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地理學人︱胡煥庸:終以“人口學家”自居的地理名家
2019年04月13日10:08

原標題:民國地理學人︱胡煥庸:終以“人口學家”自居的地理名家

民國地理學界的執牛耳者

作為民國地理學的代表人物,胡煥庸1901年生於江南宜興的一個鄉村寒素之家,自幼喪父,與母相依為命。少年苦讀,1919年考入免學費的南京高等師範,隨竺可楨專攻地理和氣候。胡煥庸字肖堂,即有“肖人之堂以為堂”之意,他得以窺竺氏學問的堂奧,成為其高足,一生執弟子禮甚恭。據說後來竺可楨每到南京或重慶的胡家探訪或小敘,胡煥庸都極重師生禮儀,竺正襟危坐,胡垂手恭立。

在南京高師求學期間,與胡煥庸同門者還有張其昀。張出身浙江鄞縣望族,和胡煥庸同歲同學,但與胡專攻地理不同,張其昀兼顧曆史與地理,將南高柳詒徵的史學與竺可楨的地學融為一爐。南高率先參照西方地理學發展“新地理學”(New Geography),鑄就人文地理學重鎮。作為南高史地學派的兩員大將,張與胡二人一併成為民國地理學第二代學者的翹楚。

1923年胡煥庸畢業,先到揚州中學執教兩年半。1926至1928年,胡煥庸到法國進修,深受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影響,並以此為範式,專注中國人口地理和農業地理,開風氣之先。1935年胡煥庸在《地理學報》發表《中國人口之分佈》,劃出一條從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衝的人口地理分界線,將全國分為東南與西北兩部,世人稱之為 “胡煥庸線” ,是為二十世紀中國地理學的代表成果之一。

1930年2月,中央大學地理系獨立成系,胡煥庸作為系主任,與張其昀以及留美學者黃國璋構成地理系的三駕馬車,建立齊整的學科體系,培養民國第三代地理人才,例如徐近之、李旭旦和任美鍔等。其中,胡煥庸最器重李旭旦,將其視為傳人有意栽培。胡煥庸的弟子不辱師命,例如民國中英庚款地理留學生有一半出自胡煥庸門下,門生徐近之有詩云:“春風桃李爭輝甚,留學生徒歲有添。” 這些門生先後在英國深造,歸來成為民國第三代地理學人的代表,由此更奠定胡煥庸的地位。

胡煥庸

1941年中央大學設立地理學研究部,胡煥庸任主任,先後培養地理學碩士十餘人,著名的如吳傳鈞,1941年中央大學地理系畢業入新成立的地理學部,1943年獲碩士學位,是中央大學培養的第一位地理學碩士,1948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學博士,歸來成為民國地理學第四代學者的中堅力量。

在民國地理學界,胡煥庸執牛耳,但並非一家獨尊。中國近代地理學的肇始以1909年張相文在天津成立中國地學會為標誌,1910年中國地學會移於北京,北京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中心。1934年,胡煥庸與翁文灝、竺可楨、張其昀等在首都南京成立中國地理學會,總部設在中央大學地理系,民國地理學的南北對立由此開始製度化,其中以“南胡北黃”為代表。

黃國璋(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鄉人,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碩士,1928年被竺可楨聘為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但黃國璋並非南高嫡系,而且師承美國地理學,不同於胡煥庸的法國地理學範式,因此時有邊緣化的感覺。1936年黃國璋北上,執掌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整合中國地學會,與胡煥庸領導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對峙,形成民國地理學“南胡北黃”的格局,雙方相互爭鋒,門戶漸深。

抗戰時期,胡煥庸所在的中央大學同樣是暗潮湧動,捲入CC系(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與朱家驊的派系之爭。抗戰期間,朱與陳二人因輪流掌管國民黨組織部和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勢同水火。雖然朱家驊在國民黨組織系統中的勢力不如陳立夫,但在他曾任中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在教育界根基和人脈甚深。1938年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在教育界擴充勢力,與朱家驊的勢力產生衝突。作為反擊,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開始在高校發展黨組織,捍衛自己的地盤。

朱家驊地學出身,以政治扶植民國地理學,國民黨黨員胡煥庸被朱家驊推選為中央大學區黨部書記。但是陳立夫作為教育部長直轄中央大學,胡煥庸作為中大名教授又被聘為教育部首批三十位“部聘教授”,而且胡煥庸還與陳氏的臂膀葉秀峰相熟,並通過葉為中國地理學會申請經費,因此胡煥庸僅一年就辭去中央大學黨部書記一職,自然被朱家驊視為CC派中人,朱氏因此在地理學界培養抗衡胡煥庸及中央大學地理系的機構和人物。他在陪都重慶創建第一個國家級的地理專業研究機構——中國地理研究所,由黃國璋出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與同城的胡煥庸一較高下。同時,朱家驊邀請舊識顧頡剛在中央大學兼職,製衡胡煥庸的勢力。

1943年蔣介石兼任中央大學校長,胡煥庸奉蔣手諭擔任中央大學教務長,延攬中央大學(南京高師和東大)的畢業生,實行校友治校,胡煥庸一時炙手可熱,成為中央大學的實權派和核心人物。同年,胡煥庸接替翁文灝出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無論事業還是學術都達到了頂峰。

1948年,胡煥庸執教中央大學地理系二十週年,門生特意舉行紀念大會,由地理系第一屆畢業生朱炳海主持,與會嘉賓有中大代校長周鴻經,中央地質研究所所長李春昱,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林超,中大各院院長及名教授數十人,會場四壁懸滿各方的致賀立軸,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也贈送四字“扶學遵道”。桃李滿天下的胡煥庸一時風光無兩,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門生的下次聚會竟要再等三十年。

同樣在1948年,胡煥庸擔任第二屆國大代表,參與選舉總統。年底,國民政府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大代表處給胡煥庸準備了去台灣的機票,但據胡本人所言,他聽聞中共廣播說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如果留在大陸,一概不加處分 ,所以就堅決拒絕去台,而同學張其昀卻毫不遲疑地登上飛機。不過,胡的子女眾多,負累過重,可能為其難捨大陸的另一重要原因。

換了天地的另一番人生

1949年,民國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學縱身變成了 “偽中央大學” 。1949年9月,作為 “偽中央大學” 的教務長,胡煥庸被人檢舉,與中央大學曆史系主任,南高同門繆鳳林一起被列為反動教授,與其他六位原中央大學同事,一起被送到北京華北大學進行政治學習,分析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過去。1950年“鎮反”期間,敏感的繆鳳林被嚇中風,臥床不起,送回南京,數年之後,孤苦而終。

1950年夏,胡煥庸受訓結束,雖然有老師竺可楨的長袖善舞,但地理學界已然換了江山,胡煥庸與中央大學綁定,被貼上了政治標籤,落選全國地理學專門委員會委員,摒除在地理學界之外,同時因政治身份無人敢用。他曾想重回南京大學地理系(原中央大學),但時任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的門生任美鍔極力阻擾。因為早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任美鍔就對胡煥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滿,後胡又阻撓任美鍔重回中央大學,鑒於胡氏當時的地位,任氏隱忍未敢發,但今非昔比。

1946年胡煥庸致葛德石函 (美國雪城大學檔案館藏)

注重意識形態的高校顯然已無胡煥庸的位置,此時正值淮河大水,幸虧胡煥庸曾研究過蘇北的淮河,寫過兩淮水利,其著作被華東水利部的大員看到,認為其有一技之長,胡氏因此躋身位於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員會,謀得技術委員兼資料室主任一職,參與淮河治理,前後共三年。

1952年,在淮河工地筆耕不輟的胡煥庸出版《祖國水利》一書,書中引用“黃河是中國的憂患”,“黃河百害,惟富一套”等民國地理學界的定論,但隨即被人指責這是舊社會的說法,宣傳反動觀點,因為黃河在黨和新政府的治理下已變害為利。敏銳的胡煥庸立即登報檢討,表示自己過去受毒素影響太深,完全接受批評,即刻訂正錯誤。

1953年淮河治理暫告一段落,胡煥庸才得以調到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輾轉回歸地理,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的班底是由竺可楨主持下浙江大學地理系建製搬來,系主任李春芬193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地理系,1943年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學博士,是胡煥庸的門生,因此胡在華東師大的前幾年還算平順,但他擅長的人文地理學已成禁區,只能轉向研究相對安全的外國地理學,似乎渡過劫波。不過,華東師大是新整合的學校,複雜的派系矛盾只是暫時潛伏,伺機而動。

1954年夏,“肅反運動”開始,隱藏的派系爭鬥迅速公開爆發,相互以政治運動杯葛對方。民國成名的胡煥庸,社會曆史背景複雜,立即成為全系重點對象,不僅多次被抄家,同時還被懷疑家中藏有秘密電台,甚至將地板撬開檢查。風波曆經半年,最後校黨委書記宣佈上海市委的決定,即胡的曆史問題不作處理,胡煥庸躲過一劫。1957年“反右”鬥爭中,胡雖受批判,但未被劃為“右派”。

1966年“文革”伊始,華東師大校內風雲湧動。由於被視為地理系和全校的元兇之一,六十五歲的胡煥庸備受磨難。此後一年,他白天打掃校園道路,晚間到系里學習批鬥,家中也多次被抄,研究全部中斷。隨後,胡煥庸被定為 “反革命特務分子”,關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專案組走遍全國,尋找罪證。例如1968年12月,專案組專門找到顧頡剛,瞭解胡煥庸當年組織西北建設協會之事,雖然與胡不睦,顧氏並未落井下石。

1973年6月,拘留達五年之久的胡煥庸被帶回學校繼續審查,定性為“曆史反革命”。直到1979年,全國清理“文革”未了案件,上海市才正式為胡煥庸結案,宣佈1954年“肅反”時的結論繼續有效,即:胡的曆史問題不作處理。胡煥庸的人生似乎經過一個輪迴,又回到原點,但已是二十五年之後。

後來有人詢問胡煥庸為何沒有自裁。胡煥庸以唱戲為喻,說道:“人生就像唱戲,生旦淨醜都得唱,我唱了多年的小生須生。現在該我唱醜角了,我的學生輪到唱須生武生。”“文革”如戲,須生武生作為龍套,盡在導演掌控之中。不過,並非胡煥庸所有的學生在戲中扮了醜角。

患難中施以援手的兩位門生

胡煥庸一生以大學為重,但1949年之後大學門生多淪為邊緣,甚至反目相向。例如得意門生李旭旦,避走南京師範學院,1957年被打為“右派”,其在民國時期積累的資本都成為新政權下的罪證。1952年之後,胡煥庸的命運多繫於他的兩位中學門生。學術、政治和私誼在此被演化到極致。

1980年1月,胡煥庸在廣州出席中國地理學會會議,與原中央大學地理系門生合影。前排:左一李春芬,左二鮑覺民,左三胡煥庸,左四朱炳海,左五李旭旦

救胡煥庸於水火的第一位門生是孫陶林。胡煥庸曾於1931-1933年被江蘇省教育廳借用,兼任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校校長。胡執掌蘇州中學的兩年期間,蘇州中學包攬1933年江蘇省高中會考的前三甲,震驚全省。蘇州人吳傳鈞正在此讀書,因校長胡煥庸而情鍾地理,不過作為學者的吳傳鈞無力拯救老師。在任蘇州中學校長時期,胡煥庸還積極保護參與政治的學生,其中就有孫陶林。

孫陶林(1911-2001),江蘇銅山人。1932年就讀於蘇州中學時參與革命,受到警察機關審查,被胡煥庸設法保釋。孫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專業,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之後,孫陶林擔任新組建的華東師範大學常務副校長,將辟處淮河工地的老師胡煥庸調至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胡因此才得以重歸高校,在華東師大度過餘生。

1958年孫陶林調至安徽,胡煥庸在華師大的處境每況愈下。“文革”期間,胡煥庸更是在劫難逃。因為胡與國民黨淵源甚深,很早加入了國民黨,擔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並在蔣介石任中央大學校長時期,被任命為教務長。因此,凡是運動,胡煥庸一定挨批鬥,並株連全家,其長子在“文革”中為此寫了數百份交待。直到“文革”之後,胡煥庸的另一位學生出面,胡才得以盡快徹底解放。

胡煥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1923-1926年曾在江蘇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任教,教授史地。1924年,胡煥庸的班上來了一位名叫胡鼎新的鹽城籍學生,這位胡鼎新就是日後的胡喬木(1912-1992)。1979年,身居中樞的胡喬木過問了一下他昔日中學地理老師的狀況,加速了胡煥庸的徹底平反。

1980年中科院增選學部委員,胡煥庸有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和民國教育部地理門惟一的部聘教授身份,仍然落選,而其徒子徒孫已位居學術鏈的頂端。1990年再次增選院士,1901年出生的胡氏,已年屆九十,大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之歎。曆經劫難的胡煥庸此時也許看透了名利,但他的存在,始終是地理學界的一種尷尬。

胡煥庸以研究人口地理成名,1957年胡煥庸在華東師大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試圖重續二十年前的人口地理研究,但不久,全國批評馬寅初的人口論,人口研究成為禁區,胡煥庸的人口地理學也半途而廢。1980年之後,年屆八十的胡煥庸重啟人口研究,更多是以人口學家示人,刻意與地理界保持一定距離。

1998年胡煥庸百年之後,中國地理學界終於長鬆一口氣。華東師範大學在胡氏門生的再三請求下為胡煥庸塑像,置放在資源環境學院(原地理系),讓其回歸地理學,恢復胡在地理學的地位,可是2006年華東師範大學主部搬到閔行校區時,這座銅像卻被留置。後來有門生不忍,自行搬遷到人口研究所,可見胡煥庸選擇遠離地理學界是正確的。

胡煥庸的同窗張其昀,避走台灣,曆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教育部長","總統府資政",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寫下煌煌巨著,無論從政還是為學,一生未斷,將才華髮揮到極致。而胡煥庸卻在國共兩方都不討好,大陸認為他與國民黨關係密切,台灣則認為他留在大陸,背叛民國,政治弄人。不過胡煥庸沒有自棄,他每日堅持打拳和洗冷水澡,數十年不懈,得以享天年,並有六子一女,全部事業有成,子孫滿堂,這或許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一種中國式補償。

參考文獻: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5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光明日報》1952年5月26日。

胡煥庸:《胡煥庸回憶錄》1988年 。

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來:紀念先父胡煥庸教授誕辰110週年》,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2011年。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朱家驊檔案

《竺可楨全集》(第12冊)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

(註:感謝胡煥庸先生的後人胡複孫先生提供寶貴資料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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