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的危亡之際,張岱醉生夢死是否合適?
2019年04月07日09:41

原標題:在大明王朝的危亡之際,張岱醉生夢死是否合適?

李自成造反、後金在遼東的崛起、昏庸無能的皇帝、黑暗的朝政,晚明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大時代。然而,在張岱筆下的富庶江南,似乎沒有半點江山危亡的緊張氣息。

我們該怎麼理解在國家危亡之際,江南文人依然沉浸在風花雪月中的強烈對比?明清的交替,使得張岱的榮華富貴成了過去,這又如何影響了張岱?在3月30日下午,《新校注陶庵夢憶》校注者欒保群、止庵、十年砍柴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聊了聊張岱與他的《陶庵夢憶》。

《陶庵夢憶》,作者: [明]張岱 著 / [清]王文誥 評 / 欒保群 校注,出版社: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2月

苦難的時代出好文章?

止庵認為,盛世難出好文章。中國先秦、魏晉、晚明和民國的文章是止庵最喜歡的,而這個四個時期都是苦難的時期。晚明不是什麼盛世,而是一個風雨變幻的時代。朝政黑暗、李自成造反,邊疆告急,江南文人在享福的同時也有著深深的危機感。公安派和竟陵派算是趕上了好時候。在他們活躍時,明朝還沒有滅亡,而江南十分富裕。那時,文人不是在酒樓里,就是在妓院里。這跟日本川端康成那一批文人的生活有點像,他們每天不是泡在溫泉里,就是在飯館里。

但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作家的家族都不是特別顯赫。他們的官位也不高。張岱的家族就比較顯赫,他真正經曆過錦衣玉食的日子。不過張岱生得比公安派和竟陵派晚。因此,一方面,他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集大成者。公安派主張通俗易懂,《陶奄夢憶》里很多近乎口語的話,這都是從公安派那裡學來的;竟陵派認為公安派的寫法太俗,他們喜歡比較深奧的文風,張岱也很喜歡竟陵派,他也學了劉侗的“怪”。

另一方面,在“國變”之後,張岱的生活變得很艱難。這深深影響了張岱的文章。如令止庵特別感動的《西湖夢尋序》,講戰爭之後回到西湖,張岱說,他得趕緊離開西湖,因為這裏已經成瓦礫堆了。他要保住他腦子裡那個夢中的西湖,那些當年值得他回憶的東西。

張岱的才情特別高,非常博學,但是他後半生的艱苦,使得他的文章格外有意思。止庵認為,張岱處於“有才不用”和“有才用才”之間。其實周作人很像張岱,但是他比較接近“有才不用”。周作人說,文章有兩字,一個是“嗇”,即有才情,但是不用;第二個字是“儉”,節儉是因為沒有才華。張岱還達不到“嗇”這個程度,他想怎麼寫怎麼寫,但是他的才情並不會被用完,這也是止庵非常佩服張岱的地方。

在國家危亡之際,張岱醉生夢死毫無心肝?

十年砍柴回想起他讀張岱文章的感受。一方面,他覺得張岱太厲害了,另一方面,他也覺得張岱不負責任,全無心肝。因為他是世家子弟,在國難當頭還在享受。張岱把吃喝玩樂寫到極致,他喝茶要把惠泉的水挑過錢塘江,因為他嫌錢塘江那邊的水堿味太重。賞花、看戲、打獵、養鳥,他都無所不精。

十年砍柴在看完《牛首山打獵》時就很生氣,他說:“都什麼時候了,張岱還跟著秦淮河的妓女顧不盈一起,像我們看戲的梁紅玉一樣,披著大氅去圍獵。”而在那個時候,李自成已經把朱明王朝的老家中都鳳陽給燒空了,後金也在遼東崛起了。這些消息張岱都知道,但他們依然醉生夢死。老百姓也許會覺得,新朝或許會好於舊朝,所以也許會對改朝換代無所謂。但是,對於士大夫來說,天下興亡,士大夫有責。所謂的天下亡,是文化消亡,而不是一朝消亡。張岱的家族世受皇恩,是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又做了什麼呢?

所以,在“國變”之後,張岱覺得很後悔。昔日他過著王謝家族那樣的日子,但是最後終成一夢,國破家亡,什麼也沒有了。張岱這種“悔”,一方面是內疚,看著天崩地裂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是沉痛感,生活沒有保障。這是明朝遺民的普遍心態。侯方域有壯悔堂,吳梅村在臨死前寫絕筆,覺得對不起崇禎皇帝。他們受了皇恩,卻投降了清朝,這其實是不可原諒的。張岱的負疚感沒侯方域、吳梅村那麼強。張岱認為,這是因果報應,他當年過得太好了,現在食不果腹。

一個人命運和一個大時代的命運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十年砍柴認為,縱使個人再有才華,也抵不住時代輕輕地拐一個彎。王安石寫過一首詩:“願為長安輕薄兒,生於開元天寶時。鬥雞走馬過一世,天地興亡兩不知。”張岱的前半生就是這樣過著小確幸的生活,天地興亡兩不知,最後一下子時代把他的夢給打破。張岱肯定也沒想到,大明這麼快就滅亡了。只有失去的時候,人們才會感覺,平常的幸福是多麼不容易。

張岱並沒有任務要為朝廷宣揚些什麼

止庵並不太認同十年砍柴的看法。周作人認為,古代的文章可以分成兩路:一種是載道文章,一種是言誌文章。載道是通過文章來弘揚某種大家認為的正確的觀念或主張;言誌指說自己的話,講自己的事情。張岱很明顯屬於典型的言誌文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除了蘇軾寫的小品和信劄之外,基本都屬於比較正統的文章。從公安派到竟陵派,再到張岱,他們都是對正統文章的一種反對,他們就是要寫自己的事情。他們在寫文章這件事上,是沒有任務要為朝廷宣揚些什麼。張岱也不是為朝廷宣揚“孔孟之道”的那類知識分子,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要求張岱。

而且,《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其實只是張岱的副業,他本身有著寫明史的正業。這部明史在他生前都沒有完成。但他副業的文章讀起來更有意思,因為他不用在文章里傾注那麼多的責任感。

此外,張岱有這種生活底子。一個作家要是閱曆不夠,寫具體的生活經常會沒什麼好寫的。而張岱的閱曆非常豐富,《陶庵夢憶》里所記載的他的生活,只是他整個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的文人還瞧不上寫小說,所以他們愛用這種文體來寫他們的生活。張岱記述的是一個物質生活史或精神生活史,而這本身也已經成為曆史了。

止庵在讀張岱的時候,還想到十月革命前後的俄羅斯作家,比如蒲寧。他們經曆的都是天翻地覆的時代。明清交替不是一般的王朝交替,因為這牽扯到民族問題,滿清入主中原動搖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根本,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殉國。

十年砍柴也認同了止庵對他的批評。“一介文人又能幹什麼?我的本分不就是率性為文嗎?我也碰到這樣的困惑。”在變革狀態下,知識分子究竟要保持什麼樣的姿態呢?像莊子的散木那樣,其實也是挺難的。十年砍柴用這種狀態來自勉,不管時代怎麼變,寫作都是他安身立命的東西,要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在這個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寫一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其實也是一個恰當的姿態。

作者: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編輯:沈河西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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