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發揮最低工資製度的公平倫理效應
2019年04月09日00:16

  發揮最低工資製度的公平倫理效應

  特約評論員 劉波

  近日人社部網站公佈全國各地區月最低工資、小時最低工資情況。上海、北京、廣東、天津、江蘇、浙江這六省份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000元。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資2420元為全國最高,北京小時最低工資標準24元居全國之首。

  最低工資製度對勞動供給的影響,一直是經濟學界聚訟紛紜的話題。和大多數經濟問題一樣,對該問題的回答應該取決於具體條件,如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儘管理論上有觀點認為,有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產生抑製勞動供給的作用,但這並不是教條。

  不可否認,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適度地、逐步地提高該標準,對勞動者就業具有積極作用,尤其是在最低工資標準低於收入較低勞動者平均薪酬的情況下。目前至少在東部地區已經實現了結構化的最低工資上調製度,這有利於保障勞動者的福祉。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決定了不同地區應當採用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只要不同地區的政策保持協調性,就不會對勞動者的流動產生不利的扭曲作用。

  對於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而言,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可能是遠比最低工資重要的決定因素。近年來,由於人口結構變化、產業轉型升級、勞動者就業觀和維權意識轉變等種種原因,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用工荒”,企業必須大幅提高所開出的工資才能招到工人,在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更多是起到一種保底的作用。其實目前大部分企業的漲工資決策的主要壓力來源不是最低工資標準,而是招聘到合適勞動者的挑戰。所以,不斷地適度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不會產生扭曲企業招聘決策的作用,也幾乎不會增加企業負擔,因而不會產生效率損失,屬於既符合公正原則又不違反效率原則的妥當的公共政策。

  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標準的社會意義在於保障收入最少的勞動者也有條件維持基本溫飽,這具有巨大的人道意義,尤其是有利於城市中最弱勢的群體。當然,這個效應產生的前提是這個製度得到了切實的執行,而這也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執行的意願與魄力。應當看到的是,由於不同企業的正規化程度和守法意識不同,通常國企和大型民營企業能夠確保最低工資製度的落實,但少數企業可能因法治意識淡薄或盈利慾望而有剝奪農民工合法利益的行為,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區。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部門充分發揮其應當履行的職責,通過嚴格監督和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來確保製度的落實。

  改革開放初期,大批農村勞動力離開土地進入農村,促成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貿易的發展,這對中國經濟騰飛的貢獻功不可沒。這個過程中包含了普通勞動者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甚至隱藏了一些他們的犧牲。中國最初引入最低工資製度的一個考慮就是防止部分企業對勞動者利益的過度剝奪。現在隨著勞動法完善、勞動力供求狀況變化和勞動者維權能力提高,由於多渠道的保障機製的存在,最低工資製度對勞動者權益的相對意義有所下降,這也代表了曆史的正常進步。但該製度的宗旨之一是要激勵企業更多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技術創新、改進決策、節能增效等途徑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不能試圖走壓低勞動者報酬的“捷徑”,這樣的基本宗旨永不過時,而且在現時具有了更緊迫的意義。

  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圍繞“無條件基本收入製度”進行著激烈討論。這個製度距離中國還比較遙遠,但更多地從公平倫理而不是單從效率角度來考慮勞動者的待遇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趨勢,只是各國具體表現情況不同。

  隨著普遍富裕程度的提高和一般性的社會保障製度的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製度的功能將不再只是維持最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而將是給他們一個能滿足基本的尊嚴和體面要求的生活,顯然這個標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水漲船高的。近年來中國一些發達地區已經具備了這樣做的初步條件,如果他們能發揮表率作用,再加上全國範圍努力縮小區域經濟差距,勞動者必將產生更強的公平感、歸屬感和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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