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譯者董楠:搖滾樂和貓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
2019年04月07日09:18

原標題:專訪|譯者董楠:搖滾樂和貓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對搖滾樂的興趣已不限於歌曲本身,開始挖掘一些音樂背後的故事,那你一定會接觸到董楠的譯著。身為資深搖滾樂迷的董楠至今已翻譯出版了11本搖滾樂相關的書籍,例如大門(The Doors)樂隊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傳記《此地無人生還》、滾石(The Rolling Stones)吉他手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自傳《滾吧,生活》等等,堪稱搖滾翻譯界的勞模。

董楠

近兩年董楠更有數本譯著連續面世,而2012年出版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傳記《滿是鏡子的房間》也在今年3月由上海三聯書店/雅眾文化再版。

近日,澎湃新聞對董楠進行了專訪,請她分享了自己多年來從事搖滾書籍翻譯和搖滾文化推廣的種種經曆與感想。對於把愛好當作事業的董楠來說,搖滾樂早已成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對搖滾類書籍產生興趣,並走上翻譯和傳播搖滾文化的道路的?

董楠: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喜歡搖滾樂,但是那時候幾乎沒有什麼關於搖滾樂方面的書籍。在互聯網之前的時代,信息很匱乏,要買到相關的書也非常困難。

大學在外交學院就讀,政治氛圍很濃厚。我過得比較苦悶,對專業不大感興趣,感覺有點像十幾歲的亨利·羅林斯(Henry Rollins)和伊恩·麥凱(Ian McKaye)在華盛頓,又無聊又憤怒,看什麼都不順眼。好在學校比較重視英語,出過很多著名的高翻和口譯,所以我英語學得還不錯。

2005年,我在潘家園舊書店買到一本二手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傳記《No One Here Gets out Alive》,非常喜歡,一高興就自己翻譯著玩,那時候不懂什麼版權不版權的,花了大半年的功夫,300多頁的書居然也翻譯完了。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江蘇人民出版社買了這本書的版權,還沒找到譯者,和他們聯繫上以後一拍即合,《此地無人生還》就是這麼來的。接下來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澎湃新聞:你在閱讀和選擇翻譯書籍上有何偏好?有無格外喜歡的作者?

董楠:事實上,翻譯書的選題是由很多因素決定的。比如出版社的定位、趣味、偏好和對商業的考慮,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版權能不能買到。這些年也有一些編輯在選題時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推薦過一些我喜歡的書,但結果終歸是難以預料的。

如果不計這些不可控的因素,完全由我來決定的話,我想,十年前我會比較傾向於事實詳盡、趣味性強、知名度高的傳奇搖滾明星的傳記;現在可能更關注書的現實意義,比如手頭翻譯的這本《Out Band Could Be Your Life》,是講美國上世紀80年代獨立音樂的,我覺得對現在做樂隊的人也有會很大啟發。 這本書的作者叫邁克爾·阿澤拉德(Michale Azerrad),也一直是我特別喜歡的作者,國內出過他的涅槃(Nirvana)傳記《Come As You Are》,中文名是《像一個孩子》。

另一個我喜歡的作者是著名的格雷爾·馬庫斯(Greil Marcus)老師,我翻譯過他的三本書,《老美國誌異》(新版叫《地下鮑勃·迪倫與老美國》)、《聆聽大門》,還有一本尚未出版,名字也待定的書,叫《Bob Dylan By Greil Marcus》,是他一生寫的關於迪倫的各種文章。

澎湃新聞:你在翻譯中曾經遇到過怎樣的困難,是如何克服的?

董楠:翻譯馬庫斯的書就非常困難,他文風華麗,充滿思辨色彩,喜歡使用各種長句,一整頁看不到句號也是常有的;他對美國通俗文化博引旁征,信手拈來,並且預設讀者的知識儲備和他差不多,並不會降尊紆貴,拉低自己的水平遷就讀者。翻譯的時候除了理解他設下的陷阱和謎語,還要傳達給讀者,有時候只能加很多註釋。這個過程很辛苦也很有趣。

幸運的是,我有一些很優秀的翻譯朋友,遇到語言類的問題可以請教;如果遇到音樂術語的問題,也可以請教一些搞樂隊的朋友。

另外,每次翻譯完一本書,我一般還要對照原文檢查一遍,這個過程沒多少創造性,但是要求細心,對我來說是比較辛苦和困難的一件事。

澎湃新聞:讀過翻譯過這麼多的搖滾類書籍,哪一/幾位搖滾樂手是你最喜歡、對你個人的影響最大的?

董楠:其實這個關係大致是反過來的,應該是我喜歡的樂隊和樂手的書,我才會選擇去翻譯它,否則會推掉的。對我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吉姆·莫里森,是從年紀很小就喜歡的,可以說奠定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讓我追求一種審美的、有勇氣的生活;其次應該是鮑勃·迪倫(Bob Dylan),他讓我明白,即使存在很多內在與外在的局限和桎梏,還是可以在一生的時間里不斷追求自由。

其他喜歡的還有很多,排名難以分出先後,就不一一贅述了。

澎湃新聞:一直以來搖滾樂都不免與一些負面因素聯繫起來,搖滾明星也被很多人認為過著墮落的生活,他們中也有很多英年早逝者。你是如何看待搖滾樂的陰暗面的?

董楠:這個問題可能需要一篇論文來回答。簡單來說,首先,生活健康、壽終正寢的搖滾音樂人也有很多,但是媒體和受眾總會更關注傳奇;其次,如果橫向對比各個職業,甚至是對比不同藝術類型(流行歌星、影星等等),“搖滾樂手”未必是最墮落的職業,只不過人們可能更喜歡搖滾樂中墮落天使的神話;第三,傳奇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搞搖滾的人都不太有錢,想墮落大概也不太能夠了。

我翻譯的這些書里,對搖滾樂的所謂陰暗面——主要是對毒品的濫用——或多或少都是持批評態度的,特別是基思·理查茲自傳《滾吧,生活》,很多章節簡直可以入選禁毒教材了。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看待閱讀和翻譯搖滾類書籍的意義的?在你看來,普通樂迷能從中獲得什麼?

董楠:在早些年資訊不發達,英語好的人也不算特別多的時候,我覺得翻譯搖滾書的意義還是挺重大的。現在瞭解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不一定非要靠讀書才能獲得新知,但是能讀到一本好書,始終是挺快樂的一件事。作為譯者我當然希望讀者能夠從書中有所收穫,但是這種事無法強求,只是希望能給讀者帶來一點快樂,可能的話,(重新)激起一點對音樂的熱情,就已經很好了。

澎湃新聞:除了翻譯搖滾類書籍,你還在進行一個與P.K.14相關的寫作計劃,也有一些文章發表,能否談談這個寫作計劃是怎樣的?是否有出版計劃?為什麼會選擇寫P.K.14這支樂隊的故事?

董楠:從《南京地下音樂》開始,我喜歡這個樂隊、和他們成為朋友已經有很多年了。2015年左右的時候,我想自己翻譯了這麼多搖滾樂的書,如果能把學到的東西,用來寫一支中國樂隊,肯定是挺好的一件事,而且我也有能力完成。我把想法一說,很快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我就開始採訪他們。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一切都特別順利,我特別有幹勁,他們也和我聊得很高興。

但是大概就是從迪倫得了諾貝爾獎開始,一連好幾個和迪倫有關的翻譯項目插隊進來,導致我的業餘時間一直放在翻譯這邊,直到現在可以說還是在還債……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這個項目現在就擱置下來了,我打算今年下半年把稿債還清後再努力……

澎湃新聞:除了P.K.14,你還比較關注哪些國內樂隊?如何看待當下的年輕樂隊和獨立音樂氛圍?

董楠:因為P.K.14的緣故,我也比較關注兵馬司的樂隊,他們出的新專輯我都多少會聽一下。另外“重塑雕像的權利”也是認識很多年,一直喜歡的樂隊。

其實現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不光是搖滾樂,好像整個音樂行業都不是特別景氣。但是知道有比我年輕的人還在搞搖滾樂,而且搞得還不錯,還是挺讓人放心的,起碼我死前這種音樂應該不會滅亡了。

澎湃新聞:除了搖滾類書籍翻譯,你還從事什麼職業?搖滾樂在你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大致是怎樣的?

董楠:我的全職工作是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擔任翻譯,因為不用坐班,通勤之類的時間節省下來,可以多做不少自己想做的事。每天醒著的大部分時候,家裡都在放著自己喜歡的音樂。除了貓,搖滾樂可能就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東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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