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戶”尋親者:漫漫尋親路 像影子一樣活著
2019年04月12日03:16

原標題:“黑戶”尋親者:漫漫尋親路 像影子一樣活著

“黑戶”尋親者:像影子一樣活著

因自小被拐賣、遺棄,他們成為“黑戶”,踏上漫漫尋親路;公安部稱,發現無戶口者,將隨時上報,及時解決

大約24歲的人生里,王永福一直都在尋找,一是找到親生父母,二是找到他自己。

2月27日,上海,王永福拿著根據自己丟失前對家及家周邊的情況而畫的示意圖。

他是一個丟失的孩子。幼時王永福被人從家鄉拐走,後來四處流浪,變成了“黑戶”。這意味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3.39億的戶籍人口中,王永福並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國內一家公益尋親組織負責收集尋親資料的誌願者劉戀(化名)統計,2017年該公益組織有160個尋親人登記沒有戶口,2018年又增加了82個。“像王永福一樣的尋親者,他們70%以上都是因為被拐賣,之後又因為種種原因被遺棄而選擇流浪,最終導致沒有戶口。”劉戀說。

儘管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面臨的軌跡卻完全一樣——他們是“黑戶”,沒法上學,沒法打工,沒法買火車票,沒法去銀行存錢,沒法辦電話卡,沒法去網吧上網,甚至不能合法結婚。

一紙戶籍將他們屏蔽於時代之外,他們像隱形人一樣遊走在社會規則的夾縫之中,生存艱難,更容易走向犯罪。

在踏上尋找過去和父母的道路之前,他們首先要找回自己——我,究竟是誰?而後者的難度,甚至超過了前者。

丟失的孩子

土屋,曬壩,一簇竹林,蜿蜒的小路,起伏的墳包,還有收藏各種石頭的鄰居村長。這是王永福關於家最後的記憶。

弄丟自己的那天,王永福記憶猶新。當時他大約8歲,因為淘氣,酗酒的父親拿著棍子攆他,奶奶護著,讓他出門躲一躲,他爬上一趟公交車,被拉到了縣城。

他隱約記得縣城名叫達縣(今達州),他在遊樂場待了一整天,夜裡蜷在火車站郵局睡覺。第二天,一個帶著幾個小孩的大人叫醒他問,你怎麼在這睡覺,你家大人呢。沒大人,我自己跑出來的。王永福對那人說。

那人領著王永福吃了飯,讓他跟那幾個小孩學,“你看他們做啥,你就做啥。”

有時尚女子經過,幾個孩子蹦起來拽女人的耳環,或者項鏈,還有包,王永福也學著,剛跳起來,就被警察抓住了。因為年齡太小,他很快被放了出來。

那人在派出所門口等他,把他帶回家,還買了新衣服,翌日吃完早飯,這個小孩忽然意識模糊,昏睡過去。等他醒過來時,人已在別人口中的深圳。

王永福回憶,在深圳,他和十幾個孩子被鎖在一棟兩層樓房裡。白天,兩個男人帶一個孩子出門,男人走左右,孩子夾中間,跟在行人後,偷偷拉開他們的背包。教著學了一天,第二天,男人讓王永福上手,他總是被人發現,挨一頓罵,一頓打,最終他從別人包里拿到了一部手機。

王永福說,他們被要求一天偷2000元的東西,完不成的小孩會被皮帶抽,扇巴掌,架蚊香的鐵片燒紅,在雙手上烙。至今,王永福兩隻手上的兩塊傷疤仍然清晰可見,像吸進手裡的水蛭。

挨過幾次暴打,王永福計劃逃跑。半夜,他撿起床底下一塊磚頭,破門而逃。他邊哭邊跑,一個好心的女人看到他渾身是傷,把他帶到了派出所。做完筆錄,警察讓他帶路,把所有的孩子解救出來。王永福沒有找到把他帶到深圳的那個人,警察聯繫不到他的家人,把他送到了深圳市民政局救助站,後來又到了深圳市金平少年兒童助養中心。

因為時間久遠,王永福的上述經曆已難以求證。國內一家大型公益尋親組織誌願者劉戀介紹,在她接觸的拐賣兒童案例中,買糖,買吃的,繼而下迷藥的手段非常普遍,“等小孩兒醒來,已經在去外地的火車上了。”

今年大約40歲的楊海軍也是在公益組織平台上登記的尋親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齡上大很多,兩人卻有著相同的遭遇。

1月19日,四川江油,楊海軍拿著根據自己對家的記憶所畫的畫。

楊海軍還記得,大約四五歲的時候他因為迷路,被一男一女帶到飯館吃炒菜,有好吃的肉皮,他同樣昏睡過去,醒來後人已坐在火車上,看到窗外一個山洞接一個山洞,光影明滅,他到了後來才知道的蚌埠。

在養父母家,只要喊一聲爸媽,楊海軍便不會挨打,但刻在腦海中關於父母的記憶讓他對眼前的陌生人虎視眈眈。坐著火車來的,他就沿著鐵路走回去,跑了十幾次,被打了十幾次,柳條抽,棍子打,身上青一塊紫一塊。

而有些人的記憶一開始就是空白。

史小軍被人發現時已經在天津火車站餓了一天,他大約記得父母坐著火車把他帶到這裏,之後彼此失去了聯繫,直到一個男人用籮筐把他帶到了霸州。起初剛到養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著,可自打養父母生了親生兒子之後,他便不受待見,是這個家庭多餘的人。有一次他跟弟弟打架,養父跟別人說,親生兒子能打,不是親生的這個,打也打不得,罵也罵不得。

“他(養父)要打我一頓,我會覺得他在乎我,疼我,我會好受點,不冷不熱才最痛苦。”2019年3月6日,史小軍躺在病床上懨懨地說。他大約46歲了,皺紋從眼角爬開,在他的臉上結成網,眉頭緊鎖,皺紋更加密集。

朋友劉保奇(化名)說,多年來史小軍一直一個人生活,“性格孤僻,不懂人情世故。”

“那個年代誰不想要個兒子。”史小軍的養父史國強(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史小軍是朋友從天津火車站撿來的,當時自己沒有兒子,朋友就送給他了,“他打小養不熟,各個村子到處跑,見到男的就喊爸,見女的就喊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後來我有了兒子了,我跟他說,我有兒了,你也這麼大了,我不需要你了。”

吉林白山的張金寶對親生父母和自己的身世幾乎一無所知,他剛懂事時,只是從養母口中得知他是別人的“種”。養父去世後,養母動輒打他,挑柴火的鐵鉤抽,炒菜的鐵勺砸,抽耳光,手撕嘴。每次挨揍,張金寶就離家出走,直到七八歲,他終於跑了出來。

跟王永福一樣,他們都是沒有戶口的尋親者。

邊緣人

王永福大約16歲的這一年,2010年8月,他從深圳的助養中心悄悄溜走,要去闖蕩北京,“掙了錢,就去找爸媽。”

王永福的闖蕩,其實是在北京火車站撿瓶子,賣廢品,一個月能掙三四百塊錢。運氣好的時候,他能撿到別人沒吃幾口的盒飯,有肉有菜,運氣不好的時候,第一次見到安全套,也是在吃過的盒飯裡。

北京站出口的天橋下,兩個男人喝啤酒,他過去撿酒瓶,一個男人對他說,以後別撿瓶子了,叫聲師傅,跟著我混吧。

火車站有頭戴小紅帽的服務人員,專門幫乘客把行李運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師傅也給乘客拉行李扛包,緊跟在真正的小紅帽後面,一次收取10塊錢扛包費,“其實是冒充的小紅帽。”

為了多掙錢,王永福和師傅還開發了新業務。王永福花幾十塊錢買了一個假警察徽章,有遲到的乘客想加塞過安檢,他帶著乘客,在安檢員面前亮出證件,能騙過不少安檢員。只要成功,他收取票麵價格40%的費用,不成功不要錢。一天下來,他能掙一兩百塊錢,心滿意足。

和王永福一樣,大部分沒有戶口的尋親者,成了半流浪的邊緣人。

從養母家跑出來的張金寶先是在白山市古樓附近要飯,這裏聚集著很多小型髮廊和小型歌舞廳。七八歲的孩子模仿著如何為人處世。

3月9日,吉林長春,張金寶拿著成年前經常做的夢境示意圖。

張金寶嘴甜,逢人就叫乾媽,臨街的女子聽著歡喜,也看著可憐,這家女生給口吃的,那家女生給件衣裳,晚上張金寶就睡在歌廳的沙發上。

混得久了,跟女生們一樣,張金寶也成為歌廳的一件樂子。有顧客給50塊錢,讓他唱歌,唱妹妹你坐船頭,他邊跳邊唱,唱完再吹一瓶酒,祝乾爹乾媽玩得開心。

女生一茬接一茬,張金寶不知道她們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裡,只覺得那種有人關心的感覺最像家。

歌舞廳待了三年,張金寶和兩個夥伴藏在火車座椅之下來到長春,跟王永福一樣,張金寶起初在長春火車站撿瓶子,順道跟來往的乘客乞討要錢。“撿瓶子只是我的表面工作,實際上是撿點破銅爛鐵,趁你不注意拿走了,不算是偷。”

唯一值得說道的是,他在長春人防商場乞討,一個老太太磕了一天頭,沒討到錢,張金寶把自己碗裡的錢給了老太太。這一幕正好被路過的記者拍下來,登了報紙。記者問他,你也是討錢的,怎麼把錢給了別人?張金寶說,“她餓了一天,我年輕,一頓飯不吃無所謂,底層的人可憐更底層的人。”多年後,他得出結論。

距長春1700公裡外,楊海軍早已是蚌埠火車站的“大哥”。楊海軍居住的橋底儼然像一個家,鍋碗瓢盆油鹽醬醋,一應俱全。一大早,他帶著28個小玩伴一起撿破爛,傍晚運到廢品收購站,掙的錢買米買菜,楊海軍主廚,米菜油鹽一起倒進鍋裡,點著柴禾,飯就得了。

冬天楊海軍睡在集市上做煎餃的泥巴爐子裡,除了滿身是灰,前一天的餘溫足以抵禦冬夜。長春的張金寶一到冬天就摸井蓋,井蓋發熱,底下就是熱力管道,蠟燭照明,一米多高的空間,20多度的溫度,脫了衣服就能睡。唯一不舒服的是,管道上包著玻璃絲棉保溫板,紮得張金寶渾身刺撓。

最難的是找工作

“誰不想有一份正經工作呢?”王永福知道他在北京火車站的工作並不體面。

在王永福生活的大約24年時間里,時代正在發生變化:計劃生育政策實現從獨生子女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放開二孩;戶籍管理從手寫入冊改為全面信息化;王永福看到鐵軌上的綠色火車逐漸被一閃而過的白色高鐵動車所取代;火車票實名製,手機實名製,網吧上網刷身份證,用工要簽合同……

可王永福的生活一直是停滯的。社會規則的夾縫越來越小,他終於意識到,火車站別人隨手掏出來的那張長86.6mm、寬54mm、厚0.9mm的卡片對他有多重要。他再也不能趴在火車座位下逃票,手機卡、銀行卡、支付寶都是借別人的身份證辦的,他用一張撿來的身份證辦卡,被拘留了5天,他去網吧上不了網,只能站在椅子後看別人玩一種叫地下城與勇士的遊戲,一臉羨慕。

眼下最難的是找工作。他羨慕警察,去找穿製服的工作,當保安,因為沒身份證,公司不敢錄取他。後來他去了黑工地搬磚,當黑保安,發工錢的時候,別人能領到完整工錢,他才領個零頭,求告無門,又回到北京火車站謀生。

“給北京做貢獻,也算是北京人了。”有時候,為了證明自己也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他做好人好事。冬天,他看到天橋上一個老人要凍死了,脫下自己的軍大衣,軍大衣也是好心人送給他的,給老人披上。這是王永福第一次做好事,他還是不過意,又跑到肯德基買了一個漢堡,一杯可樂,這是他平常都捨不得吃的好東西,送給老人。末了,他又撥了個110,讓警察來幫忙。

甚至去獻血。可沒有身份證,獻血車不收他的血。他就用撿來的身份證冒充別人獻血。北京火車站廣場獻血車,醫生抽完血,誇他是個有愛心的小夥子,王永福感到暖心,“你們需要血,需要眼角膜都可以找我。”他告訴醫生。還有一句話,王永福說了一半兒嚥回去了——“左右我是沒有身份證的人。”

三年時間,王永福用一個叫“梅傑”的名字獻了6次血2400毫升。他向新京報記者展示了“梅傑”的身份證和三本獻血證。怕弄丟了,鮮紅的獻血證放在乾姐朱小可(化名)家裡。他小心翼翼地展開,那是他唯一的證件。

朱小可告訴新京報記者,她以前在火車站廣場賣水,時常看到王永福跟人打架,“他覺得自己是江湖義氣,其實是傻,我後來知道他是沒家的孩子,開始同情他。”

有一次王永福跟人打架要賠錢,他給所有的哥們兒打電話借錢,沒有一個人肯幫他,“哥們兒說,咱們車站認識的,車站不就是你騙我我騙你。”只有萍水相逢的朱小可半夜給他送來了500塊錢。這是這麼多年來,王永福第一次感受到溫暖。他當即給朱小可下跪,認她當姐姐,“以後我的命就是你的了。”

在長春火車站,伸手要錢的張金寶被人罵得面紅耳赤,“要錢的時候,一個大媽嘿呼(方言,挖苦嘲諷之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不缺胳膊短腿的,在大街上要錢,丟不丟人,害不害臊,還是個爺們兒嗎?”他確實挺害臊,決定憑本事吃飯,去一家拆遷公司干拆除工。

可沒有身份證,連自身合法權益都保障不了。幹活時不巧一根水泥柱從房上掉下來,砸在他身上,左臉劃出一道大口子,左耳朵刮掉一半兒。公司老闆一分錢賠償沒給,還主動讓他起訴,“老闆知道我沒身份證,法院不受理。”

楊海軍曾在火車站的小飯館幫人炒菜,後來必須要拿身份證辦健康證,炒菜的工作黃了,他批一車水果沿街叫賣,有時候去做臨時工,到河壩上給大車裝石頭。

到了2010年9月1日,手機實名製在全國推行。史小軍用的手機號都是花了100塊錢借用朋友的身份證辦的。他在親戚的建築工地上做小工,幾年攢了兩萬塊錢,因為辦不了銀行卡,他把錢存到了剛認識的女朋友的卡上。半年後,女朋友帶著她的卡和他的錢,不辭而別。

他再次一無所有。

從邊緣滑向深淵

生活是一列長長的火車,王永福覺得自己是被甩下車的人,之後,他嚐試再次爬上這列火車,像普通人一樣融入正常的社會軌道。可火車加速了,他們逐漸從邊緣滑向深淵。

沒有戶口,缺乏教育,四處流浪,生活拮據……令萬海遠擔憂的是,由於“黑戶”群體習慣遊離於公眾視線之外,活動軌跡不被記錄,他們容易誤入歧途。

張金寶想掙快錢,他半夜帶著三個夥伴爬上二樓,卸下空調機,綁上繩子順下來。幹了半個月就被抓了。

釋放證明書顯示,張金寶因盜竊罪被判刑11年,減刑2年6個月,2014年3月18日釋放。“大好時光留在了監獄,誰不後悔呢。”

史小軍想有輛代步工具,他推走了別人的摩托車和三輪車,獲刑四年半。

3月5日,河北霸州,史小軍身上掛著導流袋,手拿著自己成年前經常夢到的家鄉示意圖。

楊海軍因盜竊釘鞋的機器獲刑六年,不過他在監獄里放牛,吃得好睡得好,反覺得比在外面舒坦。

王永福在火車站給人拎包的工作很快也不能幹了。有一次,他假冒警察帶乘客進站,乘客是暗訪記者假扮的,他被稱作“車耗子”寫進了報導。真警察找上門了。

沒了工作,他就幫人把風,偷錢包,錢平分。一次酒後,他在北京站對面的恒基商城偷電動車,被判拘役6個月送進了東城區看守所。在號房,他認識了因酒駕同樣拘役6個月的高老師。他給高老師疊被子,講自己的流浪往事,“高老師說,以後存錢進來就別花了,你跟我一起吃。”後來他知道,這個高老師是唱歌的大明星,名叫高曉鬆。

高曉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及了被拘役的生活,說有一個小偷是個孤兒,從小就在火車站,沒去過別的地兒。他看人特別準,進來的人他看一眼大概就知道這個人什麼樣,他的本事就是成天看上下火車的人,他拿眼睛看就知道誰他一定能偷,誰著急,誰慌裡慌張。

王永福向記者表示,高曉鬆說的就是他。

從看守所出來後,為了悔過,他偷偷給便衣警察報信抓小偷。王永福坦承,自己小偷小摸的積習難改,每次喝了酒,他有順手牽羊拿人東西的習慣。“為了改掉這個毛病,每次喝酒,我就先把自己反鎖起來。”

尋家

關於家,前半截的時光濃縮成模糊的碎片,他們只能從片段中找尋蛛絲馬跡。

王永福相信自己是四川人,“達縣”兩個字一直刻在腦海中。2018年6月12日,他到達州電視台尋求幫助,他記得爸爸叫王長更(音),媽媽叫贛秀名(音),奶奶叫倪秀英(音),“找到親生父母就能落戶啦。”他滿懷期待。

失望而歸。達州市公安局偵查大隊民警告訴電視台記者,戶籍信息查詢發現,王永福提供的父母信息同音不同字的太多,一時難以甄別。

“小時候我恨我爸,他經常打我,我也因為挨打才走丟的,現在恨不起來了,挨打也比流浪好。”王永福說。

他討厭過節,看到別人家的父母帶著小孩逛街,買好吃的,他心煩意亂,除夕夜的煙花一個接著一個騰空,絢爛奪目,他把火紅的菸頭燙在手臂上,烙出血印,一個挨著一個。

史小軍認為自己是南方人,因為多少年來,一個畫面反複侵入他的夢境,腳下是溪水,兩岸是鬱鬱蔥蔥的高山,他立在竹筏上,順流而下。他使勁回想爸媽的模樣,可永遠都是個背影,想不起正臉。1997年他去天津電視台想登尋人啟事,這是他第一次進城,有人說能帶他進電視台,結果身上的700塊錢被騙走。他只得從天津走回霸州,走了一天一夜,此後再也不尋親了,“只能賴活著了,希望爸媽別埋怨我。”

張金寶擁有的只是一個夢。他夢到自己在炕沿兒玩耍,一對夫婦抱著孩子,衝著他笑,無比溫馨,可一醒來,他對自己一無所知,“都不知道該找誰。”

張金寶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記得。他在白山古樓乞討時,一家名叫金星髮廊的女老闆給了他一口吃的,老闆姓張,他給自己取名叫張金星。髮廊街的女孩逗他,說你真是這一條街上的寶貝,大家就叫他張金寶。好哥們兒姓宋,他又改名宋金寶,後來又叫李天養、楊世界,“老天生養,走遍世界。”

因為愛吃辣椒,吃米飯,吃臘肉,楊海軍堅信自己一定是四川人。1988年,他第一次從安徽蚌埠去四川尋親,扒上拉煤的火車,走了比三天三夜還要久。

蚌埠山少,雲高到不可捉摸。四川濕潤,雲腳趴在山尖上,浸濕了竹葉,起風時,竹林簌簌地響,像拖著長音的四川話。楊海軍倍感親切,好像前世來過一樣。一個門前有竹林、曬壩、池塘且三面環山的地方——這是他腦海中家的樣子。他見山就鑽,逢人打聽,家沒找到,卻無師自通學了一口標準的四川話。

“我就是四川人。”這讓他更加堅定。此後,只要攢夠幾百元路費,他就從蚌埠到四川,前後跑了20多趟。

為了尋家方便,2008年夏天,他索性搬到四川定居。他帶著女朋友從平頂山坐汽車到了四川江油,下車時身上只剩下2.5元。他晚上睡在火車站,白天去河灘給人裝石頭,一車80元,一天能裝兩卡車。幹了仨月,他租了一棟農房,賣水果,收破爛。

“他所有的生活都是為了尋親。”朋友李軍(化名)記得,2009年楊海軍弄了一輛三輪車,上面貼滿了尋親的照片和文字,車篷里拉著鋪蓋、饅頭和榨菜。他白天開著三輪車在山間遊弋,像一條洄遊的魚在尋找源頭。

如今楊海軍大約40歲了,他頻頻向外人展示,左耳朵上的疤痕,右手背上的黑痣,鼻樑上的一道斜疤,覺得總會有一個疤痕會印在父母心頭,作為未來相見的標記。

年紀越來越大,他怕記不清以前,找畫師把記憶畫了下來。記憶中的家是個四合院,茅草做的房頂,門前有一簇竹林,不遠有曬糧食的曬壩,邊上有一口池塘,從家裡出來時要經過一個石橋才到街上,橋下面有水。每到一處,他舉著畫,觀察地形,四處打聽,可世事滄桑,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他騎壞了三輛摩托車,走遍了四川、重慶200多個鄉鎮,卻始終沒有找到原來的家。

朋友李軍覺得他找家陷入了魔怔,“我勸他攢點錢把日子過好,以後要能辦下戶口,生活會更容易些。”

希望和困境

史小軍和養父母在霸州辛章鄉策城二村生活了30多年,雙方卻幾乎不來往。

3月1日,一個人生活的史小軍突發急性闌尾炎,他疼了兩天,從床上滾到地上。即便如此,他也沒給養父母打個電話,“不想跟他們張嘴。”

朋友劉保奇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趴在地上一動不動。因為沒有身份證,朋友找關係才把他送進民營醫院做手術,“醫生說,再晚來一天,人就夠嗆了。”

尋親組織誌願者劉戀發現,大部分尋親者跟養父母的關係都不好,而雙方關係破裂,成為尋親者辦戶口的一個障礙。

3月6日,霸州辛章鄉派出所民警告訴新京報記者,落戶需要養父母和村委會開具相關證明。“除了跟養父母關係不好,有些孩子是拐賣的,在買拐同罪的呼聲之下,有些養父母也不願開收養證明。”劉戀說。

“黑戶”問題一度引起高層重視。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12月下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為了落實國務院的意見,2016年民政部與公安部門協作,著手解決事實收養人口落戶。

《中國“黑戶”群體調查》作者、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長萬海遠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堅決、無彈性”的文件,“解決無戶口問題沒有死角,但在具體操作上面臨各種實際情況,需要逐一解決。”

萬海遠曾曆時14個月,對15個省的1928個“黑戶”樣本進行調研。調研顯示,“黑戶”群體中60%以上是超生人員,其他還包括沒有主動上戶口、棄嬰、未婚生育、相關證件丟失、戶籍辦理程序繁瑣或基層部門不作為等多種原因導致的無戶籍人員,“因為被拐賣、遺棄、流浪導致沒有戶口的,也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目前解決戶口最難的一部分。”萬海遠說。

策城二村村支書張名誌給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村里沒有宅基地、土地分給史小軍,他只能落到養父母名下,將來還涉及分家產,“能不能讓他落戶,需要村委村民開會商議,說白了,他沒地沒房,光棍一根,落到村里就是我們村的負擔。”村支書說。

跟史小軍的情況類似,警方也希望楊海軍的戶口落到養父母名下。

兩年來,劉戀專門負責幫助解決楊海軍的戶口問題。“但養父母堅決不同意。”

不但養父母不同意,連楊海軍也不同意,“跟他們沒任何感情,想到的都是痛苦。”

而像王永福這種沒有養父母、四處流浪的尋親者,落戶的困難更大。“因為四處流浪,沒有固定居住地,無法確定身份信息,各地警方反饋,需要找到親生父母才能落戶。”劉戀說。

這似乎又陷入一個悖論。“找到親生父母,就可以辦戶口,可沒有身份證出行不方便,怎麼去找父母呢?”

2018年5月,萬海遠在對基層戶籍管理人員的訪談中,也發現了實際執行中存在的問題。“比如流浪人員究竟應該登記在何處,不同戶籍管理部門相互推諉,從而導致個體在實際上仍然無法登記。如果要登記,登記在哪、出生地和常住地等基本信息如何確定等,都是現實中碰到的難題。而且在實踐中,哪個地方登記的這種情況越多,則哪個地方的管理責任和麻煩就越大。”

誌願者劉戀介紹,2017年11月,公益組織將160個沒戶口的尋親者上報給公安相關部門,各地警方辦理了90個尋親者的戶口,因各種原因還未辦理的有33人,這其中包括楊海軍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聯。2018年又上報了82個沒戶口的尋親者,其中包括史小軍和張金寶,至今仍在辦理中。

史小軍告訴新京報記者,4月6日霸州辛章鄉派出所戶籍警已向他瞭解無戶口的情況。

4月11日,公安部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全國“黑戶”問題整體上已基本解決,隨著民間公益尋親組織“寶貝回家”隨時發現無戶口者,隨時上報,公安機關及時解決,“有些無戶口者被拐時年齡太小,找家需要一個過程,現在也不願落到社會福利機構,因此解決過程中還有一定的時間差。”

所有開了頭的故事都在等待結局。

張金寶現在長春一家飯店炒菜,眼下,他正為健康證的事發愁,“我辦個假身份證,再去辦健康證,犯法不?”

肚子上還插著導流管,因交不起住院費,霸州的史小軍提前出院了,他在村子裡沒有宅基地,也沒有土地,只能借住在朋友的房子裡。

王永福去了上海,在一家遊樂園門口倒賣門票。他改姓朱,跟著幹姐姓。

迫在眉睫的是江油的楊海軍。2019年1月17日,接受新京報採訪的前一天,跟他一起生活十年之久的女朋友忽然不辭而別。

沒有戶口,結不了婚,女朋友和他吵了多年。兩人早就拍了婚紗照,塑料泡沫做的相框,楊海軍貼的滿牆都是。

風一吹,比戶口本大一點的婚紗照從牆上耷拉下來。連楊海軍也覺得,那份量太輕了。

A11-A13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 實習生 劉靜賢

A11-A13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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