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教授:推進“一帶一路”合作還需做好機製化建設
2019年04月26日18:50

  “一帶一路”倡議基於開放合作,聚焦互聯互通,意在開放共贏。六年來的實踐表明,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需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理念,因而越走越寬廣、越走越通暢。當前,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沿線國家的普遍願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長,“一帶一路 ”中心首席研究員劉宏教授

  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召開之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長,“一帶一路”中心首席研究員劉宏教授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專訪,圍繞 “一帶一路”發展經驗、如何更好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智庫應發揮哪些作用等話題進行了總結和分析。以下為採訪實錄摘編:

  中國網:“一帶一路”從提出到現在發展得怎麼樣?您對此如何評價?

  劉宏: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來,我認為中國的國家形象發生了積極變化,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成效。“一帶一路”項目不斷增加,參與國越來越多,“朋友圈”不斷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

  當然,作為一項世紀工程肯定會面臨一些困難與挑戰,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冷靜思考,總結過去的成功經驗,改進需要彌補的地方。我認為過去幾年中,“一帶一路”建設在基礎設施等硬聯通方面做得很好,但軟聯通還有進一步改進和提升的空間。

  軟件和硬件相互搭配,相互支撐,才能發揮最有效的作用。

  中國網:您認為“一帶一路”如何能更好地做到民心相通?

  劉宏: 我認為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首先要衡量建設和發展的不同尺度。有的是重視經濟效益,包括投資帶來的回報,基礎設施長遠使用的回報;有的重視政治效益,這有助於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的友誼。

  但是,我認為還應該增加社會效益。社會效益可以從民心相通的角度來衡量,體現在一個國家的主流媒體、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等,怎麼看待“一帶一路”倡議。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詮釋“一帶一路”倡議,瞭解當地人的需求,站在共建國的角度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真實地告訴當地人“一帶一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政治效益、社會效益以及長遠的正面影響。

  另外,還要在圍繞怎樣推出更好公共產品的目標去努力。比如,希望工程改變了一大批失學兒童的命運,改善了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喚起了全社會的重教意識,促進了基礎教育的發展。我想中國是不是能夠推出類似希望工程的公共產品,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升教育與經濟發展,這類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總投資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所帶來的影響是長遠性的,也是全社會性的;還可以設置專門的“一帶一路”國家獎學金,讓這些到中國來留學的人,學成畢業後回到各自國家能從事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的工作;也可以圍繞當地民生問題做相關的努力,比如把醫院、社會所需的就業工程聯合在一起,讓“一帶一路”的理念以一種具體的方式播種到民間,讓當地社會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並不僅僅只是高鐵、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畢竟這些對當地民眾來說,與其利益有一定距離性。因此,有益於民心相通的公共產品尤為重要。

  中國網:“一帶一路”是一項世紀工程,在目前來說,您覺得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何讓這一世紀工程發展得更好?

  劉宏: 我認為“一帶一路”要想更好走下去就需要加強製度化建設,需要相關的機製。

  機製可以分為多種類型,第一個是中國自身主導,比如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的推動;第二個是多邊的機製,類似亞投行,亞投行已經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多國的參與而且也獲得了比較好的效益與口碑。另外,我認為也可以成立一個類似的多邊機製,比如“一帶一路”基金會。基金會可以由中國發起,邀請多國參與,治理的規則上秉持共同協商和討論的原則,支持一些社會化的民間項目,推動具體落實“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就像亞投行一樣,中國在亞投行出資比例將達30%,但是中國已經表示不行使否決權,而是使用多邊協商的機製。在這樣的設想下,“一帶一路”基金會面向社會、面向民間的跨國協商,所產生的影響會非常廣泛,而且是能超越經濟和投資領域,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這也需要參與國自身的機製建設。新加坡政府非常支持“一帶一路”。因此,新加坡政府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局(Infrastructure Asia)致力於打造成為區域基礎設施融資的重要平台。這一類型的機製會讓“一帶一路”項目在各地更好地落地。

  中國網:中國智庫應該如何加強與國外智庫的合作,共同助力“一帶一路”?

  劉宏: 首先,智庫機構要真正瞭解“一帶一路”建設,不要迴避“一帶一路”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正確應對這些困難和障礙,最終提供智力支持,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誤解時,中外智庫的學者可以研究從哪個角度回應,或者在政策的製定中發揮智庫支撐引領作用,服務於“一帶一路”建設。智庫可以為企業提供有效的諮詢服務,比如中國企業在當地僱傭的工人有不少來自中國,那麼如何通過不同的方法來使當地的工人更多地被僱傭,通過這種溝通的結果產生直接的效益。這些都是中外智庫可以共同去做的。

  當然,中外智庫合作舉辦面向公眾的國際型論壇與活動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論壇與活動不一定在中國舉辦,因為中國人已經非常瞭解“一帶一路”倡議,所以需要走出去,讓智庫的學者面向世界。南洋理工大學成立的“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在非洲、緬甸、新加坡舉辦了很多場的論壇,目的在於如何站在當地機構和社會的角度,把“一帶一路”和中國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您覺得在人才培養方面,有哪些經驗是中國可以向新加坡借鑒的?

  劉宏: 新加坡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在國際化人才培養,而且把國際化人才與本土化人才結合,並沒有把它中間劃一條線,作一分為二的區分。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有兩個基礎,一是培養本土人才,二是引進國際人才。一方面推動本土人才國際化,同時引進國際人才本土化。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在這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有一整套的機製,這個機製不僅僅注重怎麼引進人才,而是更注重怎麼樣培養人才,讓人才有充分發揮的空間。同時有一系列措施作為配套,讓他們融入當地社會,這是值得借鑒的地方。(記者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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