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年號“脫漢”?以往年號也是逸出原典本意的漢字新組合
2019年04月02日18:40

原標題:日本新年號“脫漢”?以往年號也是逸出原典本意的漢字新組合

等待良久的日本新年號,終於在四月一日仲春時節問世了。當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舉出寫有新年號“令和”的牌子時,我想絕大多數觀察者都會覺得有些意外。

美好心願還是春日景色?

這是日本自公元645年倣傚中國朝廷、發佈第一個年號“大化”以來的第248個年號。如果說有其特殊性,因為這是第一個並非直接出自漢籍的年號。根據日本學者的考據,此前史上247個年號,主要來源於如下這些中國典籍:源自《尚書》的年號最多,達36個。即將結束的“平成”年號,即來自《尚書·大禹謨》的“地平天成”;來自《易經》的27個;來自日本古代文士鍾愛的文學寶典《文選》的25個、《後漢書》24個、《漢書》21個、《晉書》和《新唐書》各16個。其餘可考的散見於其它各種漢籍,還有一部分未能查到出典。

新年號“令和”來自成書於公元780年左右的日本第一部和歌合集《萬葉集》,出自其第五卷收入的《宇梅乃波奈》,即《梅花歌三十二首》介紹創作緣起和主旨的題記(原文稱“題詞”),其中有“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句,取其第三字和第八字,成為新年號。安倍因為茲事體大,一改慣例,親自面向媒體說明新年號的意義。

他說新年號蘊含著“在人們美好心願的契合中文化產生成長”的意思,大概指在新年號開始的年代里,民眾以美好的心願,促進新文化的成長壯大吧。這無疑是日本政府和民眾的美好願望,但與年號的直接出典卻有些睽離。

就《梅花歌》本文而言,緊接前文兩句八字之後,還有這麼兩句:“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是說在初春的美好日子裡,肅氣轉溫,熏風送暖,梅花披上了像化妝粉黛的顏色,而蘭花也散發著服飾環珮般的馨香。這與其說是在描繪美好心願的契合,倒不如說是在描繪梅開季節的風物景色。

年號“脫漢”或成新標準

安倍的長期執政,代表著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新年號在年號史上第一次突破直接來源於漢籍的慣例,恐怕會使很多日本保守人士視之為“劃時代”創舉而欣喜雀躍。估計這也會引領以後的年號取向,使選自所謂的本土“和籍”成為新的標準。

日本早在“趨漢”、“親漢”的頂峰、平安時代的後期就開始“國文化”運動了。只是“漢籍”與其所代表的漢文化已經進入日本民族的心智結構,成為其民族精神的遺傳因子。而所謂“和籍”,譬如《萬葉集》,追本溯源也都是漢文學光芒之下展開的創作總集。至少其形式結構,與漢文學有著千絲萬縷、不能分割的聯繫。

新年號“令和”,雖然出自《萬葉集》日本本土詩人之作,但明眼的日本學者早已看出其脫胎自《文選》(成書於530年間)所錄的東漢張衡《歸田賦》:“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梅花歌》的詩人大伴旅人差不多是照抄的,把“仲春”改成“初春”也未見“青出於藍”,因為“仲春”二月更稱得上是“令月”,而奈良、京都地區的“初春”也較少是“氣淑風和”的天氣。

日語漢字語境下的“令和”

不過,日本人過去在擇取年號方面,在漢籍、漢文的基礎上也是有所創新的。

就說近代人們熟知的日本年號吧。“明治”來自於《易經》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同樣來自《易經》的“大亨而正,天之道也”;“昭和”來自《尚書》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平成”除了《尚書》,還有一個來自《史記》的出處:“內平外成”。

這四個年號從漢籍取字重新組合,基本上都逸出了原典的本意,不失為一種創新。

再回到“令和”的新年號,“令”在甲骨文里是一個具有“大嘴巴”之人在發號施令的象形文,用作動詞,有“命令”和“使得”的本意。後來發命令者也叫做“令”,成了名詞,如“守令”、“司令”等。這些人以其尊貴而受敬畏,以後“令”又成了形容詞,有“尊貴的”之意,如新年號出典的“令月”,以及“令郎”、“令尊”、“令慈”之類,主要修飾名詞,一般是不能與另一個形容詞連用的。

而新年號的“和”字,出自“氣淑風和”,或者“時和氣清”,顯然都是聯合偏正結構。將原為形容詞的“和”用作謂語,中國學者估計大多不敢如此隨意使用。所以當筆者看到菅義偉的舉牌時,還以為是動賓結構,即“令”字為使役動詞,有“使得”之意,而賓語“和”為名詞,有“和平”之意,覺得表達了日本民眾使“和平”成為新時代主旋律的願望。稍後得知日本政府將“令和”用作偏正結構,即形容詞“令”修飾名詞“和”,意為“美好的和平”,在驚奇日本學者顛覆傳統之餘,又對其筆形簡潔、琅琅上口和語義創新表示欣賞。

自從平成天皇宣佈退位以來,日本的學者與民眾一直都在猜測新年號,曾經發表過連篇累牘的分析報導,結果“令和”一詞,從來都不曾被人猜到過。而且“令”字是第一次在日本年號中使用,德川幕府末年學者們曾經提議使用年號“令德”,不過風雨飄搖中的幕府認為有“命令德川”之嫌,將其否決了,而改用“元治”(典出《易經》:“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更為神奇的是,日本的數據處理公司“東京商工研究”在宣佈新年號的同一天,對其所登錄的317萬家公司數據庫進行了搜索作業,結果發現沒有一家公司是以“令和”命名的。從這兩點也可以看出新年號的“創新”之絕。

不過,筆者還是想從一個中國語文學者的角度理解日本新年號的意義,希望五月一日開始的“令和”新時代,會“令”日本繼續享受“和平”。當然,時逢“仲春令月”,日本各地正在進入櫻花季節,風和氣清,讓民眾和遊客先享受眼下的煙景吧。

(趙堅,上海人,曾經就讀複旦中文系的碩士博士課程,後留學日本、加拿大,長期在海外執教,留心於比較文化的研究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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