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政客”丘吉爾
2019年04月16日06:01

原標題:“反美政客”丘吉爾

選定溫斯頓·丘吉爾為新書的主人公時,英國暢銷曆史作家安德魯·羅伯茨決定將視線從數以萬計的演講記錄和官方文稿上移開,而是以私人信函、親曆者口述乃至從未公開的英國王室日記,作為撰寫《丘吉爾:與命運同行》一書的突破口。

對檔案的深入發掘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發現。這部去年年底在英美同步上市的作品厚達1100餘頁,被評論家稱為“最偉大英國首相的最偉大傳記”。特別是在外交領域,該書的一大亮點在於,揭示了丘吉爾對大洋彼岸的“盎格魯-薩克遜兄弟”的糾結態度——高舉英美同盟大旗的同時,心中一直湧動著“反美情結”。

慷慨激昂或溫情脈脈的陳詞背後

“我們共同的語言是無價之寶,有朝一日,它將成為共同公民的基礎。”1943年9月,丘吉爾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喜歡想像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廣闊的土地上自由往來,彼此沒有陌生的感覺。”丘吉爾的雙親來自美國,在長達2/3個世紀的政治生涯中,在英美兩國的精英和平民面前,他一直將自己塑造為“英美親密關係”的代言人。

然而,《丘吉爾:與命運同行》頗具顛覆性地提出,談及英美關係,丘吉爾在公開與私人場合的態度往往天差地別。安德魯·羅伯茨在推介新書時強調,從英國皇家檔案館的資料、蘇聯駐英國大使的日記、丘吉爾同親朋好友的閑聊當中,可以發現他的大量情緒化言辭,其中飽含對美國的懷疑、警惕乃至仇視。

丘吉爾對美國的負面情緒可以追溯到青年時代,那也是大英帝國最輝煌的歲月。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當時在印度服役,言語間時而流露出對外國的不屑。1899年,他的母親珍妮打算出版一本宣傳英美友好的雜誌,結果被兒子駁斥了一頓。丘吉爾在家書中告誡母親,她想在新刊中採用的口號“血濃於水”很沒檔次,把星條旗和米字旗印上封面的做法太蠢,並直言不諱地宣稱,英美同盟的提法純屬“趕時尚,是癡人說夢”。

安德魯·羅伯茨認為,這封信的基調貫穿於丘吉爾此後66年的人生。身為政治領袖,他慷慨激昂或溫情脈脈的陳詞背後始終是冷酷的現實主義思維。就像時年24歲的他在另一封給母親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我的信條之一是促進英語民族的相互理解……只要利益一致,我們現在和今後都可以做朋友,但如果分歧無法解決,那也用不著費力氣套近乎。”

“英國正被美國逼進角落”

一戰期間,丘吉爾先後擔任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這段履曆強化了他對美國的敵意。20世紀20年代,美國計劃建立一支與英國海軍實力相當的艦隊,立刻被丘吉爾視作挑釁。

1927年6月,時任財政大臣的他在一份秘密內閣備忘錄中寫道:“一個以海軍為生命的大國(英國)和一個以海軍為威望的大國(美國),根本不可能平起平坐。但有些人總覺得,我們有責任遷就美國,滿足對方的虛榮心。”

一個月後,他寫道,別以為英美開戰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戰爭多麼愚蠢,損失多麼慘重,我們絕不希望把自己置於美國的威權之下……鑒於美國海軍的優勢,巨大的危險籠罩著世界”。1928年,與保守黨政客詹姆斯·韋德伯恩吃飯時,丘吉爾再度表示,美國人“傲慢自大,敵視我們,妄圖主宰世界”。

1928年11月,赫伯特·胡佛當選美國總統後,在英國償還戰爭債務問題上不依不饒,英美關係更加緊張。“可憐的英格蘭啊”,丘吉爾寫信給妻子克萊門蒂娜,“她正在緩慢卻束手無策地被逼進角落。”克萊門蒂娜回信安慰丈夫說,他應該去主持外交部,“可我擔心你對美國的反感可能成為障礙。你必須嚐試理解和掌握美國,讓對方喜歡上你”。

丘吉爾照做了,主要原因在於納粹德國的威脅更加緊迫。二戰爆發,他愈發謹慎地避免批評美國及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即便如此,丘吉爾1940年5月成為首相9天后,還是把秘書喬克·科爾維爾嚇了一跳。“他在大庭廣眾下總對美國說漂亮話,於是,當他悄悄告訴我,‘這是給那些該死的揚基佬的電報’時,我吃驚不小。”科爾維爾回憶道。在這位秘書的印象中,丘吉爾還說過,身為首相,他“十分理解許多英國同胞對美國長期‘隔岸觀火’的不滿,但我們必須保持耐心,必須掩飾內心的憤慨”。

“吐槽”背後是落寞與無奈

按照《丘吉爾:與命運同行》的說法,在二戰最激烈的日子裡,丘吉爾最信任的傾訴對像是英國國王。他與英王喬治六世起初並不和睦,但雙方的關繫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迅速改善了。從1941年起,丘吉爾每週二都要去白金漢宮和國王一同進餐。支開仆人,他倆自己端菜倒酒,無話不談。每次密會結束,喬治六世都會詳細記下丘吉爾的“吐槽”。

這些如今保存在溫莎城堡的資料顯示,即便在英美“大西洋聯盟”成立後,丘吉爾對華盛頓依然牢騷滿腹。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不久,他向國王抱怨道:“眼看著日本人攻城略地,美國佬除了自吹自擂什麼都不做。”一個月後,他感歎,“假如美國太平洋艦隊沒被轟沉在海底,他們本可以阻止這一切。”1943年元旦,丘吉爾在談及戰略反攻計劃時承認,沒有美方幫助,英國無計可施,但“他們訓練軍隊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美國在二戰中坐收漁翁之利,不僅擊敗了軸心國,還把英國徹底擠下了寶座。面對權力此消彼長,丘吉爾難以壓抑內心的焦慮、嫉妒和憤恨。“溫斯頓對大英帝國會議(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議事機製)唸唸不忘。”喬治六世在1943年4月寫道,“他仍然想保留統一的英聯邦,向美國表明我們始終是一家。”同年10月,丘吉爾試圖說服國王,“我們決不能允許美國在地中海戰區設立最高指揮官,地中海歸我們管”。可惜,現實並未如他期望的那樣發展——從1943年7月進攻西西里島開始,美軍就成瞭解放歐洲大陸的主力,第一個進入羅馬的也是美國將軍馬克·克拉克。

勝利的天平不斷向同盟國傾斜,丘吉爾卻愈發沮喪。1944年3月,在分析歐洲戰局時,他自嘲道:“東邊是一頭被勝利衝昏頭腦的熊(蘇聯),西邊是一頭蹣跚而行的大象(美國),我們英國好比夾在中間的一頭驢。”7月4日,諾曼底登陸成功近一個月後,他依然希望羅斯福把美軍調往巴爾幹半島而非法國南部。“羅斯福的回覆肯定讓他很不爽。”喬治六世在日記中提到,“我們深思熟慮的計劃全被羅斯福和美國參聯會無視了。”

接著,丘吉爾為英軍統帥蒙哥馬利鳴不平,只因為“美國的巴頓將軍打得太順”。

當然,丘吉爾在美國人面前從未流露出真情實感,更不用說在公開演講和廣播中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撕毀那些“措辭火爆”的電報草稿,待心情平複後用溫和的語氣重寫。

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過後,美國拒絕就中東歐國家的前途對莫斯科採取強硬立場,丘吉爾只能繼續把怨氣藏在心裡。“溫斯頓對羅斯福關於波蘭的表態並不滿意,說後者的措辭軟弱無力,蘇聯人在明確的信息面前才肯罷休。”在落款為3月13日的筆記中,喬治六世如是寫道。

“無奈”與“落寞”或許更能概括丘吉爾此刻的心態。正如他在戰爭結束前夕對妻子所言:“看到我們(英國)的軍隊遠遠少於他們(美國)的軍隊,我非常痛苦。我一直希望英美保持平等,但面對一個強大的、人口比我們多幾倍的國家,這怎麼可能呢?”

從1895年到1961年,丘吉爾16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半數訪問是以首相身份進行的。大庭廣眾下,他對美國不吝溢美之詞,因此被某些懷念大英帝國的人斥為“卑躬屈膝”。

安德魯·羅伯茨就此表示,在丘吉爾去世53年後的今天,他希望人們明白,丘吉爾半生力挺英美同盟,完全是出於維護英國利益的動機。“心口不一”不會掩蓋他作為傑出政治人物的兩大特質:他懂得舍小取大,令本國收益最大化;在對個人和國家命運的判斷上,他極富先見之明,深刻意識到走下坡路的英國必定有求於美國。

(摘自《青年參考》報2018年11月1日07版)

作者 史春樹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4月16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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