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女性的“敵意”由來已久?
2019年04月23日15:57

原標題:學術界對女性的“敵意”由來已久?

4月10日,世界第一張黑洞照片出爐。隨後,麻省理工學院(MIT)在Twitter上發佈了一張博曼的照片,是她在MIT讀研時第一次看到構建中的黑洞照片的珍貴瞬間,以宣傳其對黑洞照片的貢獻——她提出的算法,使得各大望遠鏡收集的數據可以結合在一起。《紐約時報》也把博曼稱為“黑洞項目的面孔”。

MIT發佈的博曼照片

這本是一個令人興奮而驕傲的時刻,對博曼(Katie Bouman)的貢獻的質疑——她的貢獻不足以令她被單獨宣傳——卻迅速在社交平台上蔓延。雖然,“孤獨的天才”的科學史敘事確實不合理,但媒體Vox指出,這種質疑往往只針對女性。

“孤獨的天才”只適用於男性?

塑造“孤獨的天才”形象,一直是科學史敘事的傾向。這種科學故事,通常是這樣講的:世界本是一如往常,接著牛頓、愛因斯坦之類的人降臨人間,動搖了我們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其實在現代科學中,很少有成果背後只有一個人的努力,那些成就往往是學術界長久積累和團隊努力的結果。

當MIT發佈的博曼照片被病毒式傳播時,博曼就突然成為了黑洞照片背後的“孤獨的天才”。正如美國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所讚譽的那樣,博曼激勵了所有美國人,尤其激勵了那些對STEM領域(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懷有夢想的年輕女性。

Nancy Pelosi發的twitter

很快地,博曼聲明了黑洞照片的拍攝依靠的是團隊合作,總共有200多位科學家在世界各地開展工作,為此作出了貢獻。然而,那些攻擊她的右翼分子仍不罷休,他們害怕讓一位女科學家大出風頭,會挑戰正統,使男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再穩固和安全。“這是一場文化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社會科學家Nour Kteily評論道。

事實上,“孤獨的天才”的形象塑造在科學史上很常見,比如引力波的發現依靠的是上千科學家的努力,最後因此獲得名聲和諾貝爾獎的只是Kip Thorne、Rainer Weiss和Barry Barish這三位科學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女性在重大科學發現中的貢獻經常被忽視或低估。

奧地利-瑞典原子物理學家、“原子彈之母”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 ,1878-1968)一生工作傑出,曾三次提名諾貝爾獎,但都終未獲得。 她與德國化學家、物理學家奧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共同發現了核裂變,而且第一個用理論解釋了核裂變,並命名了“核裂變”。但當男性科學家哈恩憑藉核裂變獲得諾貝爾獎時,邁特納卻被忽略了。

莉澤·邁特納

對博曼的宣傳可能有些誇張了,但她的這張照片的確對於性別平等意義重大。當我們想像一個科學家時,腦海里浮現的往往是愛因斯坦吐舌頭的形象,而幾乎不會浮現一個女科學家的形象。因為在教科書和媒體報導中,男性科學家照片的數量遠多於女性科學家。當女科學家Donna Strickland於2018年獲得諾貝爾獎時,她甚至沒有維基百科條目,因為她被認為不夠重要。現在我們有博曼的這張照片了,它會印在人們的腦海里,會激勵許許多多誌於學術研究的女性。

性騷擾使女性不敢前進

在今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在STEM領域工作的女性中有50%的人在工作中遇到過性別歧視,36%的人認為性騷擾是工作場所的一大問題。

研究報告顯示STEM領域中的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圖片來自皮尤研究中心

科學作家瑪格麗特·沃森(Margaret Wertheim)在Aeon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敘述了她被性騷擾而選擇離開她所熱愛的物理學的經曆。在上世紀70年代,沃森在澳州的昆士蘭大學求學,當時她是除秘書之外物理系唯一的女性。她原本以為這裏的求學環境非常純粹,直到一位教授對她進行了性騷擾,她才感覺到自己就像是被捲入了赫爾曼·黑塞筆下的“玻璃球遊戲”(The Glass Bead Game,黑塞的長篇小說),原本那個純潔的、崇高的大學烏托邦蕩然無存了。

瑪格麗特·沃森,圖片來自https://www.margaretwertheim.com/

如今距離沃森當年的遭遇已逾四十年,但沃森指出,現在的情形幾乎沒有改變。美國的一流大學醜聞頻發,包括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高級科學家們被指控性騷擾女學生和女同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天文學家傑弗里·馬西(Geoffrey Marcy),掌握著數百萬美元的科研經費,曾提名諾貝爾獎,在他被舉報性騷擾之後,大學的回應一直不溫不火,經過師生的強烈抗議之後,他才主動辭職。

除了大學對位高權重的教授的寬容之外,對於性騷擾的“大事化小”也令境況變得更糟。曾有一位女博士後向世界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科學》(Science)的一個欄目尋求建議,因為她的男性導師一直往她的襯衫里看,而欄目對此的回覆是,應該把導師的這個行為當作是種“幽默”。學術的最高殿堂之一將性騷擾看作是一種“幽默”,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幽默”,而且還是“黑色的”。

大量年輕女性因性騷擾和持續的不公平環境而退出科學研究,例如舉報馬西教授的兩個學生已經離開了天文學,而學術界卻對此不以為然,極為傲慢。那些女學生、女學者本是人類潛在的無價之寶,她們或許本可以有巨大的科學發現和發明,現在卻被這個由男性統治的學術界所淹沒。學術界卻不認為這是巨大的損失,因為他們在心底裡覺得女性本來就不行,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Summers就在一次會議上說,在頂級科學家中沒有更多的女性,只是因為女性的智力與男性不同。

學術界對女性的“敵意”由來已久

其實學術界對女性的敵意由來已久,這個由人類精英組成的共同體,本應該走在時代的前列,但它不僅沒有成為爭取性別平等的領導者,反而落後於社會。在演講中,上野千鶴子就列舉了大學里研究崗位的女性比例數據,女性助教占比為18.2%,副教授為11.6%,教授則為7.8%,這些數字比國會議員的女性比例還要低。

又如在上文提到的“原子彈之母”邁特納的時代,歐洲大部分國家都不允許女性接受公共教育,但她的父母非常開明,給予她家庭教育,幫助她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然而,即便她已經擁有博士學位,在1905年她仍需通過申請,才能參加量子力學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的講座。在此之前,普朗克從未允許過女性出現在他的課堂上。之後,邁特納在柏林的凱撒·威廉研究所工作時,被安排在唯一擁有女性盥洗室的地下室開展研究。作為哈恩的合作學者,邁特納卻僅僅被看作是哈恩的不需要付錢的“房客”。

還有傑出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埃米·諾特(Emmy Noether ,1882-1935),也有類似的遭遇。她在德國大學求學,最終能獲得博士學位也只是因為她的父親是該校的教授。之後,她沒有酬勞地工作了數年,終於成為抽像代數領域的先驅,也因此被邀請加入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數學研究中心——哥廷根大學數學系。當時,哲學系的教師們強烈反對這一位女性成為他們的同僚,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反唇相譏道:“畢竟我們這是一所大學,而不是澡堂。”

埃米·諾特在做實驗

邁特納和諾特都是愛因斯坦的同輩人,諾特甚至為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提供了數學幫助,愛因斯坦對她們都相當欣賞。然而,如此傑出的女性,卻是在特殊的幫助下,跨越了重重關卡才有條件進行科學研究。在曆史上留下名字的女性科學家,大部分都有親屬是科學家,比如居里夫人,因為只有這樣女性才有可能發現一條擺脫性別歧視進而進行科學研究的道路。正如上野千鶴子的演講里提到的,有很多女生被折斷了小時候誰都曾擁有的翅膀。

白人女性的境地尚且如此困難,有色人種女性則遭受更大的歧視。在西方神話中和曆史上,都有許多美麗且充滿力量的黑人女性,但我們今天卻似乎對她們知之甚少。背後的原因其實不言自明,那就是西方的藝術作品和曆史敘事悄然地抹去了她們,就好像她們從未存在過。女性一直作為被動的“第二性”而存在,而在女性內部,有色人種更是受到了性別和種族的雙重歧視和壓迫,或許此刻我們該乘著千鶴子和博曼的東風,積極地、勇敢地發出女性的聲音,以掙脫“第二性”的鎖鏈。

參考資料:

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9/4/16/18311194/black-hole-katie-bouman-trolls

https://aeon.co/essays/why-is-scientific-sexism-so-intractably-resistant-to-reform

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90114-how-black-women-were-whitewashed-by-art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904130027.html

作者: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實習記者 李穎

編輯:木子;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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