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社會︱暴富後,“拆二代”為何找不到自我
2019年04月21日12:06

原標題:城市與社會︱暴富後,“拆二代”為何找不到自我

“在大家看來我們是暴發戶,因為住的村子被拆遷,有了很多錢和房子。但實際上社會對我們還是不認同,就像拆二代這樣的稱呼,我覺得這裏蘊含著歧視,覺得我們一夜暴富了。”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範圍不斷擴大,一些城市邊緣的土地被徵用,越來越多的農民搬離農村社區,隨之帶來了農村戶口向城鎮戶口的轉變。其中,一些人因拆遷而一夜暴富,帶著“暴發戶”和“城市居民”的標籤與身份開始進入城市生活。

在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拆二代”開始成為社會的關注點。“拆二代”指的是因拆而富的青年,他們與家庭一起得到了巨額的拆遷款和數套房產,並具有一定的經濟自主能力,仍舊與父輩生活在一起。

由於“拆二代”大多為80、90後,因此在面對家庭的暴富後更容易處於一種迷惘狀態。而在媒體的報導中,這一群體通常都具有炫富、攀比、碌碌無為等特徵,甚至會染上賭博、吸毒等陋習。

為瞭解“拆二代”的真實生活狀況以及他們對自身身份轉變的認同情況,筆者所在的調研小組在上海寶山、浙江杭州、河南鄭州三地隨機抽取150名“拆二代”進行問卷調查,並與其中八位“拆二代”進行了深度訪談。

我們的調查發現,“拆二代”作為相對的少數或邊緣群體,有部分人在“暴富”後面臨著身份認同危機等問題,或許需要社會工作的介入。

期待、失落與迷茫

39歲的大喬哥是上海寶山的原住民,初次見面時,他脖子上的大金鏈吸引了我們的視線。

2000年大專畢業後,大喬找了一個專業對口的工作,工資實習期大概是三千塊,轉正後應該會有四五千,在當時來說算是相對不錯的收入了。

2002年,大喬哥家裡經曆了拆遷。當時拆遷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拿到大額的補貼、較少的房產;另一種是拿更多的房產,大喬就屬於後者。大喬家原本處於上海的郊區,相對市區來說,整個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比較差。

拿到大量房屋補償後,整個家庭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家庭經濟條件的提升。但是,隨之而來的還有心理上的迷茫和偏差。

大喬的父母認為,拆遷後家裡有很多房產,算得上是“上層人員”了,讓大喬不要再做一個月三、四千的工作,找一個適合自己“身份”的職位。大喬自己也覺得工資應該更高一些,開始去面試更“體面”的工作,但結果卻是屢遭失敗,雖然也找到過一些工作,都沒做幾天就離職了。

求職受挫的大喬心理產生巨大落差,“覺得別人都可以,為什麼我不可以。”之後便過上了泡網吧、打麻將、離家出走的生活,最長的時候幾個月都不回家。

感受到大喬的變化,怕他在外面賭博,父母加強了對大喬的經濟約束,每天只給十五塊飯錢。迫於無奈,大喬開始找朋友借錢,借了錢還不了,出借人去家長那裡討要,大喬父母意識到孩子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自我期待過高,失業率上升,未來職業規劃迷茫是拆二代群體所面對的第一個身份困惑。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八成以上的調查對象擁有大專或本科學曆。對比他們拆遷前後的職業發現,學生占比下降23.5%,變化最大;其他職業增加14.7%,企業職工增加5.9%,政府官員增加3%,農民沒有變動;近45%的調查對象表示拆遷後收入增加,但有一成多的人表示收入降低。

上述變化也在與受訪者的對話中得到印證。

“當初拆遷之後不想工作,覺得有錢了,還去工作幹嘛。”

“ 有錢了,但有時心裡有些空,原本想努力奮鬥充實的生活,拆遷一下打亂了內心的平靜……原來是技術人員,現在是自由職業者。”

“本科學的是工程管理,畢業後在施工企業做施工員,日夜加班,工資微薄,生活毫無樂趣……拆遷後,不願在企業上班,就做個體戶,開了個建材商店。”

拆遷家庭因獲得補償款,物質條件得到極大改善,有部分父母會把錢給到子女,大部分拆二代則視此為一種階層的流動。為彰顯自己城市青年的“新身份”和“與之相匹配的品味”,部分拆二代會進行一系列高消費的非理性行為,以滿足自身的優越感,尋求社會的認可。

河南鄭州的阿芳說,“覺得有錢了,不再是社會底層,自己也想買一些城里人買的東西,感覺那樣很有品味,我們和城市人也沒差,甚至還可以買到很多人不能買的。”

儘管如此,拆二代仍因為自我定位迷茫,難以融入城市。近三成的調查對像在拆遷後戶口由農村變為城鎮,保持不變的城鎮與農村比重分別為47.1%和23.5%;但是,只有有一半的調查對象認為自己屬於城市人口,另一半認為自己是農村人口。

認為始終得不到社會的認可,部分拆二代在嚐試後放棄融入城市,不願意到市區尋找更加有利的工作機會。“去市區找工作,但別人聽到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郊區的,所以就有歧視,認為你是鄉巴佬。”

對陷入自我認同危機的拆二代來說,豐富的物質生活無法彌補自我價值感的缺失。內心焦慮孤寂,缺乏積極在新環境中建構自我的熱情。針對拆遷所帶來的變化,近兩成調查對象表示無法適應;33%表示未曾擁有強烈歸屬感與安全感;35%否認拆遷是一個契機,使未來更有希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拆遷後拆二代與家人每天見面的比例由71%下降至56%,每週見面在3—5次由15%增加至24%,每週1-2次的下降三個百分點,按月計算的比例由59%下降至15%。說明拆遷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親情疏離,為拆二代問題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總體而言,在調查中認為自己生活變得更開心的人不到一半,44%認為拆遷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具有壓力——“暴富”對一些拆二代來說成為了一種“包袱”,使其對自己身份轉變存有很大困惑,更影響到其正常的社會生活。

“暴富”之後,需要拆解包袱

“暴富”這一現象從來不是中國獨有,例如,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成為百萬富翁是美國人追求的夢,同時也被公認為美國社會的前進動力。

1997年,心理學家斯蒂芬·戈爾德巴特和精神療法專家瓊·菲里亞率先提出“突然暴富綜合症”,症狀表現為“你覺得自己和身邊朋友不一樣,你不敢和朋友說明你的新身份,會感到不自在,財富讓你的內疚感大於快樂;你並沒有這筆財富變得有主見,相反你會覺得矛盾,你不知道該怎麼花錢;你受不了周圍人的嫉妒,慢慢你會被孤立;你不敢相信錢真的是你的,害怕財富會一夜之間消失”。於是,專家建立一個專為暴富人員提供諮詢的診所,並潛心觀察了新產生的暴富人群所遇到的急躁不安、不知所措等心理問題。

對於在中國因拆遷而暴富的群體,華西師範大學江春雷指出,“與我國95%以上生活在偏遠、落後的農民相比,這些‘城中村’農民很容易通過拆遷得到高額補償蛻變為城市富裕階層,而拆二代同與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為代表的上層階級一起,與以窮二代和‘屌絲’為代表的下層階級相互作用,貢獻著自己的社會撕裂之力。”

拆二代不能樹立正確的“城里人”和“鄉下人”的觀念,在真正的“城里人”面前懷有自卑心理,但又具有與“鄉下人”相比的優越感,從而形成獨特的矛盾心理。換言之,拆二代由於物質條件的改變,客觀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但相對客觀環境而言,主觀意識沒有太多改變,主客觀環境給這類群體帶來了一些身份認同的挑戰。

意識到大喬越軌行為的嚴重性,他的父母向社區發起求助。大喬也因煩膩了整日無事可做、吃吃喝喝的日子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參加了社工組織的活動,而這次活動讓大喬“重新感受到了我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大喬開始逐漸對自己之前行為進行反思,認識到當時找工作失敗,一是自身知識和能力有限,與應聘的職務不匹配;二是當時大專才畢業,應對職場面試的經驗不足。陷入在社會上身份和角色的迷茫,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拆遷帶來極大的經濟條件改善,繼而趨向於以金錢物質條件衡量社會身份,導致對自身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後來,大喬自己也踏上了社工的道路,主要服務拆遷青年。“(我)經常以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很有用的……有過相同的遭遇、相同的處境,就會產生共鳴。”

大喬發現,他服務的拆遷青年身上有一些相似的烙印——家庭內部對教育重視程度較低,拆遷之後,有部分青年不找工作呆在家裡,覺得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有房產和錢財。 他們也不會參與很多社會活動——我們的調查也發現僅有27%的人會主動培養興趣愛好,41%表示不會,32%對此沒有感覺。這說明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較大的提升,但是還沒有良好的意識去如何提升生活質量、培養興趣愛好等。

此外,拆二代青年的同伴交往單一,身邊的朋友也多是拆二代,甚至可以說,形成了一個小圈子,或是一種“亞文化”。社會群體成員身份和群體類別是一個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拆二代”這一群體,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生巨大轉變的情況下,原來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係發生變化。他們需要在同一性群體中找到歸屬,獲得自我認同的達成。“拆二代”群體是相互依賴的關係網絡,但是這種群體也會對個人形成壓力,限製其行為規範。

結語

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範圍擴大,“拆二代”群體是當代發展的必然產物,為幫助該群體在“一夜暴富”後能夠更快地適應社會角色,學者們提出政府除了給予他們物質補償和身份確認外,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務和精神文明的跟進。

通過大喬的案例我們看到,在同伴輔導的契機下,社工針對拆遷青年進行生涯規劃、投資理財、創業創新、社區公益等服務,幫助被“邊緣化”的拆二代學會正確看待自己的“巨額財富”,形成理性的消費觀,逐漸掌握彌補物質充足與精神匱乏間巨大落差感的方法,客觀定位自身的社會地位,形成正確認知。此類青少年社工服務的持續性和可複製性值得更深入的探究,幫助有困惑的拆二代做到真正從暴富後的“包袱”走向“抱負”。

(文中大喬、阿芳為化名。本文出自“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參賽項目的田野調查。作者劉月、李夢夢繫上海大學社會學研究生。唐智健、沈小敏、馮爽、馬小娟、朱海燕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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