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血和淚
2019年04月17日04:09

原標題:80年前的血和淚

高榮彬   高榮彬,1923年出生於重慶長壽縣,16歲時加入重慶市防空司令部下屬的防護團,親曆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六五”隧道慘案發生後進入隧道疏導和抬屍。

  “當年,我一邊流著眼淚一邊抬屍體,光抬屍體就花了三天三夜,隧道內的屍體堆積得有兩米高。”老人用手比畫著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進入重慶水泥廠工作直至退休。

  如今96歲的高老是重慶大轟炸民間對日訴訟原告團中最高齡的老人。他說,日本政府必須就當年的罪行向中國人民道歉謝罪並賠償。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那段曆史我真的不願意回憶,實在是太慘了。”即便重慶大轟炸已經過去80年,回憶起那段往事,高榮彬老人依舊忍不住老淚縱橫。13歲那年,高榮彬跟隨父母來到重慶,在銅鼓台楊家院(現重慶市渝中區較場口新民街附近)跟著師傅學補鞋。

  1939年,他加入了防空司令部下屬的防護團。

  長江都被鮮血染紅

  高榮彬回憶說,從1939年年初開始,日機開始對重慶進行密集轟炸。1939年的5月3日、4日兩天,日機以密集隊形突襲重慶,對山城進了毫無人性的大轟炸,爆裂的竹子濺出了火星,房屋“火燒連營”,整座城市一時烈焰衝天,燒得滿天通紅,一直燒到江邊,無數的人被大火燒死或被有毒的煙霧嗆死。

  滾滾濃煙遮天蔽日,熊熊烈火燃燒了近3天才被撲滅。公園和路邊堆滿了橫七豎八的屍體,血流成河;繁忙的朝天門碼頭也被炸,很多船工被炸得血肉橫飛,長江都被染紅。

  大轟炸期間,幾乎所有人的家中都備著一個小箱子,躲避轟炸時,一家人隨身帶著這隻箱子,裡面裝著些救命的家當。“當時個別家庭因收拾東西耽誤了時間,全家被炸死在屋內。”

  高榮彬說,防護團主要是負責街頭巡邏,搶救傷員,還有在居民都躲進防空洞時負責街道上的治安,防止有人趁機盜竊。當時,因為大轟炸期間死傷較多,防護團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搶救傷員,防止疫病的發生。“當時,我加入防護團之前都是要宣誓的,一要不怕死,二要膽子大,沒有工資,有時會管一頓飯。”日機轟炸頻繁的時候,他經常要熬通宵,最多的時候,他連續三天三夜沒有闔眼。“炸彈來了,我們就往桌子腳、屋簷下躲;炸彈一停,又爬起來繼續巡邏。當時有些防護團員就被倒塌的房屋壓死了。”

  “見機而作,入土為安”

  高榮彬回憶說,因為重慶當時的建築主要是竹木結構,雖然每次來的飛機只有二三十架,但日軍轟炸的同時還投下燃燒彈,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被燒死的。在漫長的轟炸期里,1939到1941年的持續“無差別轟炸”最為嚴重。

  “日軍從1940年開始對重慶進行轟炸,每次來的飛機多達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著上下半城一路轟炸過去。”到了1941年,日軍又改變了策略。每次來的飛機很少,甚至只有幾架,轟炸後從城市離開。但在警報還沒結束時,第二批飛機又來了。第二批離開還沒解除警報時,第三批又來了。甚至96個小時沒有解除警報。這對於那些躲避警報的人來說,無異於如坐針氈,出來等於送死,而躲在洞里則空氣憋悶,非常難受。

  高老至今還記得,當時重慶曾流傳著這樣一首童謠,“飛機頭,二兩油,鵝公嶺,掛紅球,日本飛機丟炸彈,山城到處血長流,跑不完的警報,報不完的深仇,煙囪變成高射炮,膏藥飛機磕響頭。”童謠中的“掛紅球”指戰時重慶一種防空預警手段,抗戰爆發後由於中國僅有的戰機已損失殆盡,國民政府對日軍空襲只能採用消極防禦,當時因重慶經常停電,防空人員只好採用在高處懸掛紅燈籠示警,這些紅燈籠分設於市郊各製高點,重慶至今還留有紅球壩地名。當時警報很頻繁,白天一掛就掛好幾盞燈,老百姓通過看掛三盞還是掛四盞,來瞭解轟炸的強度。“我們是每天跑警報,傍晚的時候回城,因為晚上視線不好,鬼子的飛機一般比較少來。”

  那時重慶有副對聯,叫作“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所謂“見機”指看到日本飛機,“入土”則是鑽防空洞。抗戰期間重慶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七百個,加上防空壕、避難室,掩體等可容納25萬人,堪稱二戰時世界各大城市之最,由於日機空襲頻繁,跑警報成了重慶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師父師母被悶死在隧道

  1941年6月5日下午,空襲警報突然響起,而空襲警報對高榮彬來說就是“集結號”。他馬上出動,上街巡邏。於是,他把師父楊海清和師母一起送進較場口的防空大隧道。那天晚上,日本鬼子的飛機輪番轟炸,丟了很多燃燒彈、炸彈,警報持續了20多個小時都沒有解除。

  第二天一早,高榮彬就接到任務,說大隧道裡頭悶死了很多人,這就是慘絕人寰的“六五”隧道慘案,上面讓他們馬上去組織善後。高榮彬一聽臉色大變,他頭一個想到的就是他的師父。等他戴上口罩,進了隧道,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洞里的屍體疊了三四層,到處都是面目猙獰的屍體,隔著口罩都能聞到那股屍臭味。“說實話,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屍體。”

  這天上午,他在隧道里前後找了兩個小時,都沒有找到師父。“我當時心裡還挺高興,心想師父是不是逃出來了,我還是抱著一絲僥倖。”第二天,他繼續在隧道里尋找,結果,剛走進洞內二三十米,就看到師父了——師父身上的衣服都被撕光了,只剩一條短褲,身上還有很深的牙齒印,被咬得血淋淋的,再往裡面走了十多米,師母也悶死了。

  高榮彬流著眼淚說,當年自己家貧,師父、師母把自己當親生兒子般看待,自己買不起衣服,師母在過年時還給他添置一件衣服。師父去世的時候才30多歲,老家是長壽縣。當時講究落葉歸根。他和幾個師兄弟一起,找了一輛獨輪車,花了3天時間才將師父的遺體送回老家安葬。“這都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個仇。”高榮彬紅著眼眶說。

  “正義從來不會缺席”

  前些年,高榮彬一直作為重慶大轟炸原告團成員而四處奔波。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及其家屬於2004年組成民間對日索賠團,赴東京地方裁判所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十餘年來,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先後赴日30餘次,來自重慶、四川等地的188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成為這場跨國訴訟的原告。“讓受害者將事實大聲吼出來,把日方推上被告席。”這是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團的理念。

  之前,當高榮彬從原告團成員那裡得知敗訴後,成員們情緒十分激動,當庭強烈表示要上訴。再次的庭審,法院雖然承認了事實,卻不願賠償。在高榮彬看來,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曆史不敢忘,我們要求日本謝罪和賠償,只要我還能動彈,我們就會將上訴進行到底。”今年已經96歲的高榮彬腿腳已經不像過去那麼靈便,他還經常受邀到附近的中小學給孩子們講述當年的那段曆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作為慘案倖存者,每次提及那段慘烈的曆史,他的“傷口”都會被揭開,都會難過好幾天。但他更希望借這段曆史,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從而反對戰爭,珍愛和平。“今天中國已經強大了,我們已經做到揚眉吐氣了。可以告慰逝去的同胞了。無論打什麼仗,受苦受難的都是老百姓。但老百姓是無辜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他們必須謝罪並賠償。”高榮彬說。“我相信,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從來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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