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差社會》:以日本為鏡,破解“格差”難題
2019年04月11日07:59

原標題:《格差社會》:以日本為鏡,破解“格差”難題

在日本電影《小偷家族》中,東京的都市叢林中一所寒酸的老房子中,一家六口共同組建了一個靠偷竊坑蒙拐騙為生的臨時家庭,他們遊走在貧困與非法的邊緣,卻也充滿著互相依存的溫情和快樂。在為這一家在城市無依無靠又抱團取暖的故事所感動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日本社會分化、階層固化的一系列問題。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教授山田昌弘在2006年提出了“格差社會”的概念。格即等級,差乃差距,“格差社會”就是指日本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在日本經濟學家橘木俊詔《格差社會》一書中講到,日本的格差正在呈日益擴大的趨勢。在日本國民的高收入和高消費水平、繁榮的國際都市、現代化的商業模式背後,是巨大的生存壓力、大量失業和流浪人員、階層固化和不平等、逐漸縮小的社會保障網以及生活於其陰影之下的弱勢群體。

而在中國,我們也有相似的焦慮。在這些當代焦慮中,日本似乎可以成為我們的一面鏡子。

4月6日,著名旅日作家薩蘇、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做客單向空間·愛琴海店,以《格差社會》為鏡,聚焦貧富分化和階層固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與讀者一起探討個體和社會應當如何應對“格差”所帶來的挑戰。

李春玲(左一)和薩蘇(左二)

橘木俊詔眼中的“格差社會”

日本經濟學家橘木俊詔,1943年生於兵庫縣,1973年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在美、法、英、德大學及研究所從事教學與科研。曾任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教授、同誌社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經濟學會會長等職,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客座教授。

橘木俊詔被譽為“日本格差研究第一人”。20世紀90年代,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巨大創傷,日本社會進入長期不景氣的時期,有人說日本“失去了20年”。在這一背景下,橘木俊詔曾大聲疾呼:“一億總中流時代已經結束。”

此言一出便在日本國內引發了爭論,日本學者神野直彥和宮本太郎認為這是“點燃格差社會論的導火索”。隨後,橘木俊詔在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書店出版了《格差社會》,就是對這一爭論的回應,並針對上述論斷的背景、原因及解決方案展開了深入討論。

在他所著的《格差社會》中,通過對比發達國家和日本再分配前後的基尼係數,從科學的數據入手,追問格差現象的嚴峻狀況,揭示了日本一直不受重視的年輕人失業、女性貧困、老年人無依無靠等社會現狀,並提出解決之道。橘木俊詔站在經濟學家的高度,書寫了對弱勢群體的人文主義關懷。

橘木俊詔指出,日本社會“格差”擴大的原因包括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不平等、僱傭體系的急速變化等等,這種“格差”很可能引發諸多社會矛盾。因此,橘木俊詔倡導用社會保障網來縮小社會不平等,特別是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

政治家的孩子是議員,醫生的孩子還是醫生

“一個階層固化、無法反映個人意願和能力的社會不能算是理想的社會。”在《格差社會》,橘木俊詔講到,在日本,社會的流動性正在減小,父母職業決定子女職業的比重在上升。“政治家的孩子是議員,醫生的孩子還是醫生”幾乎成為了定律。而問題在於一組悖論:“想要糾正階層固化,關鍵是教育”,但另一方面,“一個人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父母的階層、職業和收入”。

他舉了兩個簡單的例子,日本的政治家中有相當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議員,最為典型的是小泉首相之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截至2006年6月產生了五位候選人,即被稱為“麻垣康三太郎”(麻生太郎、穀垣禎一、福田康夫、安倍晉三、河野太郎)的五人,他們的父親或祖父都曾是國會議員。

再如職業棒球選手,巨人隊的教練長島茂雄,還有先後任南海、養樂多、阪神、樂天隊教練的野村克也,這兩位家喻戶曉的著名選手、教練。他們的兒子長島一茂、野村克典也都是職業棒球選手。儘管政治家和棒球選手職業有所不同,日後子女的發展還是要看自己的能力,但“世襲”的政治家卻難像職業棒球選手的子女那樣被自然淘汰掉。從人力資源運用的角度上來說,各行業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人才未能實現最優配置的問題。

在薩蘇看來,橘木俊詔所講的不僅是日本的格差社會,而是講整個東方的格差社會。而作為多年從事社會分層、教育社會學和青年問題研究的專家,李春玲也有著自己的見解。個人及其子女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固定不變或者很難改變,這種意義上的“階層固化”意味著社會存在不公平和不公正現象,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她表示,中國近十幾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階層邊界越來越明晰,之前教育是突破階層邊界、上升流動的很好的方式,現在農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要比二十年前更難,

另一個導致階層固化的因素是房價。房價上漲強化了階層地位的代際傳遞。現在社會上在討論中產階級的標準。中產階級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在整個收入分配中處於中間位置,是中等收入者,這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另一個標準是從職業、教育和收入三方面來看,從事白領工作,收入是中等以上,教育水平也屬於中等以上,在社會學家看來就屬於中產。在之前房價不高的時候,北大清華畢業的人出了學校很快就能努力達到中產,但是放在現在,你拿到名牌大學的文憑,如果想要在北京上海待下去,過上有車有房的生活,沒有父母的幫助買房子,很難達到中產的狀態。

對於社會上總是在提的“寒門難出貴子”的觀念,李春玲覺得這樣的說法有些過重,儘管對於底層的孩子來說向上流動的阻力有所加大,但是近幾年國家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比如採用多種政策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懲治腐敗行為、限製壟斷部門過高收入、完善法製建設等等,都有助於促進社會公平和公正,在穩定和合理化社會分層秩序的同時,通暢社會流動渠道。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底層若想獲得成功,也需要更努力,要付出更多。

技術發展導致格差變大?

從電器時代到互聯網時代,科技的進步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也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技術發展是否使得社會格差變大?在科技發展的飛速時期,互聯網公司、高科技公司順應市場發展規律,獲利越來越多,但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工廠工人的失業,機器取代人工的趨勢在不斷髮展,這種狀況就造成了收入差距日漸擴大,互聯網公司財富積累越來越多,下層工人反而失業率提高。對於這個問題,李春玲覺得,雖然科技進步有可能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是可能因為各個國家的發展戰略、發展模式不同,還是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近幾年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就業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機器取代人工的趨勢日漸明顯,而李春玲認為,對於被取代的工人的再安置的問題,日本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做法。比如可以從服務業著手,日本的服務業特別好,是我們願意去日本旅遊的原因之一。

在薩蘇看來,造成日本格差社會的原因有兩點,一個是日本政策的原因,另一個是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日本現在推行的“銀髮經濟”,就是意在減少格差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他不認為科技是造成收入差距變大的原因。科技發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人也是資源,科技進步使得人類這種資源發生了行業的再分配。

破解格差難題:教育+就業

經過研究論證,橘木俊詔提出,雖然目前日本社會的格差仍在不斷擴大之中,但是日本可以做到在不犧牲經濟效率的前提下,兼顧過程和結果兩者的平等。其秘訣就在於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領域。

和橘木俊詔一樣,李春玲也認為教育是解決格差問題的關鍵。她表示:“在現代社會,實現向上流動的最主要途徑是教育,貧困農村家庭的子女可以通過考上重點大學而改變命運,農民工也可以通過技術培訓而成為白領和中等收入者。這都是實現社會流動的重要方式。”在教育方面政府已經有很多政策,比如對農村的教育投資,在招生名額和教育計劃上向農村傾斜。

另一方面,國家也應當保障教育機會和勞動力市場公平競爭,消除戶籍、城鄉、體製、性別等身份因素影響所導致的歧視和流動障礙,促進階層流動渠道的暢通,提高社會流動性。

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我們的理想。但是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只有直面現實、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說,《格差社會》一書以日本為鏡,為中國如何構建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個人如何破除格差困境提供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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