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美國經濟看法的正確之處:貨幣政策貢獻大
2019年04月17日07:25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善於從美國公眾的真實感受中發現一些重要線索,然後為己所用。他提名商人、前總統競選人赫爾曼•凱恩(Herman Cain)進入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理事會,就是這樣的例子。就在我們認為不會有什麼比提名評論人士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為美聯儲理事更糟糕的時候,特朗普又提名了“披薩王”(凱恩曾是一家披薩連鎖餐廳的首席執行官——譯者注)。

  人們很容易認為這項提名又一次表明總統對經濟一無所知,進而對此不屑一顧——正如4名共和黨參議員最近所做的那樣,他們的反對意味著凱恩不太可能在美聯儲理事會獲得席位。

  但我們不應該對此不屑一顧。凱恩確實不知道金融市場如何運作。他與特朗普提名的摩爾一樣,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曾建議美聯儲加息。但總統為提名凱恩做出的辯解是,他不是一個政策老學究,卻是一位瞭解商業運作的就業創造者。特朗普只關心把他的政治親信塞進美聯儲。然而他說出了一個重要真相:過去10年的貨幣政策對市場的貢獻遠遠大於對實體經濟的貢獻。

  想一想,自2010年初以來,美國實際時薪僅增長了6%,而實際房價卻上漲了20%以上,經通脹調整後的股市市值翻了一倍。多虧了就業增長,美國家庭收入增幅高於工資增幅。從2010年到2017年,美國家庭收入增長10%,儘管仍然落後於資產價格漲幅。與此同時,從2007年至2016年,美國財富不平等加劇程度為史上最大。

  這一點,以及企業債務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創紀錄水平,都是美聯儲舉措的意外後果。美國央行可以提振資產價格,卻無法消除拖累經濟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並非源於貨幣供應不足,而是源於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的更深層次挑戰:技能與就業崗位不匹配、勞動力老齡化、地域流動性降低和企業集中度提高、技術驅動的勞動力市場劇變。

  你無法單純憑藉低利率和量化寬鬆來解決這些問題。你需要借助由民選官員(而非技術官僚)製定的財政政策。但兩極分化的政府無法做到這一點。這是美國和歐洲都面臨的難題。在歐洲,人們對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火力的有效性以及歐元區協同財政寬鬆計劃的可取之處展開了激烈爭論。

  我很擔心這種過度依賴央行官員的現狀。令我驚訝的是,在危機後曾擔心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惡性通脹的很多人(摩爾和凱恩就在這個行列),現在卻主張降息;這並非因為他們格外關心普通民眾,而是因為這符合他們的政治目標。我們應該確切地稱之為:推諉責任,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很多次,根源都是時任總統想用廉價債務來掩蓋問題。

  也不僅僅是共和黨人想要兩頭占便宜。“現代貨幣理論”(女生T)目前在左翼圈子裡頗為流行,驅動該理論的是這樣一個想法,即它潛在為英國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在2015年提出的“人民量化寬鬆”概念提供了依據。美國一些民主黨人相信,通過授權美聯儲利用其資產負債表為教育和基礎設施領域可以創造實際增長的投資項目(而不是金融資產通脹)提供資金,他們可以規避圍繞稅收和支出的政治辯論。

  此類計劃的成功取決於低利率、低通脹和相對樂觀的信貸市場。不管你是否相信這些條件會繼續存在,“現代貨幣理論”還會讓美聯儲政治化,因為在世人眼裡,美國央行被用於在民主進程以外實現具體政策目標。當然,這正是特朗普眼下所做的,儘管他的目的非常不同。

  說到底,美國眼下所處的境地與2008年完全一樣——政客們指望央行官員做他們不能做的事。但我們憑什麼要相信美聯儲(或歐洲央行)能夠以某種神奇的方式改變當下經濟分化、技能缺口危機撲面而來的事實?央行無法以一己之力創造經濟增長。他們只能控製貨幣供應。

  特朗普想為了一己私利而擾亂美聯儲。但美聯儲已經在自我再造。美國央行最近開始對其貨幣政策框架開展重要評估,其中包括一次聆聽之旅——屆時各地區聯儲主席將與象牙塔外的人們進行交流,如商界領袖、房貸借款人、退休人士、千禧一代、勞動者和企業家。其思路是考慮過去數十年實體經濟變化的方式,然後思考貨幣政策是否也應該與時俱進。或許當他們結束評估時,我們也將擁有一屆準備好(且有能力)發揮作用的行政當局和國會。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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