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VS閻連科:文學的興衰是否有跡可循?
2019年04月25日10:09

原標題:張煒VS閻連科:文學的興衰是否有跡可循?

“從事和熱愛文學的人,經常要在心裡畫問號:我們處於文學的哪一個發展階段? 文學和我們當代生活的關係是什麼?文學是興還是衰?文學有沒有一個可預料的未來……”在對話的開頭,作家張煒拋出了這一系列問題。這些關於文學的大問題,似乎總沒有確定的答案。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文學作品的數量越來越多,但文學的生存空間卻越來越窄,文學的前途也難以預測。

在這樣的環境中,堅守文學的冷板凳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對於張煒和閻連科兩位作家來說,寫作已然成為了幾十年來的習慣,乃至生活方式。自第一部小說《古船》之後,張煒在四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積累了上千萬字的作品,並一直在探索新的創作路徑;不久前出版了新作《速求共眠》的閻連科,近年來在大學里教授寫作,在講台上向年輕的學生分享他的文學經驗。在一個喜歡談論進步的時代,他們選擇守在自己的書桌前,與文學進行著緩慢而長久的對話。

於他們而言,文學的興與衰意味著什麼?他們又如何看待當下的文學狀況,以及文學未來的命運?4月17日,張煒和閻連科在香港科技大學就“文學的興與衰”這一話題展開了對話。他們從曆史上文學的黃金時代,談到今天的文學創作,並對青年寫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文學的興衰不由社會環境所決定,但依然有跡可循

我們今天的文學處於怎樣的時期?張煒用“麻袋”一詞來形容。他回憶起上世紀50年代,自己的一個朋友每天到機關、工廠和鄉村去收集文學作品,一星期內就收集了兩麻袋。當時,一切都在躍進,文學也在躍進,大量的人都在寫作。而到了今天的互聯網時代,這種狀態似乎重現了。文學再次進入了一個“麻袋時期”。

然而,這不意味著文學的繁榮。對於張煒來說,“文學的興衰”是一個相對神秘而難以把握的問題,因為文學是個體的創造,而不是群體現象。文學與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一定聯繫,但無論社會是戰亂還是和平、嚴酷還是寬容,都不能阻擋文學天才的爆發,亦不能保證時代傑作的產生。

張煒

在張煒看來,文學的興衰更與作家的天賦息息相關。關於後者,張煒用了一個浪漫的比喻:“我們不妨把地球看作是土壤,經緯線看成田壟。然後就會發現,有某種未知的力量,在播種天才的種子。而種子一旦播下,就一定會開花結果。這就是偉大作家的產生,就像宇宙的規律一樣無法把握。”

“我們很難去談論文學的規律,”閻連科說,“但如果仔細觀察,也會發現一些可循之跡。”比如,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可謂群星璀璨。其產生的重要原因,就是1812年第一次衛國戰爭的勝利。它使作家們的靈魂中凝結成了一種民族意識,推動了文學的創作。同樣,民國時期出現了魯迅等後人難以企及的作家,也得益於五四運動對民族意識的激發。

把目光轉向二戰後的美國,也會看到,儘管二戰使人類第一次形成了“正義戰勝邪惡”的共識,米勒、貝婁等一批作家也在不斷反思戰爭的正義性,創作出了優秀的作品。而在60年代的拉美,動盪不安的社會時局也影響了文學創作,出現了馬爾克斯、略薩等世界級作家。

在梳理了幾段曆史後,閻連科總結道,經曆了巨大的社會動盪之後,文學往往就會迎來爆發期。因此,文學仍然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張煒也認為,探索和思考規律非常重要,這是文學史寫作的基礎。但是在形成觀點的過程中,也要保持審慎態度和質疑精神。

“變化非常快的東西,都是相對容易的那一部分”

和以往相比,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加速”時代。人們都在談論互聯網、新媒體、人工智能,談論著技術的進步。但張煒對此保持冷靜,因為在他看來,“所有變化非常快的東西,都是相對容易的那一部分”。如同財富的積累,雖然很快,但是很難保持。而文學是關乎道德與藝術的,它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不可以奢談“進步”。

回顧曆史,總有人在歡呼文學黃金時代的來臨,也不斷有聲音在宣告文學的死亡。直到今天,也沒有人能夠真正預測文學的命運。張煒認為,面對文學的大問題,個體的存在是非常渺小的。所以,我們無需對技術的發展和“文學已死”的論調感到悲觀和恐懼。作為具體的寫作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認真寫好每一個字,要有抱負和勇氣。

“抱負”不是追求功成名就,而是要把文學作為一種生存方式,通過不停地勞作,尋找和印證個人存在的意義。“勇氣”,則是在自我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中去感受憤怒和焦慮,形成強大的生命張力,最終用文學的語言表達出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張煒反複強調這一點,“評價文學作品的好壞,要看作者是不是讓語言進入了自己的旋律,是不是特別苛刻地對待每個詞語和標點符號,是不是在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這些都不是一時的怒吼能代替的。”

閻連科

對此,閻連科也深有體會:“低著頭寫自己的東西是最不容易的。”他談到自己鍾愛的那些“孤獨的天才作家”:卡夫卡、喬伊斯、伍爾夫、福克納、曹雪芹……他們都處於文學的黃金時代之外,卻留下了偉大的作品。文學創作,就是一場漫長而孤獨的戰鬥。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我們能做的就是“守住個人的孤獨,守住自己的那張書桌”。

文學創作,要去感受自己與世界最獨特的關係

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常常有這樣的困惑:我們生活在一個平庸的時代,沒有波瀾壯闊的革命,沒有巨大動盪的社會變遷。我們的經驗似乎是相當匱乏而同質化的,似乎不值得去書寫。

對此,閻連科有不同的看法。他提醒年輕人,無需強製自己去體會上一代人的情感,去寫沒有親身經曆過的事情。重要的是去表達自己的內心深刻的體驗,去感受自己與世界最獨特的關係。就像卡夫卡,他的作品沒有描寫當時的重大事件,與時代充滿了疏離感,但他依然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卡夫卡

張煒則認為,可以通過採訪等方式獲得間接經驗,但最關鍵的仍然是個體的直接經驗,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把握。不一定要寫大的主題,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就是一個波瀾不驚的時代中的小悲劇,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寫的正是瑣碎、恍惚的日常生活。通向文學的路徑有千萬條,重要的是超越一般的生存經驗,超越自己。

最後,張煒引用略薩的話說,文學不是為快樂的人準備的。無論生活在哪一個時代,敏感的個體都會感受到自我與生活的撕裂。這種撕裂帶來的痛苦並非壞事,因為一個人消沉、不滿並且多思索的時候,正是最容易進入文學的時候。而“一個輕飄飄的靈魂,是無法和沉重的靈魂發生共鳴的”。

作者:新京報記者徐悅東 實習生李夢媛

編輯:沈河西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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