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在中國衰退了嗎?
2019年04月21日12:19

原標題:俄羅斯文學在中國衰退了嗎?

現在我們對俄國文學的接受

才是正常的

劉文飛,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俄語譯者

新京報:因意識形態、曆史、地理等原因,俄羅斯文學一度與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政治、思想、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繫。如今情形已變,聯繫逐漸減弱。這種改變,有人認為是俄羅斯文學在中國衰落了,也有人認為是“正常化”了,你怎麼看?

劉文飛:回答這個問題,可能要說到俄語文學進入中國的語境。俄語文學從“五四”時期進入中國到20世紀末,其影響一直並不完全局限在文學的範圍內,其中也摻雜著很多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一個說法,五四運動的思想資源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文學,這就特別能說明問題。俄國文學進入中國並不完全是因為文學的審美需求。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蘇蜜月時期,文學的教育功能、社會角色被放大了,所謂的文學是生活的教科書,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這些都跟著蘇聯文學進來。即便改革開放後的第三次俄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熱潮,也是有非文學特徵的,當時俄語文學跟其他外國語種文學一起,構成外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熱潮,構成改革開放時期作用於中國人的思想刺激源,當時的中國讀者是想借此看到外面的天地是什麼樣的。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讀者才開始把俄語文學當成文學來讀,讀托爾斯泰,不再把他當成生活導師來看,而是喜歡托爾斯泰的敘事方式,喜歡他的故事,喜歡安娜的悲劇的命運。大概十多年前,我在莫斯科的翻譯家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我說:謝天謝地,俄羅斯文學在當下的中國終於回歸到了文學本身。所以我覺得,俄國文學在中國的當下處境挺好的,現在我們對俄國文學的接受才是正常的。

新京報:從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消長,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本土文學近百年來的發展脈絡和趨勢?這一趨勢是怎樣的?

劉文飛:我不研究中國文學,因此我沒有資格來判斷中國本土文學的發展脈絡和趨勢。我想換個角度,談談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互動關係。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外國文學在本土文學史、本土文學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國文學大批量進入中國的時候,恰好是在中國新文學初見雛形、其範式和內容開始定形的時候。換句話說,外國文學可能是中國新文學的模仿對象,這在其他國家很少有。中國當代的詩人寫作,不是以李白和杜甫為主要模仿對象,而是以普希金、雪萊、拜倫、惠特曼、聶魯達為模仿對象;中國小說家也主要不是以曹雪芹為模仿對象,而是以托爾斯泰等西方大作家為模仿對象。我是指文學範式上的模仿。但與此同時,在中國讀者、作家心目中,一直有一個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這樣一種涇渭分明的兩分法。在其他國家,文學讀者在閱讀小說的時候很少把文學分成這兩大類。上述兩種情況,可能是一百年來中外文學交融中一個非常悖論的現象。我們不去評論它好還是不好,但這個現象至少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

新京報:近期你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出版。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特質有哪些?在翻譯中,如何做到保留原語中的某些特質?

劉文飛:最近我在商務印書館出了普希金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集,我為他們編了一套“俄國詩人叢書”。在編輯前言中我寫到,一個國家好的詩人也就是十多個(我指的不是中國,中國僅在唐朝就有上千位有名的詩人)。我還覺得,每個詩人即便他很偉大,好的詩也就五六十首。所以,我就選了十幾個俄國詩人,每個人選出50首詩,用中俄文對照的方式排出來。我把原文擺上去,一是亮出我的一個態度,就是告訴別人,我是老老實實地從原文譯出來的;二來我也是為了方便別人來挑錯,大家一起來完善譯本。

帕斯捷爾納克在當下的閱讀價值可能主要在三個方面。他是學哲學的,後來改寫詩歌,因為他認為,通過詩歌更容易發現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秘密。他果然發現了這種秘密,也就是人在面對生活和大自然時的敬畏和感動,欣悅和幸福,他想通過詩歌把這些情感傳達給讀者。我覺得他的這種態度蠻值得中國的詩人、讀者,甚至每個中國人借鑒吸收。讀一讀他的詩,你可能會發現,生活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悲哀。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他的詩歌的一個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組合隱喻。都說帕斯捷爾納克的詩特別難懂難譯,這個難有可能就在隱喻上。因為他的隱喻經常是組合性的,好幾行詩構成一個隱喻,甚至一首詩就是一個隱喻,我還要更極端地說,他的整個創作,似乎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最後一點是,帕斯捷爾納克是一個標準的俄國知識分子,他對時代、社會所具有的、所表達出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想還沒有過時,尤其是對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來說。

《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作者: [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譯者: 劉文飛 ,版本: 商務印書館2019年4月

新京報:有人說,俄語譯者在年輕一代中出現了代際斷層,相較而言,如今的英語、西語譯者更加活躍,在你看來原因有哪些?

劉文飛:我倒不認為俄語譯者的年輕一代有斷層,可能人數比老一代的俄語譯者少一些,跟英語譯者比也少一些,兩者疊加就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覺。比如,我就不認為俄語譯者比西語譯者更不活躍,我想現在俄語的譯者人數恐怕還是超過西語譯者的。現在英語是話語霸權,英語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美國的當代作品,自然更受重視。西語文學在中國當下比較受歡迎,主要還是因為拉美文學爆炸的餘波作用。僅就俄語文學的漢語譯者而言,無論是數量還是水平,我覺得並不亞於其他語種的譯者。

俄語非虛構作品

有待專業人士的發現和譯介

王嘎,《帕斯捷爾納克傳》譯者

新京報:上世紀初,俄羅斯文學開始引入中國時,中國處於變革時代,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如今閱讀俄羅斯文學,和那時相比,著重點是否應該有不同?

王嘎:俄羅斯文學引入中國是一個持續的社會化過程,從二十世紀初期至今,先後經曆了不同階段,每個階段均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反映著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以及特定的社會意涵。新文化運動時期著力呈現“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世界,以期營造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同情共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展開大規模翻譯;直到改革開放以來,才有了對俄羅斯文學更為廣泛和多元的譯介,從而在漢語中構建出一個光芒四射的俄羅斯文學星體。

相對於文學作品傳播的社會化,文學閱讀是一項私人化的精神活動,其中居於首位的應當是個人興趣、聯想與審美,故而很難給當下的俄羅斯文學閱讀設定某種統一標尺,或者著重點。但有一點可以斷言,那種單純以特定社會意義取代文學意義,以“boy meets tractor”(男孩遇見拖拉機)取代“boy meetsgirl”(男孩遇見女孩)的作品,恐怕對大多數讀者都會失去吸引力。

新京報:作為俄語譯者,你認為翻譯俄語作品時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王嘎:關於翻譯的難度,存在著許多悲觀主義的論斷,但對譯者而言,翻譯卻又是近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再創作。每一個俄羅斯文學譯者,想必都會面對其他語種譯者的共同難題,所謂“譯事三難,信達雅”,所謂在自由與強製之間“戴著鐐銬的舞蹈”等等。

除了普遍的難度,我個人在翻譯實踐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應該說來自俄羅斯詩歌。這主要是因為,從普希金開創的黃金時代以來,格律詩始終是俄羅斯詩歌重要的表現形式,即使最具現代意識的詩人往往也不例外。俄語本身詞形多變,容易形成豐富的韻腳,重音音節和無重音音節按照固定規律出現在詩行中,形成韻律,通過主謂成分在句中位置的靈活變動,又可產生多重語義。所有這些語言現象,造成了俄羅斯詩歌格外突出的音樂性和民族性,令譯者處於形式對應與等效對應的兩難之境。拘泥於前者,難免損傷語言的自然狀態,而致力於後者,卻會降低形式自身所包含的難度與美感。相比之下,西方現代詩歌多為自由詩,詩歌語句趨於散文化乃至口語化,可供譯者施展的空間或許也略大一些。

新京報:對於目前國內俄語作品的譯介情況,有哪些想法和建議?

王嘎: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俄語作品譯介呈現出多元局面,從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直至現當代文學,均有全方位展示。近年來,人民文學出版社“21世紀年度最佳小說”、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羅斯”系列、浙江文藝出版社“雙頭鷹經典”,為推介新作與發掘精品做出了卓越貢獻,值得持續關注。

對於當前俄語作品的譯介情況,我個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淺的意見。譬如公版圖書的紮堆重譯,未見得“刷新”那些公認重要譯本的語言面貌,卻有可能遮蔽現有譯介工作的豐富程度,使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印象停留於若干經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譯批評失去客觀公正的尺度。眾所周知,力主重譯(“複譯”)的最著名人士是魯迅先生,其本意在於“擊退亂譯”,提高翻譯質量,反對“別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獨占。魯迅先生當年的主張與現今的過度重譯並非處在同一語境下。

與此同時,反映俄羅斯曆史文化變遷的非虛構作品譯介則略顯不足,而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娜塔莎之舞》《羅曼諾夫皇朝》《耳語者》等大部頭著作卻受到歡迎,這表明讀者及知識界對此類作品的需求未必冷淡。俄語非虛構作品有待於專業人士的發現和譯介。

新京報:你接觸到的優秀又被遮蔽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有哪些?能否推薦一下。

王嘎:這個話題,讓我想到馬克·斯洛寧所著《蘇維埃俄羅斯文學》。這本書幾乎成為我在大學時期的俄羅斯文學“禁書指南”。“一本好書就是一場災難”,誠哉斯言!原作或譯作“被遮蔽”的現象及成因各有不同,姑且做一粗略分類,並以一部具體作品為例:

1.藝術形式超前,思想內容不被文學同行及同時代人所理解,難以見容於世,多年以後才引起關注。如丹尼爾·哈爾姆斯的短篇小說(《藍色筆記本》),作者堪稱二十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文學的“鬼才”,看似非理性的扭曲變形的語言碎片,折射出現世的醜態,又深藏著理應安放在邏輯之上的真實生活。

《藍色筆記本》,作者:丹尼爾·哈爾姆斯,譯者:張猛,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2.原作本身有足夠的藝術表現力,已然成為俄羅斯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但由於相關研究和譯介不到位,在漢語讀者中鮮為人知,或者認知有限。如貝拉·阿赫瑪杜琳娜的詩歌作品。阿赫瑪杜琳娜是蘇聯“解凍”年代的產兒,她的詩具有精緻的語體、獨特的調性和形象思維的深度,對週遭世界的聲音和色彩極為敏感,被布羅茨基譽為“從萊蒙托夫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俄羅斯詩歌無可置疑的繼承人”。

3.原作和譯作均為傑作,卻從誕生之初便命運多舛,充滿悲辛,儼如作者本人的命運。例如生前籍籍無名的詩人、小說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去世後以一部《科雷馬故事》震驚文壇。如今,這部繼承了俄羅斯散文敘事傳統,閃爍著人性光輝而不失優美詩意的作品,在俄羅斯不僅讀者眾多,而且被搬上螢屏,法國著名的《讀書》雜誌《理想藏書》輯刊更是將其列為84部俄羅斯小說前十名。

采寫:張進

編輯:李妍,宮子

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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