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體製成本與中國經濟
2019年04月24日17:12

  來源:北大國發院

  本文為北京大學博雅資深教授周其仁發表於《 經濟學(季刊)》第16卷第3期(2017年4月) 的文章。

  中國經濟早就引人矚目。不過,人們對中國經濟有著不盡相同的理解、解釋和判斷。本文選取一個角度參與討論,中心論點是,體製成本是理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得以發生及其繼續變化的關鍵。

  一、新問題:解釋中國經濟起落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曆了30年高速增長。對此,經濟學者做了系統回顧。2008年7月,年近百歲的諾獎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組織了總結中國經濟製度變革經驗的學術研討會。是年年底,國家統計局發佈公告,2008年中國經濟年增長率為9.6%,雖比上年有所降低,但還是達到1978年以來30年平均增長率。次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過一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又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宣佈中國經濟總規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比照20世紀70年代末的情景,中國經濟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這也激發了學界總結中國經驗的理論雄心.畢竟,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國取得如此出色成績,絕非偶然.與中國經濟增長奇蹟並存的,應該有關於中國經濟的學術建樹.所以大體也在2008年前後,人們不再滿足於僅把中國作為驗證現成經濟理論的一個案例,而立誌要從中國經驗里提煉新理論和新思想.其實經濟成就與其理論總結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亦步亦趨.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 «國富論»之時,距瓦特發明第一台單動式蒸汽機不過七年,英國滿打滿算還處於產業革命的初級階段.七十多年後 «共產黨宣言»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宏圖,在當時還沒有可能被人感知.斯密時代的英國經濟只不過經曆了長久的緩慢增長,他當時看到過的絕大部分企業規模還很小,而不被他看好的像東印度公司那樣的獲皇家特許貿易權的大公司,為數寥寥.當時英國人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普普通通,甚至乏善可陳.

  就在那麼一個經濟基礎之上,誕生了足以長久影響後世經濟思維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此作為參照,30年中國高速增長的奇蹟,就算斯密本人在世,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拿出與當今中國經濟績效旗鼓相當的思想產品,順理成章.問題是雄心愈烈,挑戰愈多.恰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態勢開始發生新的變化,雖然2009—2010年因施加強刺激政策而維繫了高增長,但下行壓力終究尾隨而至.回頭看,2007年第一季度中國 GDP折成高達15%的年增長率,應該是一個增長階段結束的空穀絕響.不過幾年光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減速一半以上.這裏帶出一個新問題,如何闡釋中國經濟的起落? 分開來處理,可以增長解奇蹟,下行析成因.但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希望在一個簡明框架里獲得對中國經濟戲劇性變化一以貫之的理解,那就還須付出努力.下文從一個核心概念入手,試圖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擴展相關分析.

  二、體製成本的含義

  這個概念就是“體製成本”.人們熟知“成本”,那是任何經濟行為主體要獲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價.成本包括貨幣的、非貨幣的,時間的、精力和精神的,抽像出來作為謀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構成經濟行為最基本的約束條件.

  可是在過去很長時期里,從事經濟實務人士以及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關注重點一直集中於生產成本,即為生產某物所不得不發生的各項支付.唯有當大規模生產伴隨大規模交易的現代經濟成形之後,生產成本以外的成本才開始引起注意.1937年,年輕學者科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他發現運用價格機製配置資源本身並不免費.因為存在著正的交易成本,市場里就存在企業和多種多樣的經濟組織,雖然以往的經濟學思維往往對此視而不見.這一樸素發現,改變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無獨有偶,也很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在20世紀30年代從事抗戰經濟問題的研究時,也提出“純商業費用”概念.他觀察到當時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國農民很窮,生產糧食的成本極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寧波的糧食市場上,內地大米卻競爭不過遠道而來的泰國大米.經過仔細調查,張培剛發現從內地農村產地到沿海城市銷地之間,經商成本過高是問題的關鍵,諸如地方割據、關卡需索無度及種種其他麻煩的頑固存在,把本來很有競爭力的內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場之外.他的結論是,如果有效改善商業通道,節約純商業費用,戰時中國的糧食供應將得到改善.考慮到當時張培剛還不可能讀過上述科斯那篇論文,我們可以說一位中國學者獨立發現了在生產成本之外還存在其他成本.這再次說明,當學者直面真實世界時,有機會提出一個新概念來闡釋可觀察到的反常現象.

  經曆多年沉寂之後, “交易成本”終於引起學界注意並得到進一步闡釋.1969年,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體系運行的成本”.他因此打通科斯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傳統的關係,因為在斯密那一代學人那裡,最關心經濟體系的運行,而不是孤立而零碎的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隨者則把交易成本概念擴展為“製度成本”.例如,張五常在1987年為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經濟組織與交易成本”的詞條時指出:“交易成本就是一系列製度成本,包括信息、談判、起草和實施合約,界定和行使產權,監督管理的成本以及改變製度安排的成本.簡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過程當中的成本.”這是說,在直接生產之外需要付出的代價,還遠不止狹義的交易成本.

  在真實世界,製度無處不在.人們從事生產、消費、儲蓄、投資等各項經濟活動,無不受製於特定的產權與契約安排,無不組成特定的組織與機構,如家庭、社區、企業、市場、貨幣體系、立法、稅收與政策製定、政府及一系列監管部門.這些交織到一起的組織、機構和製度,不僅源於個人的自願選擇而自發生成,而且受到傳統、流行觀念與“社會強製力”的作用而被構建.

  因此,為了在交易成本(或“純商業費用”)和製度成本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我們要把觀察和分析的重點轉向成體系的製度,特別要關注那些由社會強製實施的組織與製度怎樣影響個人的選擇,並以此影響經濟運行.

  本文使用的體製成本,是指經濟運行所必須支付的一種成本.體製由一系列製度構成,運行於由社會強製執行的產權與合約的基礎之上.舉凡體製確立、運行和改變所耗費的資源,就是體製成本.體製成本的性質和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至關緊要.

  與狹義的“交易成本”或 “純商業費用”相比, “體製成本”不但可以擴展到對形形色色非市場交易行為的分析,而且可以深化對市場及非市場行為的一般理解.人們習慣於把市場交易視為利益誘導下的自願選擇和契約組合,因此無須涉及那些帶強製性質、包括合法強製的力量與機製.“體製成本”則不同.作為真實世界里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組集合,社會強製力包括流行觀念、政府權力以及由此生成的政策製度禁止或許可,從一開始就是經濟體製不可或缺的要件.對體製成本的觀察和分析,涉及國家行為,離不開國家理論.與“製度成本”相比,“體製成本”更強調成體系的製度而非單一的、個別的製度安排,特別是把重點放到約束著自發自願行為的社會強製力本身的約束條件.回溯過去,狹義的交易成本和單一的製度成本,可以看作是體製成本的局部或特例,我們的認知從局部和特例開始,走向更一般的抽像.

  三、大幅降低體製成本是中國奇蹟的奧秘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並不是一個自然現象.遠的不提,1980年中國製訂1981—1985年計劃(即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確立下來的年平均增長目標不過是4%,“爭取達到5%”.為什麼處於高速增長起點時段的中國,定下那麼一個事後看來低估自己潛力的增長目標呢?因為當時中國經濟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最大問題是在當時這個“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度,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非常貧困,無從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那麼,為什麼農業拖腿、農民貧窮? 答案是存在嚴重的體製障礙:不論政府多麼急切地希望發展農業生產,也不論幾億農民多麼急切地希望改善生活,當時成體系的經濟體製,運行效果就是事與願違,怎麼也打不開鼓勵農業增產的閥門.

  是的,並非單項製度或單項政策,而是成體系的、彼此糾纏到一起的觀念、製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共同導向此類困境.這裏首先是人民公社生產製度,集體出工、集體勞動、集體分配,雖享有一定規模經濟的好處,但因難以準確計量個別社員的付出與貢獻,從而難以調動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不僅如此,那種集體生產模式還常常因錯誤指揮和武斷命令而遭受嚴重損失.其次,農村土地的集體公有一旦建立,似乎就再也不需要也不允許在農民家庭之間劃出必要的土地產權界限.再次是農產品統購統銷,由政府全盤管製農產品流通,政府一手定價定量收購,一手定量定價在城市配給,基本排除市場機能.最後,為了維繫農產品生產,國家禁止農民外流,不得自由轉入收入較高的非農業部門.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擁有數量充沛的生產要素也無濟於事.勞動力不能自動轉化為生產力,龐大人口不但帶不來紅利,反而成為包袱,最後導致嚴厲的生育控製政策出台.

  按照傳統分析,生產者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較低的產出品價格,從而激發需求增加,轉過來拉動供給.但此分析忽略了一點:過高的體製成本妨礙要素的有效組合,從而限製產出增加,結果就在農業生產要素極其充裕的條件下,農產品卻長期供不應求.於是,低農業生產成本———它的另一面就是農民貧窮———與農產品短缺長期並存,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難以克服的瓶頸.這說明,需要對體製成本做出恰當分析,才能理解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那些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

  中國解決上述難題是靠體製改革.由於製度障礙並非孤立個別,而是自成一套體系,破解之道就是必須多管齊下.當時先實施的治標政策是休養生息:政府動用極為稀缺的外彙,增加進口糧食以減少徵購量,讓負荷過重的農業、農民和農村緩一口氣.接著政府又動用財政資源———當時要靠赤字維持———提升超額出售農產品的收購價,在邊際上增加農民增產的激勵.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尊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務實哲學,鼓勵地方、基層和農民突破原有體製的束縛,大膽改革創新.特別是當安徽、四川等省區自下而上冒出來包產到戶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失時機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給予底層自發改革以合法化承認.結果,僅僅幾年時間,在農業生產大幅增加的基礎上,中國農業從生產、流通、分配到土地產權製度,漸進而又全盤地推進了改革.

  抽像概括,中國經濟體系的運行成本即體製成本,經由改革得到大幅度降低.在農村變革進程中,降低體製成本的行為主體,首先是農戶和基層社隊,因為改革重新劃定了集體經濟產權的邊界,使第一線當事人有權選用較低運行成本的合適體製,而無須屈從按照本本教條設計,但實際運行效果很差的老體製.地方政府以及擁有最後政策決定權的中央政府,則與底層實踐

  積極互動,在時而矛盾對立、時而妥協統一的改革政策製定過程中,最終完成對改革的合法性背書.

  很清楚,被曆史短缺和農民貧困逼出來的改革,大幅度降低體製成本,才打開了充分釋放原本數量充裕的農業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閥門.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支持了國民經濟增長.回頭看曆史檢驗了以下結論:農村改革這場奠基禮,突破了1981—1986年中國經濟原先計劃“保四爭五”的格局,為後來中國經濟更高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已經明白,中國並不需要把八億農民束縛在農業和農村.數以億計的“農村賸餘勞力”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和城鎮部門,構成中國高速增長的紮實基礎.不過,這波經濟潛力的釋放要求突破更為嚴重的體製障礙,包括對從事工業和城鎮經濟活動的國家壟斷,也包括對非公經濟包括個體戶、私人合夥以及民營企業雇工經營的法律禁止.

  給定那個時代背景,這兩大障礙比承認農業家庭經營更難以踰越,因為觸及更成體系的意識形態、法律以及習俗慣例.幸虧中國已積累了漸進改革的經驗,那就是允許和鼓勵先行先試,從局部地方的改革試驗入手,直到新選擇所表現的經濟社會效果為多數人接受,再完成改革的全局合法化.大體到20世紀90年代,在經曆了一輪又一輪思想政治方面的反複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終於得以確立.

  四、比較優勢新內涵

  更大挑戰接踵而至.中國突然爆發出來的務工經商生產力,到哪裡去尋找能夠容納得了它們的市場? 出路是融入全球化.首先是借力發達經濟體的市場.這也是從實際出發的選擇,因為日後凸顯的中國製造能力並非內生而成,從一開始,包括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以及商業模式,就參與中國製造能力的形成.後來被稱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靠全球市場消化自己驚人龐大的生產力,合乎邏輯.貿易數據讓人們對新到來的經濟大時代印象深刻.1978年中國出口不足100億美元,到2012年超過2萬億美元,增長了210倍;進口從108億到1.8萬億美元,增長160多倍;國家外彙儲備從1.67億到3.3萬億美元,增長近2萬倍.不過,要深入理解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並非易事.通常看法,經濟學上曆久彌新的比較優勢定理,應該是分析中國經濟崛起最合適的分析框架.問題是,比較優勢理論要獲得用武之地,需要一個必不可缺的前提,那就是在發達國與後進國之間存在大規模貿易.問題是,究竟具備什麼條件,潛在的比較優勢才被喚醒並受到強有力激發?

  為此需要明確比較優勢的內涵.比較優勢首先是比較成本,因為各個經濟主體———從個人、家庭、地方到國家———從事生產所花費的成本各不相同,其產品一旦進入市場,絕對優勢或相對優勢在比較中互現,才形成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但是,各行為主體互相比較的,遠遠不限於生產性成本.在真實世界里,任何生產活動要得以進行,離不開特定的製度結構,從而受到成體系製度安排的決定性影響.實際的生產成本究竟是高還是低,比較優勢究竟是潛在的還是現實的,以及究竟能不能把潛在的成本優勢發揮出來,受製於特定的體製,並非由所謂自然稟賦就可以決定.

  中國經驗教育我們認識到上述區別.早在貿易數據驚醒世界之前,作為一個經濟落後的人口大國,中國極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似乎意味著她擁有極富競爭力的低勞力成本優勢.但是在事實上,如果被貧窮包圍的巨量人口和勞力,根本沒有被投入有效生產,也提供不出能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產品,那就談不到在全球舞台上發揮比較優勢.那些妨礙充沛人力資源投入生產過程的體製性摩擦,甚至高到足以讓很多生產活動根本無從發生———這與物理世界里摩擦係數過高,物體根本就不可能被移動的道理,如出一轍.

  無須強調,潛在的低生產成本從來就不會自動生成比較優勢.關鍵是能不能消除妨礙生產活動的體製束縛.不幸的是,潛在超低的生產成本常常伴之以極為高昂的體製成本,妨礙經濟運行,以至於本來有機會顯露的競爭潛能,根本無從發生.人口多包袱重,勞力多就業難度大.若問為什麼在那種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業搞不起來,答案是原本極低的生產成本受到極高體製成本的拖累.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倘若落後國不開放,根本拒絕與他人比較,那又怎麼可能談得到比較優勢?

  中國的基本經驗不是別的,正是經由改革開放大幅降低體製成本.這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舉其大要,破除國家對工業和其他較高收益產業的行政壟斷,歡迎外資落地,鼓勵民營企業發展,解除國際貿易的國家專營,啟動彙率改革(特別是主動減除嚴重的本幣高估),持續改革進出口體製,根本改善外貿服務,所有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歸結起來,就是把先前幾乎無窮高的體製成本大幅度降下來,同時也包括降低中國人接受一切先進技術管理知識的學習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國潛在生產成本優勢才開始得到激發,中國出口才開始發力,世界也才得以發現中國經濟擁有驚人的比較優勢.

  這樣來看,不少流行之見需要重新推敲.如“廉價勞力是中國崛起的秘密”,我們不妨反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勞力豈不更為廉價,為什麼那時不見奇蹟? 又如“政府管控才是中國模式靈魂”,我們不妨再反問:蘇聯模式政府管控國民經濟的全部,為什麼失敗到連蘇聯都不複生存? 至於頗受青睞的“舉國體製”,在筆者看來也未點中要害———究竟是舉國推高體製運行成本,還是舉國走改革開放之路、大幅降低經濟體系運行的成本? 本文認為,真實的中國經驗是以降體製成本為綱領,靠改革開放釋放出中國在全球市場的比較優勢.為理解和闡釋中國經驗,有必要擴展比較優勢的內涵,把生產成本與體製成本一併納入分析框架.

  五、成本曲線先降後升

  體製成本也是成本,終究服從成本行為的一般規律.在經濟學理論上,所有成本曲線一律先降後升.所以如此,傳統解釋的是邊際收益遞減.那是說,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在合理的要素結構範圍內,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會在邊際上帶來產出增加,此時對應於產出規模,成本下降;但是過了合理臨界點,增加某要素投入帶來產出增量不增反減,於是成本曲線見底回升.

  這套分析加深了人們對生產成本的理解.給定其他條件不變,對一塊農地追加勞力投入,會帶來產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過了技術合理臨界點,過多勞力引起窩工,過多肥料燒死莊稼,農業產出的邊際收益下降,成本曲線上揚.不過,該分析還是忽略了一個問題:即便邊際生產成本尚在下降,但隨著規模擴大,是不是還可能發生其他成本? 其他成本帶來的產出效果又怎樣變化? 這個問題由科斯的發現得到解決,由於產品走向市場、走向消費者要發生非直接生產的交易費用———例如市場營銷費用———該成本一旦過了交易結構的技術合理點,可能先於生產成本而上升.這與實際經驗吻合,當較多的農產品或工業產品生產出來的時候,即便其生產性的邊際收益還在上升,卻很可能因為花費過多的市場營銷費用而導致交易成本的邊際收益減低.真實世界的成本曲線,比在只見生產不見交易的黑板經濟邏輯所推導的,可能更早掉過頭來重新上升.

  不過就算把生產與交易合併起來,也還不足以描述成本行為的全部.除了在生產交易過程中那些顯而易見的耗費,譬如要不要多用勞力、加施化肥、引入機械、擴大廠房和設備、擴展營銷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為,在真實經濟過程中各經濟主體還要支付一系列“非自願耗費”,如不得不繳納的稅款和其他貢賦,不得不耗時費力與管製部門或權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不在生產和市場過程中勞神費力處理的與其他各方事關財產和產品的糾紛、衝突和損傷.雖然在不同經濟體系里,自願耗費與非自願耗費的比例很不相同,但一般而言,它們普遍存在.遺憾的是,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比,現代主流經濟學常常忽略了對真實世界里那些非自願支付耗費的分析.中國的現實讓我們格外關注體製成本.體製成本不是個別生產者、消費

  者或個別廠商在競爭中為獲利所自願支付的成本,而是成體系的、即使行為個體不自願也非承擔不可的成本.這類體製成本具有強製繳納的性質,不受一般市場競爭和討價還價的約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節製,可能比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線更早、更大幅度上漲.

  讓我們先看一組中國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5—2012年間,中國名義 GDP從60793.7億元到518942.1億元,共增長8.5倍.這顯然是戰後大國難得一見的高速增長.不過無可避免,中國高速增長也必須付出代價即成本.對此,人們曾普遍關注,是不是勞力成本的過快增長削弱了中國製造的競爭力? 不過我們發現,同期全國工資總增長8.7倍,幾乎 與 名 義GDP增速持平,並沒有特別快於經濟總增長的出格表現.期間大大快於總經濟增長的,是以下幾個變量:第一,稅收,同期全國稅收總額增長了16.7倍,相當於經濟總量增長倍數的197%,或工資總額增長倍數的192%.第二,包括稅外收益的財政收入,期間增長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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