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訪談|姚洋口述①:我的革命史觀
2019年04月01日16:51

原標題:經濟學家訪談|姚洋口述①:我的革命史觀

【編者按】

近幾十年,世界承平日久,樂觀的人們以為,個人命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回頭看逝去的歲月,個人遭際與時代有極強的關聯,個體在一定程度上並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個人命運是隨時代起伏的。我們該如何面對時代?經濟學是最緊扣時代脈搏的科學,主流經濟學家是大時代的親曆者,他們的人生隨國運起伏,同時他們用學識解釋過去,設計未來。澎湃新聞推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通過講述中國經濟學家個人成長、治學故事,來解釋時代的秘密,給以我們面對未來的勇氣。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口述的第一部分:

對於中國革命,我曾經寫過3篇文章,思考革命對中國現代化所起的作用。

第一篇是《在祖父遺像前》。我小時候被父母送老家江西新干縣,老家的堂屋掛著我三祖父的遺像。三祖父是個烈士,江西的烈士太多了,1980年代初我去江西烈士紀念堂參觀,那裡有一櫃子烈士名錄,所以縣里對烈士的紀念不太重視。對我三爺爺這個先烈的紀念,也只是在自家堂屋裡掛一幅像。祖父很年輕就犧牲了,犧牲時他才21歲,如果是現在的年青人,大學都還沒有畢業,他犧牲時中學畢業沒幾年。這些年祖父的遺像總是縈繞在我的腦子裡,讓我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做一些思考,這些內容我寫進了《在祖父遺像前》。

姚洋與伯母及其他親屬在姚有光烈士故居前。

此外我還寫過一篇《消失的小鎮》,寫我二爺爺個人命運的沉浮,以及我們那個小鎮的變遷。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較大沖擊,二爺爺本職是在外行醫,但他還有幾畝地,就請個僱農替他種,解放的時候定的成分是“小土地擁有者”,到文革被重新定為富農。僱農和他的徒弟們造他的反,還占了他家在鎮上的房子。二爺爺在鎮上的房子是兩進兩出的大房子,進去先是一個天井,有兩個小耳房,天井裡有口井,後面是主房和廂房。這是江西農村大戶人家的標準配置。

二爺爺被趕回村里老屋,我回到老家時二爺爺還健在,在他72歲那年的冬天,剛過完年,我們一大家子圍坐在一起烤火,他躺在椅子上,長歎一聲,“唉,我活太久了。”說完這句話他就睡覺了,當夜去世。

那個小鎮經曆“文革”後,像我二爺爺這樣的地方精英完全被抹掉了,文化上精英的成分也被抹掉了。

我老家新干縣的發展水平在全國屬於中等偏下,但縣里還是挺有錢的。不過我們那個村子衰敗得很厲害,新農村建設初期也沒有顧及我們村子。我回鄉給伯母過90歲大壽,縣里幹部要跟著去,我說這是我的私事,不要他們去,他們非得跟著。這些幹部到了我們村子後被震驚了,這個村子竟然這麼破敗,路是泥巴路,好多倒了好幾十年的破房子。因為大家都建新房子,祖傳老房子不敢拆。縣里的幹部看不下去了,新農村建設一定要有你們村。然後鄉里派推土機把破敗的房子全部推倒,又重修祠堂,嚴格說來它不是祠堂,江西話叫haiting(大廳),是過去家族議事的地方。村里只有姚姓一個姓氏,當年是兩兄弟在這建了村子,村東是大哥,西邊是小弟。祠堂修好之後,請了穿紅色超短裙的舞蹈隊做表演,唱流行歌,他們把錄像寄給我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說這些妖魔鬼怪是想氣死祖宗嗎?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說,“文革”把農村殘存的不多的精緻的東西全摧毀了,連祭祖都變得這樣荒唐。

姚洋與侄子們在姚有光烈士墓前。

我還寫過一篇《回鄉三日》,有很大反響,有人說這是當代《閏土》。這篇文章主要寫我的伯母,我被送回鄉下的時候是和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他們沒有孩子,我是被他們帶大的,伯母現在90多歲了,兩年前我給伯母做了90大壽。十幾年前一次回鄉我把伯母送到養老院,但伯母不習慣,又被送回家裡。她在鄉下的老屋裡生活了一輩子。我們家族的第四代都長大了,她更願意現在子孫繞膝的日子。

這些文章是壓在我心裡的命題,我在思考,革命到底意味著什麼?特別對於中國農村有什麼樣的意義。中國農村的進步不是線性的,革命對農村的進步起到了什麼作用?

姚洋與伯母的合影。

對於中國革命有很多解讀,無條件支持革命的想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支持“文革”的人,恐怕是腦子進水了。“文革”,我們有定論,黨的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曆史問題的決議》有定論。我寫《消失的小鎮》就想告訴大家“文革”摧殘了、摧毀了人心,摧毀了鄉村殘存的精英成分。

支持“文革”的人缺少曆史的縱深感,對曆史沒有深入的理解,他們只看到這40年出現的一些階層分化,譬如我們北大某研究會的那些學生,他們看到了貧富差距等問題,但解決問題不能回到“文革”,不能以那種方式再來一次輪迴,“文革”造成什麼結果我們都看到了。

革命是現代化的工具

當然有人徹底否定革命,認為革命根本沒有必要,甚至要回到1908年大清的《欽定憲法大綱》。還有人說慈禧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多麼偉大,如果她晚死幾年,中國君主立憲就成功了。這種人也缺乏曆史感;清朝沒有任何現代化的可能。首先清朝很腐敗,已經腐敗到必須滅亡的地步。溥儀遜位時很小,退位詔書是隆裕太后簽字,第二天隆裕太后又上朝去聽政,但文武百官沒有來朝。她問太監,為什麼百官不上朝?太監告訴她,太后,您昨天簽的字,大清沒了。隆裕太后這才知道自己簽的文件意味著什麼。一個朝廷已經腐敗到這種程度,它完全沒有存在和現代化的可能。其實清朝在生物意義上也沒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清朝最後幾代皇帝,多半是因為近親結婚,都沒有生育能力,清朝不滅亡才怪。

同時,由於清朝是滿族統治者,還要面對民族感情,孫中山先生發起革命最初的口號是“驅除韃虜,複我中華”,用民族情緒來發動革命。如果這是個漢人政權,可能還有轉圜的餘地。但一個滿人政權,腐敗到這種程度,老百姓怎麼會繼續容忍它存在?

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但是,中國革命的意義在哪裡?

有沒有一種中間的可能性來解釋中國革命?有時候外國人旁觀中國革命,反倒看得更清楚一些。費正清在1970年代末寫了一本書叫《偉大的中國革命》,他從1840年寫起。讀了這本書後,才能夠理解毛澤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所指。毛澤東比他的同事們都更有曆史縱深觀,他之所以這樣寫碑文,是因為他意識到,中國處在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自己不過是中國現代化的工具。毛澤東時時刻刻都在反思自己,剛進北京他說“我們要進城趕考”,他在提醒自己“我們要跟帝王不一樣”。我讀過他的身邊工作人員一篇回憶文章:毛澤東在1956年執筆寫他最後一篇文章《掀起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寫完後已經淩晨4點鍾了,他的私人醫生陪他去散步,醫生跟他說:“毛主席,我們革命都成功了,您也應該好好休息了。”那時候毛澤東60多歲,他臉色一沉:“(革命還要繼續)我們有變成封建主義的危險。”這說明他有自我意識,要約束自己,在中國通往現代化的過程中,自己不要變成一個帝王。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從1840年被迫開始,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完成現代化,我們這些人也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工具。所以,我們應該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中國革命,中國革命不僅僅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還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還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譚嗣同他們的革命。這些革命都是在完成一件事情:把中國從古代社會推向現代社會。

爆發革命的必然性

或許有人說革命的過程太殘酷,但是革命不可避免。要說殘酷,古今中外的革命都殘酷。英國現代化進程由光榮革命開始,在光榮革命之前戰爭打了近一個世紀。當時正值北半球變冷,整個歐洲都在饑荒中,那時歐洲出現人吃人現象。中國也正處在改朝換代的酷烈時刻,也是餓殍遍野。

相比歐洲,中國革命的難度更大。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過,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革命很難,從政治上來說更難。中西方革命的對像一開始都是王權,但歐洲比較幸運,歐洲王室的力量沒有中國皇室這麼大,歐洲有宗教在製約王權,宗教和革命者聯合起來對抗王權,甚至歐洲的革命者乾脆打著宗教的旗號發動革命。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在位時,天主教和新教爆發衝突,而英國議會里很多有錢的資產階級信奉新教,宗教聯合新興的資產階級,把國王給送上了斷頭台。所以英國革命有主導力量,他們的革命相對中國來講更容易,但過程也很慘烈,戰爭幾乎持續了一個世紀。

在這點上中國革命沒有同盟軍,中國本來就沒有宗教,民間社會也很弱。中國革命有多重任務,不僅是人的解放,不僅是政治解放,還有思想解放。

中國皇權曆史悠久。自從秦始皇時代建立大統一的帝國,中國進入帝國時代,而不是封建社會,封建時代是西周、春秋、戰國,馬克思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描述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不瞭解中國,他對東方文化,對中國很不瞭解,他寫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不盡正確的。帝國的王權相比封建王權更為強大,所以王權對中國的影響根深蒂固。

中華文明到宋代達到了世界農耕文明的頂峰,如果不是全球變冷,我們很可能就突破天花板了,極有可能在1000年前,發生工業革命。那時候,汴京一半的人口在燒煤,當時在技術上已經做好了準備,那時已經發明了火槍和紡織機,所以出現蒸汽機是大概率事件。但因為氣候變冷後,北方遊牧民族輪番南侵,摧毀了宋朝的高度文明。北宋後期和南宋時期,面對天災和蠻族的入侵,中國文化開始趨於保守,程氏兄弟和朱熹把動盪歸咎於人的貪婪,因此不是鼓勵反抗外敵,而是把儒家學說推向極致,變成保守的說教。明清中國的停滯,既是蒙元野蠻統治的結果,也是中華文明走向保守的結果。這個影響很深遠,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就心智而言,當今中國大多數的百姓恐怕還停留在19世紀。

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同盟軍;我們的現代化一直很艱難,因為舊勢力太強大。所以譚嗣同才會說,所有國家的革命都以流血開始,中國的革命還沒有流過血,請從我開始。他本來已經逃到外國使館,又走出來坦然赴死。他就是要用他的死來告訴大家,國家進步是要流血的。

如果要假設的話,中國革命唯一的缺憾就是,如果孫中山先生不那麼早去世,中國曆史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也許我們的革命不會那麼慘烈。就因為孫中山先生交班給了錯誤的人,使得革命過程變得非常慘烈。蔣介石是上海灘流氓出身,到日本讀武校後靠愚忠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賞識,但他沒有曆史眼光。蔣介石靠掌握的軍權,把國民黨的權力給篡奪了,他的崛起等於篡權,汪精衛敵不過蔣介石,後來不得不寧漢合流,承認蔣介石的權威。

如果孫中山選汪精衛做接班人,再為國民黨設計一套嚴格的組織,延續中山先生“聯俄扶共”的政策,控製好軍權,那麼中國的革命或許會是另外一個圖景。

後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有必然中的偶然性。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立誌要用軍事的方式來改變這個世界,毛澤東個人的曆史就是一部共產黨革命的勵誌史。毛澤東的成功是由很多偶然事件造成的。他在江西被民團給抓住,他用幾塊銀元收買了民團然後脫險。如果他就此犧牲,革命也就完了。長征開始時,李德三人小組聽了朱德的懇求才把毛澤東帶上,否則長征也會失敗。遵義會議之後,爬雪山過草地,如果紅軍直奔蘇聯而去,革命也完了,因為馬家軍等著呢,中央紅軍是疲勞之師,結局只會像西路軍一樣全軍覆沒。只因為毛澤東撿了一張舊報紙,知道陝北還有個劉誌丹,他臨時改變主意,去了延安。後來的西安事變也是偶發事件,不然紅軍很難立足。所以,如果沒有這些偶然事件,共產黨的革命不會成功。

但我們不能只看偶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一種必然。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中國革命。本來國共有很多次合作機會,不用再有激烈的流血革命,就有可能加速中國的現代化,但是都錯過了。我的三爺爺是共產黨烈士,但同時為新干縣國民黨縣委工作。我估計他既是國民黨也是共產黨,因為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允許黨員交叉入黨。直到1945年國共和談之後,還是有機會國共合作的,毛澤東一度想把共產黨總部遷到淮陰去,這樣他去南京開會方便,因為共產黨要參政。

但是蔣介石沒有大曆史觀,又犯了一次錯誤,大打內戰。他以為1936年因為西安事變,沒把共產黨消滅掉,10年之後有這麼好的機會,一定要把共產黨消滅掉,所以他又一次走到了曆史的反面。蔣介石不是偉人,論軍事能力、組織才能、謀略上都夠不上偉人的量級。他擁有那麼強大的軍隊為什麼會失敗?就因為他沒有組織能力,他的手下都不聽他的指揮。蔣介石錯失了成為中國現代化工具的機會,而把這個機會拱手讓給了毛澤東。

《在祖父的遺像前》里我思考中國革命,得出了我們都是中國現代化的工具這樣的結論。回到當時的曆史場景去,現代化不可能沒有犧牲。原生性國家的革命都非常慘烈,英國革命就極其慘烈,先是查理一世上了斷頭台,到他兒子複辟後,又把克倫威爾的屍體從墳墓裡拖出來,執行絞刑,死了還要侮辱泄憤。我以前教過一個劍橋大學項目,我問英國學生,你們的教科書里有這一段嗎?他們說沒有。估計實在太殘酷了,沒有進入教科書。法國大革命也是同樣,革命者互相殘殺,也非常殘酷。

但是革命有其結果,拿破崙為了保留法國大革命的成果,發動戰爭,殃及歐洲很多國家,但凡是拿破崙軍隊到過的地方,在未來100多年、200多年里都發展得比其他地方快一些。

所以,原生國家尤其中國這樣曆史悠久的國家,要從舊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僅有啟蒙運動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流血的革命,把舊勢力完全剷除才能實現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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