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威談嚴復的翻譯及世紀之交的語言困境
2019年04月28日09:05

原標題:沈國威談嚴復的翻譯及世紀之交的語言困境

沈國威(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學術的體系由概念構建,概念以語詞為外殼。而對於外來的學術體系,容受語言的話語體系常常有毫釐千里的距離。嚴復開始翻譯工作時,人文社科領域翻譯的積累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是我們如今很難想像的。嚴復在翻譯和著述過程中,遇到了怎樣的困難?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沈國威先生長期從事語言學研究,繼《嚴復與科學》(2017)之後,最近又出版了《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嚴復譯詞研究》(“學科、知識與近代中國研究書系”),詳細討論了嚴復的譯詞及其對現代漢語建立的貢獻。《上海書評》請他談了談這方面的情況。

《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嚴復譯詞研究》,[日]沈國威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80頁,85.00元

嚴復與林紓都在晚清時期翻譯了大量西方書籍,林紓翻譯小說,嚴復則側重人文社科類著作,如《天演論》《原富》《穆勒名學》等,與林紓相比,嚴復翻譯的目的及所處語言環境有何不同?

1878年嚴復巴黎留影,時年二十六歲。

沈國威:嚴復和林紓當然完全是兩種類型。嚴復有一種所謂的社會關懷或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可能是1877年去英國以後逐漸萌生的。嚴復在英國留學時就讀了培根,受到了英國經驗哲學的洗禮。他不再把形上之學看得那麼高大上,認為形下之學能改善人們的生活。嚴復的“科學=富強”就是從這裏來的。而小說在清末的語境下是一種彫蟲小技。林紓是不是想靠這個東西來匡扶社會,我不太清楚。至少嚴復不喜歡被人與林紓相提並論。嚴復的著述活動是從1895年2月開始的,他當時大概已經讀了赫胥黎最新的論文。他第一篇時論《論世變之亟》就包含了“天演”的意思,只不過還沒有“天演”這個詞,他使用的是“世變”“運會”。接下來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里嚴復談到了“信達雅”,現在“信達雅”被當做翻譯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但是,我想也可以當做《天演論》翻譯的個案來看,說的是1895到1896年間嚴復所處的翻譯環境。當時的翻譯環境如何?用傅蘭雅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既無其學又無其語。這也是嚴復譯科學書和林紓譯小說的重大區別。今天我們讀《天演論》,感到譯文和原文有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是究竟是嚴復取捨的結果,還是一種語言上的無奈?思想史的研究對前者討論的多,我是研究語言的,對後者更為敏感。我想指出我們對世紀之交漢語局限性的認識是不夠的,其實嚴復在很多時候是勉為其難的。當時我們的語言還沒有為翻譯西方的人文科學做好準備。嚴復在1902年說用漢語講授科學還為時尚早,需要二十年。後來嚴復又說需要三十年。嚴復認為用漢語講授科學無異於用“中國舊之刀鋸錘鑿”製造鍾表。這是一種來自翻譯實踐的悲觀。世紀之交漢語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語詞;二、漢語的句子形式;三、讀者的閱讀情趣。

《直報》所載《論世變之亟》

語詞就是翻譯所需要的譯詞吧?您在書中提到,嚴復的譯詞有承襲中國古典的,也有獨自新造的,能大致介紹一下嗎?

沈國威:對,語詞就是譯詞,嚴復認為這是翻譯的先決條件。譯詞從哪裡來?現在我們買一本辭典就能解決一大半了,可按嚴復自己說法和我們掌握的材料來看,嚴復沒有機會使用傳教士的英漢字典,至少幾種主要字典,如馬禮遜、羅存德、衛三畏的他沒有用。我的書借用了嚴復的話,“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就是想強調譯名的來之不易。嚴復的知識直接來自於英文,換句話說就是他在獲得這些知識的時候,沒有經過翻譯。所以當他要把這些知識轉述給國人時,就遇到了困難。他只能用自己所知道的詞,也就是古典詞去翻譯。但是不同語言的詞是不可能完全對應的。嚴復把譯詞分為大詞、小詞兩類,大詞是像“權利”“自由”這樣的重要詞語,現在也叫“關鍵詞”;小詞就是一般性的詞語。但我們知道甚至“貓”“狗”這樣的小詞,漢語英語也不完全相等,嚴復說這個沒關係,只要慢慢磨合就好。至於大詞,嚴復認為在古代,中外是相通的,所以在漢代以前的古典中可以找到完美的譯詞。當然,漢以前的古典,不可能為嚴復提供他所需的所有譯詞,新造譯詞是不可避免的。

《天演論》

嚴復在譯詞創造上遇到了哪些問題,他是如何解決的?

沈國威:嚴復說“物競、天擇、儲能、效實”都是自己創造的,頗有一點沾沾自喜的感覺。這種積極的態度和日本蘭學家不同。蘭學家認為應當首先使用中國典籍中的詞,實在沒有才可以“私造”,既然是“私造”,就不是堂堂正正的了;桐城派也主張文章里不能有闌入之字。嚴復對如何新造譯詞沒有過多的說明,但可以指出兩個特點,一是多用古僻字,二是單字譯詞多。這兩點都和嚴復譯詞應該使用漢以前的字的主張有關,也是嚴復的譯詞最終沒有能夠留下來的主要原因。另外,對嚴復來說,語素對譯法是一個重要的方法。所謂語素對譯也叫“直譯”,就是先把外語詞分解開,然後用漢字去對譯。例如football譯成“足球”。語素對譯法一方面需要高度的外語知識,另一方面,選擇哪個字也反映了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例如,現在一般認為嚴復的“天演”是evolution的譯詞,其實“天演”是cosmic process的直譯。赫胥黎一方面用cosmic process討論生物的進化,另一方面用ethical process討論人類道德的進化。Evolution是單純詞,又是中國沒有的概念,所以很難譯出來。嚴復好像也是費了一番周折的。在1895年的文章裡面沒有“天演”,一直到1896年6月以後這個詞才出現。這也是一個逐漸領會的一個過程。《天演論》的定稿、刊本第一節就有“天演”,但是手稿裡邊第一節沒有,第二節才出現。這就說明初稿里沒有“天演”,現在能看到的手稿本其實是修改稿,“天演”是修改過程中加進去的。手稿本第一節沒有出現“天演”應該是漏改了,刊本就完全統一了。赫胥黎的原著是“進化與倫理”,有人說嚴復的《天演論》缺失了倫理的一半。其實不是,嚴復只是沒有使用“倫理”這個詞而已。因為嚴復不認可這個日本的譯詞。

《天演論》序

您在上面提到了漢語句子形式和受眾閱讀習慣的問題,具體是指什麼?

沈國威:翻譯要求原封不動地傳遞原文的信息。嚴復即使完全理解了原著,也有一個用什麼語言形式翻譯的問題。句子形式是嚴復碰到的重要障礙。嚴復認為中英兩種語言在句子層面最顯著的差別是從句,特別是定語從句(《英文漢沽》,1904年)。對名物加以各種限定、修飾是西方科學著作的特點,而漢語的特點是句子短小,沒有很長、很複雜的定語成分。翻譯原著的定語從句讓嚴復很傷腦筋。照原樣譯出來意思不通,省略不譯又怕不能完全傳達原著的意義。定語是近代以後語言活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漢語一百多年來的變化,我認為都是圍繞如何使定語長大化展開的。現代漢語里增加了很多區別詞,也叫非謂形容詞,它只能用來修飾名詞,不可以作謂語。區別詞的出現就是為了滿足修飾名詞的需要。所謂閱讀習慣實質上是受眾對文章的價值取向。讀書人不認可你的文章,就不會去讀你的書,哪怕書里的道理再好。在當時這個問題被稱為“雅馴”。嚴復和吳汝綸在書信中對雅馴的問題有很詳細的討論。嚴復在翻譯《原富》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文章越來越糟糕,告訴吳汝綸幾乎要放棄了。其中的原因就是《原富》和《天演論》不同,要使用大量的專業名詞,這樣文章的格調和節奏都不易掌握了。吳汝綸說西方著作多是大部頭,是宏大敘事,“一干眾枝、枝葉扶疏”;這在文體上有和《史記》相通之處,但是韓愈以後中國的讀書人更看好小豆腐塊,把宏大敘事的傳統給丟掉了。吳汝綸希望嚴復能恢復《史記》的傳統。但這不是嚴復一個人能解決的問題。

《原富》,南洋公學本。

嚴復認為缺乏嚴格定義的專業術語是當時漢語的一個大問題,其實雙音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嚴重不足也影響了譯文。嚴復在《政治講義》中討論國家起源時,涉及到了一對相對立的概念:state和family。state現在譯成“國家”,family翻成“家庭”。但是這兩個詞似乎還不是嚴復的“使用詞彙”,他尤其不想使用“國家”,認為其中的“家”和state相矛盾,會影響表達的準確性。他也嚐試著使用“邦國”。可是,從日語翻譯過來的書籍都是用“國家”,所以嚴復就得解釋,翻譯state,兩個字的時候叫“國家”,一個字的時候叫“國”,是一回事。這也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注意嚴復譯詞的形式和意義的關係。比如他要討論“學”和“術”的關係。“術”是人類知識的積累,是經驗性的,“學”是對“術”的整理和提升。“術”如何能夠成為“一科之學”,這就是嚴復時刻意識到的“成學程途”的問題。但是嚴復有時還用“學術”來表達science的意思。這是因為一個字的“學”在實際使用上有很多限製,不得不轉變成雙音節的詞。這樣我們就需要辨別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嚴復的“學術”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對立的概念,還是僅僅是為了湊足兩個字?術語和其他二字詞的缺乏,中英語言結構上的差異,宏大敘事文體的不在,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嚴復翻譯在語言上的無奈。

有學者認為,嚴復的譯詞在與所謂的“和製漢語”的競爭中失敗了,您能談一下嚴復譯詞和日本譯詞的關係嗎?

沈國威:嚴復的著述翻譯活動開始於1895年春天,這時的漢語已經進入非純潔時代了。當時的媒體,如《申報》《時務報》上充滿了外國人寫的,或者受到外語影響的文章。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日語詞大量湧入漢語的文章。王先謙、葉德輝、張之洞、樊增祥等人對新名詞的責難就反映了這一點。嚴復在這種環境里翻譯、寫作,日語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他的第一篇文章里就用了“起點”,張之洞對這個詞可以說是恨之入骨。(笑)在嚴復後期的翻譯著述中,如《名學淺釋》(1908)等,日本譯詞的使用就更多了。嚴復主觀上對日本譯詞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日本譯詞不夠準確、不雅馴;日本不是知識的本原,二手獲得的知識會失真。總之嚴復有嚴復的矜持,不像王國維那樣豁達。

詞彙史研究作為記述性的科學,並不刻意解釋詞語消亡的原因。詞彙史研究只描述“埋單”逐漸取代了“結帳”,至於為什麼會如此,因為這是一個使用者心理上價值取向的問題,應該交給社會語言學家去處理。當然,嚴復的譯詞與一般的流行語不同,它反映了嚴復接受西方知識的心路曆程。

譯《天演論》時留影,左一為嚴復,左二為夏曾佑之族孫夏伯垍。

日本的啟蒙家西周創造了兩千四百多個新詞,現在仍在使用的有百分之十左右,而嚴復的譯詞只剩下了三個:烏托邦、圖騰、邏輯,而且都是屬於那種是無心栽柳的例子。尤其是“邏輯”能夠普及開來,完全是章士釗的執著。唯一可以說的是,譯詞的理據並不決定一個譯詞最後能否勝出。嚴復的“天演”從理據上說,要比“進化”好,因為“進”是有方向的,而這正是赫胥黎想排除的含義。嚴復用“進化”翻譯ethical process,說明他讚成道德需要昇華、完善的主張。當然,我上面已經說過了,嚴復的譯詞愛用古僻字、單音節字,另外,他本人在譯詞的“始終如一”上做的不好,前後期譯詞不統一。這些都影響他的譯詞為廣大讀者所接受。但這也是初期譯者無法避免的命運。

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動機一直是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嚴復的翻譯對原文有故意曲解之處,借外國人的書宣揚自己的主張。對這一點,您是怎麼看的?另外,嚴復的《天演論》已經一百多年了,對於今天的讀者譯文很難懂。讀懂《天演論》,把握嚴復的意圖,需要做什麼?

沈國威:我不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對嚴復的翻譯動機說不好。嚴復說他不是翻譯,而是達旨,再加上幾乎和原文相等的案語,對讀者有一個誘導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但具體是什麼,需要做思想史研究的學者來廓清。嚴復想說什麼,他的語言清晰到什麼程度固然重要,嚴復能被當時的讀者看懂到什麼程度,也就是人們是怎麼接受嚴復的也是一個有趣的視角。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上說,很多人買《原富》其實是用來補壁而已,炫耀自己是新派人物。《天演論》當時有多少人能讀懂?讀出了赫胥黎的原意和與嚴復之間的誤差?張仲民教授指出了近代新知識接受上的“種瓜得豆”的現象,對於嚴復一系列的譯著,是不是也有這個問題。嚴復提到古書難讀時說:後來的人沒有讀古人讀過的書,也不做古人做過的學問,和古書里說的道理就很隔膜了;再加上年代久遠,語言和社會都發生了變化,當然也就不知道古人文章說的是什麼了。有時雖然文字不難,覺得已經讀懂了,而實際上還有很多似懂非懂之處。要讀懂嚴復,需要讀嚴復讀過的書,但這很難做到。對於嚴復的研究,我只是一個語詞視角的參與者,下面是我的幾點不成熟的感想。

1905年嚴復倫敦留影

一、不能孤立地對待嚴復的某一篇譯著,要把嚴復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研究《社會通詮》如果不同時把《群己權界論》和《政治講義》納入考察的範圍就可能功虧一簣。因為可以說嚴復是以相同的問題意識來做這三個文本的翻譯的。同時翻譯和寫作也不能割裂開來,其間是有密切關聯的。

二、要有曆史感。這一個是說要回到曆史的原點,不能以今天的常識理解過去的知識;另一個是說,嚴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也有一個逐漸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例如,嚴復開始時說赫胥黎的書是要拯救斯賓塞“任天為治”的末流,後來又批評赫胥黎取媚世人,不說真心話。對於進化論的理解應該是貫穿了嚴復的整個學術生涯。我們不能固定地看待嚴復。

三、要有跨學科的視角和方法論。赫胥黎的原著不是生物進化的著作,對這一點爭論不是很大。那麼到底如何定位赫胥黎的這本小書?研究嚴復的學者是否注意到了倫理學史,特別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熱鬧起來的進化倫理學研究對於赫胥黎的討論?赫胥黎在那場著名的講演中提到了“進化的倫理”和“倫理的進化”,其中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對於進化倫理學的研究來說,赫胥黎是一個個案,而對於赫胥黎研究來說,進化倫理學是一個大背景。嚴復的《天演論》乃至嚴復本身的研究都應該在這個背景下展開。

沈國威著《嚴復與科學》

四、嚴復研究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這個證據要落實到詞語上。我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叫做“關鍵詞分析法”,就是抓住嚴復譯著或文章里的某些重要詞語,通過詞語對概念進行追蹤、梳理,由此解讀嚴復的意圖和理解上的變化等。嚴復在《天演論》中既使用了“天演”,又使用了“進化”,嚴復究竟賦予了這兩個詞什麼含義?它們的區別在哪裡?我現在對這些問題非常感興趣。也許這是讀懂《天演論》的關鍵。

(感謝複旦大學曆史系孫青副教授對此次採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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