想任性休息幾天,老闆很快就可以找到代替的人。憑他在廠里學到的一點技術,完全不可能自立門戶。因此,生產技術越發達、管理越先進,打工者的議價能力就越低,只能接受資方的苛刻條件以換取生活保障。

至於外人眼裡光鮮亮麗的“白領”,照樣沒有什麼閑暇時間。比如上文提到的廣告業,他們的工作時長並不比“血汗工廠”遜色。

“股價至上”的贏利觀讓經營者通過裁員獲取利益。從經營者的立場來看,如果一名員工能完成三人份的工作,無疑是最合算的。優化人力(也就是裁員)意味著節約了人力成本,這會使公司的市值上漲,從而吸引到更多投資,經營者和股東雙雙得益。因此資本對於壓榨勞動力是喜聞樂見的。雖然很多公司也有員工股票,但這部分份額與經營者手中的份額相比,實在是九牛一毛。對於基層員工,能不能抵回加班付出的勞動,恐怕很難說。

多虧了信息通信技術的飛躍,現代人只要有一台智能設備,就能隨時隨地幹活。工作場所不再局限於辦公室,工作時間和個人時間也不再可以用下班鈴聲一線劃開。老闆再也不怕一下班就找不到你人影了。

照理說,處於被壓榨一方的員工應該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利益,要求資方實行合理的時間管理製度。然而,為了 “生活品質”,有很多人自己選擇了高強度、高報酬的勞動關係。

與底層勞動者相比,這些“奮鬥者”並非沒有議價能力,也完全能夠找到沒那麼辛苦的工作。但他們一邊抱怨著工作苦,一邊說自己是“不得已而為之”。對他們來說,不能維持“有品質的生活”,實在是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所謂“有品質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花錢去消費。為什麼“消費”如此重要呢?森岡引用美國學者斯格爾的研究指出,隨著勞動大眾的工資有了一定水平的提高,以中產階級為核心形成了大眾購買力,人們開始將“消費”作為“實現自我”的手段,進而形成了消費型資本主義。美國的消費型資本主義始於20世紀20年代,日本則從1960年代開始步入這一階段。

人人都有攀比心,看到別人買了好東西,自己也想要;自己買了更好的,忍不住向別人炫耀。消費是為了滿足生活需要,而競爭性消費卻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面子”。花大價錢購買並不怎麼需要的東西,可以換回心理上的一絲優越感。然而始終有人比你更有錢,有更好的東西,所以必須繼續加大消費力度,才能勉強維持這種優越感。

美甲沙龍使用的寶石都是漂亮的人造寶石,但最近日本出現了提供真寶石美甲服務的超高級沙龍。圖中的基礎款美甲用了鑽石(0.36克拉)、紅寶石和18K金珠,價值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000元)。另有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萬元)的奢華寶石美甲。圖片來自:日本電視台《鬆子會議》

說到底,消費就是支出貨幣。想要在競爭性消費中持續“勝出”,就需要擁有更多貨幣。因此人們就會為了儘可能多賺而拚命工作。工作是為了消費,為了消費導致過勞,兩者都無法鬆懈,於是形成“工作與消費的死循環”。

這樣的“死磕”聽起來很傻,但仍然讓“終於富起來”的芸芸眾生趨之若鶩。因為在這個由“過勞”和“消費”創造出來的“美好的交易時代”里,我們真的可以用錢買到很多好東西。

人們一邊飲下過勞的苦水,一邊享受著更多人的過勞帶來的甜美果實。在這樣的社會運轉下,人的精神狀態就像被不斷拉伸的橡皮筋那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無法抱怨,因為慾望不止,痛苦就不會消失。

“天才”是時間熬成的?

不得不說,任何領域的頂尖人物,都是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才煉成的。他們那些令人炫目的成績帶來的光環,讓“工作狂人格”也有了特殊的魅力。

日本出版界最耀眼的“工作狂”當然是漫畫家尾田榮一郎。他的代表作《One Piece》已經連載了22年,仍然保持著穩定的更新頻率。尾田在採訪中透露,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一直到夜裡2點都在工作。每天睡3個小時,此外除了吃飯都是在工作。

尾田是日本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漫畫家。《One Piece》單行本已經發行了92卷,日本國內累計銷售超過3億8000萬冊,刻下了日本出版史上難以超越的紀錄。

這些輝煌的成績也給他本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只是由於工作繁忙,除了給自家買了一個大房子以外,也沒什麼花錢的途徑。2016年,尾田的故鄉熊本縣發生地震,尾田以《One Piece》主人公“路飛”的名義向災區捐贈了8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800萬元)。

為了表彰尾田榮一郎的義舉,熊本縣政府為“路飛”建造了一座雕像。2018年11月,“路飛”雕像在熊本縣政府門前落成。熊本縣知事蒲島鬱夫(左二)、熊本縣吉祥物酷MA萌(左一)等手持象徵“路飛”的草帽,出席了揭幕儀式。圖片來自:產經新聞

那麼,是不是每天工作21小時,你也能變成尾田呢?恐怕連最天真的人都會嗤之以鼻吧。工作時間長一點,可以提高產量;工作時間短一點,生產節奏就稍微慢一點。一個普通的作者如果保持工作量,大概也可以畫出差不多數量的原稿,但內容精彩與否,就無法考量了。

由此看來,企業要求員工每天加班、超時勞動,其實是為瞭解決“產能”問題。員工貢獻了時間,是為企業提升了“產能”,但與“提升價值”並不沾邊。

肯定會有人“理性地”說,“長時間工作雖然不是成功的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

不投入時間,怎麼能有成就?”這種說法其實也搞錯了重點。

問問尾田,你為什麼能每天工作這麼長時間?尾田的回答很簡單:“因為喜歡啊!”

因為喜歡,所以願意把時間花在這件事上,甚至忘了吃飯、忘了睡覺——這就是 “廢寢忘食”。在這樣的狀態中,我們根本不會去考慮今天花了幾個小時,而只是自由地做事罷了。

所謂“天才”,並不是用“大量的時間”堆砌出來的,而是用“大量的自由時間”造就出來的。

每天奮鬥21個小時是“大量的時間”,每天工作3小時,持續工作十年也是 “大量的時間”。自由地使用時間,自主地掌控時間,這才是才華得以發揮的必要條件。

因為可以自由地使用時間,才成就了天才的偉業。而庸人執著於計算“付出”與“回報”合不合算,只看到天才在埋頭工作,就以為是長時間苦幹才做出了成果,這實在是對天才最大的誤解。

自由使用時間,代表了對個人價值的充分尊重,是人的解放。而強製規定下的長時間勞動,則是對個人價值的壓抑和剝奪。毫無疑問,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

異化勞動的代價

顯然,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自由工作”的條件,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條賺錢養家的現實之路。當人們以工資為目的去勞動,就背離了勞動本身產生價值的原意,勞動成為一種手段,一種交易行為:我出力,你付錢。這就是馬克思說的“異化的勞動”。

生活在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親眼目睹了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下底層工人的悲慘境遇。他在《資本論》中提到英國約克郡的數家紡織廠非法僱傭童工,強迫他們在粉塵飛揚的惡劣環境下連續工作30個小時。而最後工廠主受到的處罰不過是區區20英鎊的罰款。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工人為爭取8小時工作製舉行大規模罷工運動,這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8小時工作製”的訴求是“8小時用來工作,8小時用來休息,還有8小時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圖片來自:網站JACOBIN。畫家是Ricardo Levins Morales

工人投入時間和精力生產出來的東西卻並不屬於他們、自己,而是屬於僱主;不僅如此,他自己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成為僱主花錢購買的東西。因此,他為企業創造的價值越來越強大,他失去的也就也多。只有工資可以為這種創傷帶來少許撫慰。

兩百年過去了,勞動者的生存環境已經大為改善。在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黑工廠”早已絕跡。但是,超長的工作時間仍然在擠壓員工的個人生活。

日本社會常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與超長的工作時間脫不開關係。由於丈夫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工作上,妻子就不得不承擔起家務和育兒的全部責任(日本請祖輩帶孩子的情況較少)。

因為經濟整體不景氣,現在很多日本家庭僅靠丈夫一個人的工資,其實很難維持日常開銷,於是妻子也不得不抽空去找一些短時間的臨時工。《過勞時代》裡面有一個例子提到,一家24小時營業的超市想招一些夜班臨時工,原以為這個時間點能來的應該是身強力壯的大學生,沒想到來應聘的大多數是30來歲的家庭主婦。白天她們要照顧孩子、做家務,只有晚上等孩子睡了,託付給爸爸,自己才有時間出來幹點活。臨時工是按時間計費,固然談不上加班的問題。但要知道,來上夜班之前,這些主婦已經在家操持了一天家務了。

丈夫為了生計疲於奔命,妻子深陷“喪偶式育兒”的泥潭,雙發都承擔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夫妻倆幾乎沒有共同的時間,積壓的情緒和不滿自然很難找到化解的途徑,更容易加深家庭成員之間的隔閡。

上班賺錢,下班閑暇時間夫妻兩人聊聊天、散散步,這本該是家庭生活最樸素的治癒功能。可是為了應付工作,這些最基本的生活都被趕到了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只要賺到錢,生活就能變好”的論調。錢倒是賺到了,但逝去的人生能買回來嗎?

日本岩手縣盛岡市 “先輩爸爸座談會”上,幾位年輕的爸爸分享了育兒生活的苦與樂。這幾個家庭都是雙職工,夫妻雙方共同分擔養家賺錢和育兒責任。如果夫妻中的一方不得不長期超時加班,共同育兒的家庭結構是不可能維持的。圖片來自:岩手日報

被“工作狂”精神鼓動了幾十年的日本人,終於開始思考,為了更好的生活,到底付出多少代價是值得的呢?

老闆,我要回家吃晚飯!

《日經WOMAN》是一本面向職業女性的生活方式雜誌。從1999年起,雜誌主辦方每年會舉辦“The Women Of The Year”(年度商業女性)評選活動,表彰在商業領域有突出貢獻的職業女性。去年底揭曉的2019年度商業女性評選,出人意料地把大獎頒給了一位名叫中村朱美的女士,而她只不過是在京都經營小飯店。

日本的經濟類雜誌與各大企業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此前 “年度人物”大獎可都是頒給知名企業的精英女性的。那麼,這位中村女士到底是做出了什麼了不起的貢獻呢?

中村朱美今年35歲,原本從事銷售方面的工作,丈夫在房地產領域工作,都屬於多完成一份業績才能多拿一份錢的工作,工作時間也都很長。

中村的丈夫有個獨門手藝,能做超好吃的炙烤牛排蓋飯。為了經營起一份自己做主的事業,中村說服丈夫一起創業。2012年,他們開了一家牛排蓋飯專門店。

小飯店的名字叫“佰食屋”,就如店名的意思,這家店每天只賣100份午餐,賣完即止,晚上不營業。菜單的品種也“極簡”,只有炙烤牛排蓋飯、炙烤牛排套餐和漢堡牛肉餅套餐三種,價格為1000至1100日元(含稅,約合人民幣60至66元),另加味噌湯、色拉兩樣配菜。以京都的消費水平來說,這個價位的工作午餐有點小貴,屬於“今天中午吃頓好的”。

由於牛排飯十分美味,開店三個月後,小店就完成了每天100份銷售一空的業績,實現了預期盈利。

午餐時間,在“佰食屋”門口排隊的人們。圖片來自:網站Gigazine

按照一般的經營思路,這時候應該加把勁做好晚餐時間段,爭取把營業額再翻一番了吧。但中村說,不幹,晚餐時間我要回家和老公孩子一起吃飯。

原來,中村在開店之初確立的經營方針就是“儘早賣完100份飯,儘早賺到今天份的錢,儘早回家”。她不願意為了多賺一點錢,去犧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

開店之初,中村也參加過“創業項目融資比賽”之類的活動。但業內經驗豐富的專家教授對她的商業模型完全不看好,還嘲笑她“你是不是傻?”

“專家”的否定並沒有打擊到中村,反而讓她燃起鬥志。中村認為,要開公司,就要開一家自己也願意在這裏打工的公司。她相信,工作是為了讓生活得更豐富的手段,只要認同這點,這個社會就一定會需要她這樣的公司。

中村是如何運營她的小飯店的呢?

首先,任何生意都要以盈利為根本。中村對自家牛排蓋飯的口味非常自信,不愁賣不出去,所以營收的要點就放在原料成本控製上。比如進貨,牛排用的是高級日本產和牛,一次性進貨整塊牛肉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做牛排蓋飯只能用腿肉最好的部分,那麼剩下的邊角料就用來製成漢堡肉餅,保證所有原料物盡其用,沒有浪費。

餐廳不開發新的菜式,而是致力於把每份餐都做到最好。這樣一來,廚房的管理難度大大下降,一家店只需要五名員工就可以運轉,培訓也變得非常簡單高效。顧客無需抱怨沒有選擇——如果想吃別的口味,完全可以去別家店,但只要想吃牛排飯,來這裏一定讓你滿足。

可以說,中村的經營方法和大多數的飲食店剛好相反。人家有一大堆TO DO LIST,她只有NOT TO DO LIST。成本和人力上的“零浪費”原則幫助中村提高了盈利率。

讓員工安心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來店裡工作的人和中村一樣,都希望一鼓作氣幹完活,早點回家。這裏的員工有單親媽媽、聾啞人、家裡有老弱病殘要照顧的、四十多歲一般企業不肯錄用的。他們絕不是那種混日子的人,反而是兢兢業業對待自己手上的活,力求把每件小事做好的靠譜員工。就因為沒有往上爬的強烈慾望,又希望多點時間留給家人,他們被“精英分子”粗暴地鄙視為“不求上進”。事實上,這些人的訴求,只不過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最為基本的生活權利罷了。

“佰食屋”的工資和一般飲食店差不多,但只需做午餐時間段。這裏的每位員工都給上社保。只要是在帶薪休假範圍內的,都會準假。像“今天是和女朋友的紀念日,想一起吃個飯”這樣的請假理由也完全沒問題。由於工作氣氛好,店員之間關係都比較融洽,換個班什麼的也都樂意相互幫忙。

要知道,日本的餐飲業可是加班過勞的“重災區”,繁忙時期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都不稀奇,而且由於餐飲業工作時間的特殊性,正好錯開了用餐時間,從業人員是沒法和家人共進晚餐的。至於業內大多數臨時工,他們根本不可能有社保。“佰食屋”能做到這樣的員工待遇,實屬難得。

店裡有員工說:“我一直在餐飲業打工,到了這裏,才第一次有時間回家幫孩子洗澡呢。”“終於能夠一家三口一起吃晚飯了。”還有一位男性員工,來這裏工作以後談了女朋友,結了婚,還享受了陪產假待遇。

“佰食屋”員工合影。中間的是中村朱美和丈夫。圖片來自:Foodist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佰食屋”不但保證了穩步經營,還在京都市內開出了兩家分店,分別經營牛肉壽喜鍋和牛肉壽司。當然,新店也同樣貫徹著“每天100份,售完即止”的方針。這證明了“佰食屋”的工作方式是可以複製的。

說起自己的成功,中村只是笑道:“我這樣的公司可賺不了大錢哦!” 她表示,目標是讓店能一直開下去,這樣她的家人和員工就可以維持現在的生活節奏。與其追求業績,不如在可控的規模內,合理安排好成本,保證收益,讓公司維持安定的“低空飛行”就可以了。

“The Women Of The Year 2019”把大獎頒給中村朱美,是因為她開創的工作方式為解決日本社會“少子高齡化” 的難題提供了實際可行的辦法。

去刻意追求盈利最大化,而採用短時間高效率的經營形式,讓普通勞動者能夠在得到合理報酬的同時也擁有自己的生活,讓有育兒、照顧老人等需求的人也能細水長流地工作,這或許正是面向“人生100年時代”的日本所期待的新商業模型。

生活即尊嚴

二戰後的日本,硬是從一地廢墟“變身”為亞洲第一個發達國家,這裡頭離不開普通日本人的勤勞和汗水。那一代日本人以公司為家、為公司奉獻,不僅撐起了社會的發展,還樹立起了“工作為人生創造價值”的信念。

當年的不少大企業,甚至為員工建起了“企業墓園”。在日本佛教聖地和歌山縣的高野山地區,就有至少100家企業的墓園,專門用來告慰把一生獻給工作的員工,可謂將 “生是公司人,死是公司鬼”的集體主義精神貫徹到了終點。(《日本經濟新聞》2016年7月16日)

位於高野山的UCC企業墓地,這是一家專營咖啡的公司。圖片來自:日本經濟新聞

現在這個物質富裕的日本社會是靠著上一代日本人的吃苦耐勞奮鬥出來的,這種燃燒自己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畢竟是從窮困和貧瘠中綻放出的花朵,也充滿了辛酸。企業提倡奉獻精神,很多人為了工作,一輩子都沒有享受過個人和家庭生活。儘管拿到了工資,卻還是無法擺脫心靈深處的匱乏感。

而在一個真正富裕的社會,人們其實無需生活得如此憋屈。有閑暇時間做喜歡的事,享受戀人之間的美好時光,和家人一起歡笑……享有點點滴滴的豐富生活,才能感受到“富有”。

這樣的生活絕不會存在於“過勞”的延長線上。那麼,如果嚮往這樣的生活,人們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又是否願意放棄已經得到的顯而易見的利益呢?

“平成”時代已經走到了尾聲,日本仍然沒有擺脫長期經濟低迷的陰影。在這樣的年景里,引起日本社會關注的竟然不是創造了多少市值的“獨角獸”公司,而是“佰食屋”這種註定掙不上大錢的小餐館。

時代的風向已經發生了微小但切實的轉變。

工作不應該是“犧牲”,不應該是生活的對立面。有一份工作,是人立足於社會的根本。工作維護人的尊嚴,而生活本身,即是最基本的尊嚴。

一本秋刀魚的書單

《過勞時代》

森岡孝二著,米彥軍譯,新經典文化/新星出版社,2019年

日本人讓“過勞”一詞聞名天下,但“過勞”絕不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資本運轉的模式決定了“勞方”和“資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無法迴避的矛盾。日本的長時間勞動阻礙了中國勞動者要求縮短工作時間的訴求,中國的長時間勞動也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勞動者的長時間勞動。在這場博弈中,各國的勞動者其實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

《青年們,讀馬克思吧!》

內田樹/石川康宏著,李春霞譯,東方出版社,2018年

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被認為是“繼《菊與刀》之後又一本討論日本民族性的名著”。其實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涉及當代思想、政治、宗教等領域,同時還是一位合氣道武道家。本書是內田樹與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石川康宏以書信形式合著的一本普及讀物。石川對馬克思著作進行介紹,內田則對此解讀併發表看法,形成討論。閱讀偉人著作,讀者也要有自己的思考。

《金錢教會我》

家入一真著,千太陽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

家入一真28歲時成為日本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老闆,很快破產,隨後又東山再起,重新創業。經曆過“人生過山車”的家入對“金錢”和“在這個時代如何賺錢”有了非常具體的思考。這本書里講了他的工作觀,但更重要的是透露出“時代已經在發生變化”的強烈信息。2014年,36歲的家入以個人名義參選東京都知事。他的主張是關懷“家裡蹲”,幫助他們融入社會,自如生活。最後他的得票名列第五。

《現場報導:企業墓》

山田直樹著,EAST PRESS,2018年(暫無中譯本)

日本佛教聖地高野山、比叡山的深處有一群企業設立的墓地,這裏供奉著為企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奠基人,也供奉著為企業奉獻了一生的普通員工。這些墓大多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前的鼎盛時期建立的,大部分墓地並不掩埋骨灰,而只是供奉名字,用來“告慰英靈”。本書講述了多家企業在曆史巨變中的沉浮。繁華落盡,今天的日本人將如何看待那些為了國家和企業的高速發展“英勇捐軀”的“企業戰士”呢?

《日經WOMAN》2019年1月號

日經BP社,每月1日出版

本刊是《日本經濟新聞》下屬出版社日經BP出版的面向職業女性的生活雜誌,內容涵蓋了職業規劃、時間管理、理財規劃、健康管理、生活技能等職業女性關心的方方面面。每年舉辦的“年度商業女性大獎”密切關注當下的商業動向和創業思路,反映了時代的風向。今年1月號刊登了“佰食屋”的專訪。

【作者簡介】一本秋刀魚:解析日本文化的書探事務所。成員曾供職於《每日新聞》社、學研社、Kindle及iTunes團隊。(微博/微信公眾號:一本秋刀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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