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天府”何以成為四川的專有名詞
2019年03月31日09:40

原標題:維舟:“天府”何以成為四川的專有名詞

如今中國人對“天府之國”的理解,不僅局限於四川,而且常偏重於“肥沃富饒”這一層經濟地理學層面的意義。純從“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的意義上來說,古人常說的其實往往不是“天府”一詞,而是“陸海”——這兩個詞在某些意義上有重疊,但“陸海”並沒有“天府”所隱含的“地勢險要的建都立業基地”的含義。

例如,關中常被稱作“天府”,但《漢書》卷二八地理誌下又稱之為“陸海”:“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顏師古註:“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雲陸海。”《史記·張儀列傳》索隱註:“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宋人許亢宗在《奉使行程錄》中記載遼代薊州“自晉割賂北虜,建為南京……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在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這裏“陸海”一詞已帶有了某種“市場”的意味,到明代,它甚至還隱含指“各色人等繁雜的地方”,如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地部一:“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姦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四川盆地也是一樣,晉人常璩著《華陽國誌》:“蜀沃野千里,號稱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這段話在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的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可能反映出當時蜀人一種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在曆史上,四川盆地從未像關中平原那樣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但由於其特殊的地勢而能自成一格,在亂世時往往成為宜居之地,《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談到前蜀開國君主王建時所說的,正是其曆史上的常態:“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這裏仍然強調了它是“恃險而富”。

由於傳統上“天府之國”特指帝王賴以建都的根本之地,而在唐代以後的大一統帝國時期,顯然不太會有人考慮成都平原,因為這裏僅適合“偏安”而難以掌控全國局勢——這一點不要說和關中無法比擬,就是和北京、南京相比都遜色一籌。因此,在曆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除了蜀漢這樣的特定情況外,很少人會把這兒稱作“天府之國”。

不過,大體從晚明時期起,對“天府之國”的一種新理解出現了,更側重能徵收貢賦這一面,把那些雖然未必能成就“王業”、但物產豐富的地區稱作“天府之國”。明萬曆年間的屠本畯在《閩中海錯疏·原序》中便說:“禹奠山川,魚鱉鹹若;周登俎豆,魴鱧是珍……閩故神仙奧區,天府之國也。”在此,他從《禹貢》的視角出發,把福建沿海稱作“天府之國”,但這顯然僅指當地富於物產,而非指據守當地足以建立帝王霸業。晚清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等上奏《會籌全台大局疏》,憂慮於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圖謀台灣東部,說到“論者每謂後山精華,停蓄日久,奇珍瑰寶,充牣其間,蠻荒之區,實天府之國”,也純就當地物產而言。林則徐曾為同鄉名臣陳若霖舊居題寫門簾,上聯是“三十州都督,文武兼資,王命秉鉞臨天府”,以此稱譽陳氏曾在四川、山東、湖北、雲南等地任職,執掌民政稅賦,他並未特指“天府”是哪裡,而是表示這些地方都是國家重要的稅賦之地。

晚清之所以對“天府”的理解更側重“富饒”這一層意義,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為西風東漸之後,受“商戰”理念興起的影響。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商戰》中就按傳統的宇宙論,將商務視為國家的基本力量:“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試為援古證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設市師以教商賈,龍門傳貨殖以示後世。”雖然他在該書中將關中稱為“天府之國”,提議遷都西安;但與此同時,他也將“天府”視為“繁華富庶”的代稱,如“四川天府之國也,其民數十兆,既庶且富”、“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視水陸舟車為轉移。有昔為荒區,今成天府者,如中國之香港、上海、煙台、牛莊等處”。在這裏,他顯然並不是把這些城市視為“爭雄天下的險要根據地”,而在他之前,也從未有人將某個城市稱作“天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戰”理念中,“繁華富庶”也不是單純作為經濟現象來理解的,而被看作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曉舊籍的學者對“天府”的理解仍秉持傳統,如章太炎《討滿洲檄》“夫以黃帝遺胄,秉性淑靈,齊州天府,世食舊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蕩覆”,更明顯的是他談到顧炎武“居華陰,以關中為天府,其險可守”,明確指出“天府”的要件是“其險可守”。甲午戰敗,康有為公車上書,提議四條建議:“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而遷都的首選,他認為是關中:“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瀋,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這裏他雖然也提到了“崤函之固”,但對“天府”卻偏向於其“膏腴之地”這一面。戊戌變法前夕,譚嗣同著《仁學》,也偏重這一含義,史無前例地將中國的江淮平原稱為“天府之國”:“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耆獻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顯然,這裏已不再注意傳統的“地勢險要”這一點,而僅注重其物產、人才的層面。

不過康有為的觀點多變,在戊戌變法時,他又提議以上海為基礎另建新京,認為“陸爭之世”,建都重在“表裡河山,中開天府為固”;但海通之世“則以據江河之盡流,臨溟海之形勢,交通便利,腴壤饒沃,開戶牖以納天下,以進取為勢”。他還開闢了一個新的傳統:在民族主義情緒的鼓蕩之下,將整個中國視為“天府”,如其《愛國歌》:“登地頂昆蒼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州。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嶽嶺環峙,川澤彙流。中開天府之奧區,萬國莫我侔!”又有《愛國短歌行》:“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為疆。嶽嶺迴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今為萬國競時,惟我廣土眾民霸國資,偏鑒萬國無似之。”其中所謂“廣土眾民”為霸國之資,與戰國策士的思想無異。

這不僅是康有為個人的想法。他的學生梁啟超亦有《愛國歌》,其中歌頌:“泱泱哉!吾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1899年,梁氏又稱中國為“二萬萬里膏腴天府”,1902年又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提出“我國天府腴壤,甲於全球”。1905年,革命黨人陳天華在《獅子吼》中稱譽中國“真是錦繡江山,天府上國,世界之中,有一無二”。這是當時革命黨人國族認同中的常用語,相當於我們自小在課本上讀到說中國“地大物博”,只不過當時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調與各國的激烈競爭。1907年秋瑾秘密組建光複軍,以“光複漢族大振國權”為八個軍的番號,並製定了詳細的起義計劃,《光複軍義稿》稱其目的在於:“雪我二百餘年漢族奴隸之恥,後以啟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將整個中國稱為“天府”是史無前例的,就其傳統意涵而言已屬誤用,就像不能把整個身體稱作心臟一樣。

在此之後,“天府”的確切含義就發生了偏移,原先那種注重“居中馭外”的治國術觀念淡化,而強化了當地“肥沃膏腴”這一形容本身,隨著傳統文化的斷裂,現代人尤其沿用不察。詩人北島在提及大饑荒時說:“天府之國,困難時期竟餓死數百萬人。”雖然這裏指的是四川,但顯然側重指當地物產之豐饒。曆史學家楊寬在《戰國史》一書中,提到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從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氾濫的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在同書另一處也提到“等到秦兼併巴蜀之後,特別是建都江堰以後,蜀就成為‘天府之國’。”然而,在戰國之際將蜀地稱為“天府之國”其實嚴格來說是時代錯置的,顯然楊寬在此僅指其“土地肥沃”而已。英國東方學家G.勒·斯特蘭奇的名著《大食東部曆史地理研究》的中譯本堪稱信達雅,但在提到阿拔斯王朝時期的伊拉克地區時,譯者韓中義卻用“天府之地”一詞來對譯原文的marvelous fertility(極其肥沃);在另一處甚至用“天府之國”來對譯the Vale of Manna(“瑪那之穀”,“瑪那”是《聖經》中的天賜食物)。顯然,他想採用一些較為典雅的詞彙,但卻未能充分意識到“天府”一詞原本蘊含的複雜意味,實際上是不適合對譯英語原文中那些意思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偏離。

詞義的變遷在近代當然也是常有的事,一如“衛生”一詞在近代對譯英語的hygiene之後,在現代漢語中也不再是古漢語中“養生”那一層意思了。但在“天府”一詞上的問題是,很多人並未意識到現代說的“土地肥沃”這一層意思的“天府”,並不是古代的原意。網上常有諸如“秦末漢初成都取代關中而稱‘天府’”這類說法,曆史學者王雙懷《“天府之國”的演變》專門論述這一問題,發現曆史上中國曾有許多地方被稱為“天府之國”,但其理解同樣有偏差,因而誤以為“天府之國”稱號的轉移意味著各經濟重心的興衰,因而他的論文中才出現這樣的句子:“宋遼夏金時期是一個大分裂的時代。京津一帶先後處於遼、金的統治之下,關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國’或被邊緣化,或淪為戰場。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地區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新的‘天府之國’。”由於不理解“天府”一詞原先蘊含的政治意味,他將各地“天府”稱號的變遷看作是“中國經濟重心”轉移的信號,可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此類說法都意味著中國人對傳統的理解出現了斷裂。如前所言,“天府之國”本就著眼於軍國地理學的治國術視角,因而不同時代的人在說到某地是“天府之國”時,並非意味著此地比他處更為肥沃富饒,而只是因為他們覺得從當時的“天下形勢”來判斷,這裏更適合建都以掌控天下,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關中在衰落上千年之後,還有人孜孜不倦地論證這裏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國”。這種理解的偏差常使人對曆史發生誤解,如北宋時儂智高起兵兩廣,大儒李覯上書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兼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強調“江淮而南,天府之國”,便有論者認為“後世證明,李覯極具遠見,南宋即賴江南支撐半壁河山,而江南亦取代中原為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然而,李覯其實向來力主重兵、強兵、用兵,他所說的“天府之國”無非是強調此處對南宋而言是國家根本要地。同樣的,清代開始有人稱讚盛京一帶是“天府之國”,也並非因為這裏比別處更豐饒,只不過因為此處對“王業”特別重要罷了。

對這一問題看得最清楚的,是張雨在《“天府”:可悲的川人專利》一文中所說的,“細考凡稱天府者,多與天子府庫、帝王基業相關,故在帝製時代,並不敢妄稱‘天府’。民國之後,帝製解體,地方崛起,文人鼓吹,傳媒風行,天府之稱,始為大眾熟知。”他認為,四川之所以獨享“天府”美名,只是由於抗戰時期“國人多以天府譽四川”,遂致使此名遍地開花。這一點的確大抵可證實。著名僑領陳嘉庚1940年自四川樂山飛重慶,讚歎“沿途飛行所見無甚高山峻嶺,而田園蒼翠,江河如織,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川省之殷潤實遠勝於西北等省”。

由於很多人對其深遠的傳統意味已不甚瞭解,“天府之國”的含義不僅窄化,且漸漸變成了四川的專稱。如《中國新天府》是一本寫寧夏的書,其意不過在於稱譽“塞上江南”之肥沃。2013年《中國國家地理》“圈點新天府”,用意當然也不是說哪裡更適合建都,而不過是將之作為“新糧倉”之意。當時還有不少四川人憤而發文號召“捍衛天府”,認為此舉有奪我“天府”美名之嫌,認為《中國國家地理》作秀、荒唐、可笑,質問其“意義何在”、“居心何在”。四川學者李後強甚至提出建立一門獨立學科——“天府學”,涵蓋四川盆地及其周邊元素、組成、結構和功能,這完全是將“天府”視為四川的專有名詞。然而,考諸曆史,全國至少有不下十處曾被稱作“天府”,四川既非最早也非最出名者,它之所以獨享此美名,不如說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結果。這其中重要的並不是這一稱號含義的變化,而是中國社會本身發生的變化。從這細小的切片中,也能窺見那種傳統的軍國地理學視角的政治文化,已為很多人所淡忘,但這仍是我們把握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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